
在熙熙攘攘的逐利江湖,仁人志士本就凤毛麟角,维持一些“近乎勇”的基本尊严,或许还不无一点意义与价值在。
“我该张口还是保持沉默?”老朋友的这一问,让我无语良久,虽然彼此隐约都知道答案。
在江湖打滚多年的伤痕累累,并没有把他磨成成八面玲珑的老油条。这一问所闪露的,还是多年来一直对他很欣赏的赤子之心。这或许也是为何毕业后虽然各奔东西,难得碰头,有机会见面,还是能快速地重建默契。
世故地说,老朋友的这一问,属于初出茅庐级别的天真。得罪人又没有功劳好处的事,当然是三缄其口为好。但我说不出这样的话,也知道他听不进去。同任何组织一样,他所服务的跨国企业,牛鬼蛇神混杂,认真做事之外,更要多几分心眼做人。他几十年来因为大致同样的理由跳槽几次,但江山易改,始终还是得面对相似的拷问。
同他业务有关联的另一个部门资深主管,对分内事务缺乏应有的知识,也没有专业热情,可是却人缘不错,也获得大老板的肯定。虽然部门不同,朋友的业务却和该主管的工作时有交集。每次开会,围桌的人都在看无能主管的笑话;况且竞争对手的业绩明显可比,要仿效也并不是非常困难,可大家都闷不作声。只有在没外人时的茶水间,才会偶尔听到熟人之间无奈的揶揄。
他坦承一开始时也加入这种私底下的冷嘲热讽,但是这无助于解决问题,业务上的失误一再发生,却没有人愿意当那只给猫挂铃铛的老鼠。老朋友一度闷出病来,但意识到大老板并没有要处理的意愿,因而始终提不起勇气说破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皇帝新衣。“为人谋而不忠乎?”“但是忠言逆耳啊!”他挣扎了许久,一直没有答案;毕竟人到中年,家庭的担子不轻,已经不敢像年轻时那样任性,拂袖而去。

如果用“现代”的知识,我们可能会用行为经济学为自己的怯懦开脱:奋斗了半辈子,累积了稍微像样的江湖地位和年资收入,任何“愚蠢”的“机会成本”都越来越成为难以承受之重,轻则声名受损,重则被扫地出门。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要选择的无疑如同教科书标准答案那样的简单清楚。可是内心深处,我们也都知道标准答案不一定是对的答案。
彼此都读过“见义不为,无勇也”这句话,生活的经历也多少见识了“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的道德判断,对于唯唯诺诺的处事态度深不以为然;可是临事久了,也更知道勇敢之不易。怕得罪人,树敌太多,让自己的日子难过,工作上得不到配合,上司怪罪不合群……尽管“义者,宜也”,正确合宜的事情,道理其实大家都懂,但要真去身体力行,没有一定的修为,还真没几个能做到“勇者不惧”。
既然没有勇敢的勇气,就唯有退而求其次,至少要“知耻”。孔子很明白地指出这并不是“勇”,但肯定它是“近乎勇”。没有勇气当面说,背地里也就别风言风语,不然只是显得自己窝囊而已。朋友的羞愧之心,体现的正是这种“近乎勇”的品德。在熙熙攘攘的逐利江湖,仁人志士本就凤毛麟角,维持一些“近乎勇”的基本尊严,或许还不无一点意义与价值在。
说与不说,存乎一心,这种日常的抉择,原本就是一个人的修行。龚自珍“著书都为稻粱谋”,一语道尽了多少的辛酸和无奈;就算可以不顾年底的花红、加薪、升级,周围同事的肯定与接纳,依然是见义勇为的心理障碍。这也是为什么孔子要痛骂“乡愿”是“德之贼”,一个全村都喜欢的人,非常可能是谁都不去得罪,因而也没有是非坚持的伪君子;最起码也要做到“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就因为现实生活里少见,这样的例子才会被记录下来流芳百世。但它也毕竟证明这样的境界并非遥不可及,后人愿意努力,至少还能参考前贤的榜样。归根究底,这仍然是一个人的修行,“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要不要做正确的事,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老朋友听到“知耻近乎勇”,先是楞了一下,继而相视而笑。或许他本来就不准备从我们的闲聊里找答案,因为心里早就一片雪亮。自那一次聚会,我们还没有机会再碰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张口了,还是继续保持沉默。或许,我应该也不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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