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故我在

/ 林沛理

人是萬物之靈，不只因為他懂得思想，亦因為他懂得步行。這是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的考古學家德西爾瓦（Jeremy Desilva）提出的有趣觀點。在新書《第一步：為何直立行走乃人性之本》（First Steps: How Upright Walking Made Us Human），德西爾瓦指出，人類的「雙足主義」（bipedalism，指以雙腳站立及步行的能力）令我們在動物世界中鶴立雞群。他也提醒我們，用雙腿走路，是孩子成長的里程碑；而失去用雙腿走路的意志和能力，則是健康走下坡最清楚明白的信號。

人類是唯一以雙腳而非四肢行走的哺乳動物，從進化的角度而言，這表面上不合邏輯，因為它拖慢我們奔跑的速度。可是，正因如此，男的才會玉樹臨風，女的才會婀娜多姿；我們的雙手才會變成解決問題的最有用工具。德西爾瓦認為，用雙腳直立行走（upright walking）是人類掌握審美能力和「通往發展技術技能、社交和科學創新的大門」（gateway to technological skills, sociablity and scientific innovation）。

這不只是學者和科學家的意見。法國作家格羅斯(Frederic Gros)在《散步的哲學》(A Philosophy of Walking)一書指出，對如盧梭(Rousseau)、梭羅(Thoreau)和康德(Kant)等鴻儒和哲人來說，散步就是沉思和冥想(Walking is the Western form of meditation)。我們活在一心多用的「multi-task」年代，但一個人散步的時候只可做一件事情——用他的兩條腿子走路。在這個過程中，步行者的身心和思想感情合一，重新發現活在當下那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和興奮。

東方人冥想要靜下來，但西方人卻喜歡邊走邊想，用逍遙之法做沉重之事。格羅斯稱這種充滿哲學意味的走路方式為「沉思式散步」（contemplative walking），難怪古代西方有一追隨者眾的哲學流派叫「逍遙派」(peripateticism)。

評論家卡津(Alfred Kazin)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城市步行者》（A Walker in the City）被譽為寫「從步行看紐約」最好的書（the best book ever written about New York on foot），書中提到美國史上最優秀的「走路詩人」（poet-walker）惠特曼（Walt Whitman）。對惠特曼而言，散步不是要離群獨處，而是要走入群眾。步行的目的不是退回自己的內心世界，而是投入社會，將狹窄的「私我」(private self)擴大成關心別人的「公我」(civic self)。

要認識一個城市，甚至對它有所領悟，最好的方法不是找個有利的位置居高臨下俯視一番。這樣做也許可以製造「大地在我腳下」的優越感，但無助我們「體驗」和「經歷」一個城市和了解住在裏面的人。我們必須腳踏實地，走進人群。以大都會紐約為例，其中一段最刻骨銘心的描述，正是來自一個步行者令人心碎的視覺：「我漸漸喜歡上紐約。入夜，她的紅男綠女和車如流水令你目不暇給，置身其中仿如踏上刺激的冒險之旅。我喜歡在第五大道散步，在人群中挑出一些如花似玉的女郎，幻想自己不動聲色地闖進她們的生活，世界既不聞也不問。有時，我會想像跟她們一起走到隱蔽街道的轉角，她們在回家之前對我回眸一笑，然後消失在溫暖的黑暗裏」（《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 ））。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思維及其他專欄/2021-18/1619668727595/我行故我在

《爸爸可否不要老》是一齣驚慄片

/ 區家麟

還記得多年前一個驚慄場面，夜闌人靜，我獨個兒在家中，桌面只亮起一盞燈；電話猛然響起，是外母大人，她要找女兒，不斷在話筒中呼喊女兒名字。

幼女的名字看來是她唯一記得的名字，我家電話也是她唯一未忘記的號碼，她隔天就打電話來找女兒。

只是，那幾天，她女兒一直伴在她身邊，沒有離開一步。

《爸爸可否不要老》就是這樣一齣驚慄片，絕大部分場景只發生在一個尋常不過的住宅中，但認知障礙症病人的世界，抓不住時間、留不住記憶、忘掉了親人、忘掉自己、最後忘掉了樹葉、忘了風、忘了雨，陷入深淵，回到嬰孩心智，無力挽。

男主角 Anthony Hopkins 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實至名歸，電影撼動人心之處，更在導演的表達方式，有新意卻不造作，處處懸疑卻非故弄玄虛。【本段以下幾句含劇透，雖然很多文章都寫過，為免有損觀影興致，可以跳過】導演透過老人的主觀認知，重現腦退化後的世界，故事剪接得時空錯亂、人物混雜、場景重複、真假難分、現實與記憶重叠，帶領觀眾進入認知障礙病人的世界，令觀眾不斷問究竟誰是誰，事情的先後次序，而你也許永遠搞不清，你才會明白，病患者的固執、失落、惱怒、妄想受針對，自有原因。

《爸爸可否不要老》似乎是我看過最恐怖的恐怖片，驚慄是照顧者進退兩難，情緒崩緊；更驚慄是認知衰退侵襲，腦袋退化失控的無依無力。平常驚慄片，你知道劇情細節是編劇導演營造的，故事總帶點虛構，而且永遠不會發生在你身上。《爸爸可否不要老》之驚慄，在你明知道一切都是真的，當腦袋要告別，你不能逃避，無法逆轉，可能發生在你的至愛至親身上，也可能是你自己的未來。

縱使陽光明媚，卻是悲涼窒息。電影最後總要有半點正面訊息，除了喚醒人關注認知障礙症患者的處境，我們也要叫自己明白，好日子不會長，那就珍惜片刻的陽光，看看一草一木，聽聽風、沾沾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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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給張愛玲的信

/ 王偉雄

張愛玲散文集《張看》收入了 1968 年發表的〈憶胡適之〉，胡適於 1962 年去世，這篇六年後的文章，確實是憶，而不是悼；寫得平實自然，淡淡地感人，令讀者從她的回憶中見到了胡適這個人的某些具體品質。不過，我認為全文最能讓讀者感受到胡適為人的，是胡適自己的文字 — 他寫給張愛玲的一封信。

這封信，是回信。1954年，《秧歌》出版，同年秋，張愛玲從香港寄了一本給在美國居住的胡適，並附有一封短信。胡適讀過《秧歌》後便回信。由於張愛玲「搬家次數太多」，終於遺失了這封信，猶幸她的朋友代抄過一份（竟有人做這樣的事！），所以信的內容得以保存。這封信我實在太喜歡了，一定要分甘同味，也省得讀者去找來看，所以索性全封信引出：

愛玲女士：

謝謝你十月廿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

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

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 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緻功夫。

你寫月香回家後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後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你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和「從來沒注意到（小麻餅）吃起來侉嗤侉嗤，響得那麼厲害」一段。這幾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下面寫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

你寫人情，也很細緻，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 131-132 頁寫那條棉被，如 175、189 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189 頁寫錦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你這本小說出版後，得到甚麼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 160 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與 205 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76 頁「在被窩裏點著蠟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我讀了你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 我讀了這幾句話，又讀了你的小說，我真很感覺高興！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止產生了你這一本《秧歌》，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還寫了些甚麼書？如方便時，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平安　　　　　　　　　　　　　　

胡適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

（舊歷元旦後一日）

胡適這封信，最明顯、也是最感人的，是其中流露的誠懇。張愛玲寄書給胡適，他便真的看了，而且看得仔細，否則不能給出那些如此具體的評語（有些人連書的內容也沒看，便替作者寫序或推薦該書，實在是大大的不該）。難得的是胡適沒有以（大名鼎鼎的）前輩的口吻提出批評，事實上是欣賞多於批評，而即使是有批評意味的說話，也只是平平道來，絲毫不帶傷人的筆鋒；張愛玲看了，絕不會覺得難受。胡適甚至說自己對《秧歌》的評語「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那是自謙，而他這樣說，並沒有給人半點虛偽的感覺 — 這是誠懇的自然效果。

短短七百多字的信裏，「平淡而近自然」一語出現了四次。這不但是胡適用來稱讚《秧歌》的用語，而且看來是他特別重視的一個文字創作的優點。胡適說這個優點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這點我非常贊同；我自己寫作時都力求達到這個境界，也不介意一般讀者是否欣賞「平淡而近自然」的文字（我的意思不是自己已達致這個境界）。平淡而近自然，不但《秧歌》做到了，胡適這封給張愛玲的信也做到了；所以感人，淡淡地，基礎在於誠懇。

http://fishandhappiness.blogspot.com/2021/04/blog-post_25.html

新“丝绸之路”之——区块链

/ 林卓锋

上周三，美国第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在纳斯达克上市。不知道读者是否曾经投资于加密货币？Coinbase是数码货币交易所，以前想要买卖加密货币的投资者通常会面对各种交易上的麻烦，比如托管问题，私密钥匙存储安全问题等。但此类加密币交易所提供了一个快捷有效安全的途径，让投资人只需要注册一个类似股票账户，就可以很容易的对各种加密货币进行交易，而交易所便赚取交易费。

说到加密货币，不得不提举足轻重的比特币，今期让读者了解一下，比特币在过去一些阶段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比特币之父中本聪这个名字，据说他在2009年1月3日，在芬兰的一个服务器里面，创建了第一个区块链，并且系统自动生成了50枚比特币。但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中本聪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人知道实际上他是谁和究竟在哪里。他却留给世人一个用途未解的新发明——“区块链”。

此后的几年内，比特币其实一直维持在0.1美元左右（0.41令吉），所以曾经有人使用过一万个比特币来买披萨，成为世界上最贵的披萨，相信该位主人翁看到每一枚特币现在价值6万5000美元／约26.8万令吉以上，肯定懊悔不已。

虽然比特币的诞生是中本聪所创，但要说到发扬光大，便要提到一位1984年出生，名为罗斯·乌布利希（Ross Ulbricht）的人。在2011年，当年只有26岁的罗斯从大学时期就一直在贩毒，但他并未能成为毒品大亨，直到无意中发现比特币之后，他便在俗称暗网的互联网世界，建立了一个商品交易网，名为——“丝绸之路”。

但此“丝绸之路”的网站所贩卖的却是一切的非法交易，包括毒品，色情，杀手服务，军火买卖，身份造假之类的地下市场。然而，他后来被一名暗网内的卖家勒索威胁而雇用杀手，最后被捕而在2015年被判终身监禁。但比特币这种脱离银行体系，去中心化的特征，就意外的成为另类市场内最重要的交易支付工具。

其实，世界上很多新的技术，最开始都是为了非正规需求而引爆。除了比特币以外，高速的宽频互联网，最大的推动者就是网上色情视频提供商。现今，除了众所皆知的比特币以外，还有无数的加密货币大爆发。而随著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上市，加上简便的交易，可以预计将来的应用场景将会越来越多，而带动周边的金融创新也会越来越超乎一般人想像。

虽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美国财长耶伦，甚至股神巴菲特也曾经公开评论过此类的加密货币是一种低效以及消耗极多能量的方式，甚至警告投资者不要参与。中国政府也在2017年9月叫停境内所有相关交易。但世界的金融创新，并没有因为各国政府的厌恶而停止。除了预计各种加密货币交易所陆续上市以外，全球第一个比特币ETF经已在加拿大上市，另外还有其他十几个类似的加密货币ETF正在申请上市阶段。

无可避免的，随著交易的简便性提高，和更多的金融平台比如美国Square旗下的Cash App和PayPal，甚至越来越多商家包括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接受加密货币作为支付形式之一，加密货币将会更快速与更有效率的走进现代人的电子钱包。当普及性越来越广的时候，便自然的增加它的交易量与流动性，从而减低它过去所见到的巨大波幅。当波幅性减低的时候，自然也会增加普罗大众对它的接受度，也让整个正循环继续延伸。

华尔街正不断的制造区块链的潮流，在观察当中，只要和加密货币或者区块链概念沾上边，便可以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最近美股市场火爆异常的NFT概念股（Non Fungible Token不可互换代币）也备受投资者追捧。NFT与加密币也是使用区块链技术产生的代币，但不同的是，每一个NFT的价值都不一样，所以使用的场景通常是数码艺术收藏品。

由于区块链技术拥有无法篡改交易记录的特性，让收藏品的真伪，每一次的交易价格以及持有人都变得非常透明。NFT的市场从2007年的4200万美元／1.7亿令吉总量，一直急速成长到2020年底约3.4亿美元／14.03亿令吉规模，可以预计这种技术将会对未来的艺术品市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过去黑胶唱片被CD取代后便慢慢成为收藏品，但碍于参与交易方式的不便，加上储存成本高等的问题，市场难以被广泛的投资者参与以致价格难以飙涨。如今，全球首套音乐NFT收藏品要价1160万美元／4786万令吉；一位曾经为歌星贾斯汀毕柏（Justin Bieber）以及与多个奢侈品品牌合作过，名为Beeple设计师的一个数字绘图集《Everyday–The First 5000 Days》虽然在互联网上是免费公开的作品，但他以NFT方式发行的同样图集便在佳士得拍卖会上以接近7000万美元／2.8亿令吉，等同于毕加索和梵高同一级别的价格卖出。

作为投资者，我们必须与时并进，学会看到未来的方向，适当的拥抱创新，只要控制好筹码和风险，便可在无压力的情况下参与潮流，说不定哪一天，不知不觉当中原来已经坐上了财富增值的火箭。

/ 林卓锋

独立国际性政治经济金融分析师，为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提供顾问，研究和培训服务。在金融市场从业超过15年，曾任香港某上市金融企业总监超过十年，同期兼任多家大学客席讲师。

不須告別 路上相見

/ 區家麟

有位朋友，正惆悵是否要移民，話鋒一轉說：你一定要看《浪跡天地》。我問：有關嗎？他肯定地說：有。

《浪跡天地》講美國西部的「旅行車遊牧民族」，他們自稱只是無房一族 houseless，但不是無家 homeless，旅行車就是他們的家，四處旅行、打散工。他們多是年長女性，被城市遺棄，選擇了終日漂泊的生活。女主角與丈夫所工作的小鎮，本來是石膏廠重鎮，金融海嘯後關閉陷落，毀滅得連郵政編號都取消掉。

那是一個告別的故事，告別你生活一輩子的地方，女主角喪夫，更要告別那充滿回憶的寶地；荒涼落泊，所有你熟悉的事物蒙塵，你只能捨割。

導演趙婷要問的問題是：當失去一切後，人們如何重新定義自己？

這些遊牧民族在荒漠上的營地相遇，他們從來不會告別，離開時只會說聲「路上相見」(See you down the road)。天地很大，但世界很小，某年某月，他們總會在路上某處重逢；星夜下，溝火旁，交換幾個故事，又是離別時。

而每次離別，他們也不會說：我們一起走吧。不，浪跡天地，只能孤身一人；他們每一位，臉龐上都是滄桑坑紋，背上的包袱旁人不輕易看到；每人有一個故事，但不一定向你傾訴。

他們說走就走，每個人瀟灑上路，但不能忘懷過去日子，那些逝去的時光、永遠別離的人，是心靈羈絆，也是堅持的理由。天地無垠，卻不能放下，因為，只要有人牢記，那些你畢生鍾愛的人與事，才能活下去。

片尾最後一句：給那些不能不離開的人，我們路上相見。

不說再見，沒有約定，但我們定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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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兴党前后不一

/ 冯振豪

打著“沙巴汉的沙巴”起家的沙巴民兴党，历经多番周旋，决定在今年5月西渡马来半岛，该党也扬言有意上阵有一定沙巴人的选区，其中包括行动党的武吉免登、诚信党的莎阿南和公正党的巴西古当。

此言一出， 顿然引来希盟的“摊牌”：行动党的武吉免登国会议员方贵伦和公正党的巴西古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虽欢迎民兴党西渡助阵，两人却表示不会有“割席”的退让。诚信党的莎阿南国会议员卡立沙末对媒体的发言稍微温和，表示将以希盟和其他政党的协商结果为准。

沙菲益被“神化”

这三位代议士所在的选区“被点上”，身为既得利益者皆明言暗语地说不，也就说明民兴党西渡，对希盟并不见得是助力，至少在这阶段是可以如此确定。

沙菲益一直以多元包容论述打动人心，除了提倡在野党大归队之外，告别老人政治也是其主打论述之一，而且自去年沙巴州改选前后，被诚信党、行动党、马哈迪、赛沙迪等携手“神化”，让沙菲益顿时成为明日之星。但，民兴党是否真如他们期待般优秀？

必定很多读者会说，本文纯粹是在消费民兴党，或看见沙菲益要取代安华成为在野党共主，而坐立不安。确实，看见民兴党过往的劣迹斑斑，笔者真的不得不稍做消费。而沙菲益要取代安华也的确让笔者难以接受，毕竟2016年才加入在野阵营且受马哈迪“钦点”为首相候选人的沙菲益，比起1998年发动烈火莫熄、因政治迫害二度入狱，还有“狼来了”屡试不爽的安华，相信很多人，特别是半岛选民对沙菲益的认识貌似仅停留在前沙巴首长和民兴党主席。

笔者无法苟同民兴党的原因很多。首先，2021年财政预算案二读前夕，民兴党并未对是否支持国盟财案给予明确的立场，以众人云云的“人民利益优先”面向媒体。直到慕尤丁提呈财案当天，正值安华临阵收兵引起舆论的谴责，沙菲益也跟著趁机炮打安华。

然而，回看二读现场，只有有4名敦马派议员、6名诚信党议员和公正党、行动党及砂拉越全民团结党各1人起立要求记名表决，总数未达15人的动议门槛。一旁的民兴党议员也没有一位起身表态。当沙菲益事后攻击安华，即说明该党有意否决国盟财案，可事实是民兴党并没有供出任何议员支持记名表决，试问到底沙菲益的立场是什么？抑或纯粹跟风消费安华呢？

另一个值得诟病的是沙菲益再三公开表明有意担任首相，以便为大马带来新的政治元气，可是却不见得主动联系在野党，说服安华和马哈迪以缔结在野阵线借此展现王者的风范，难不成光说不练也是大马人期待的新希望吗？

须撇开地方性政党标签

民兴党决意西渡的举措确实进一步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但是此种改变是否有意义则另当别论。该党西渡首要须变更党名，去掉沙巴二字换上马来西亚的名堂，借由得到领导西马人的正当性。接著，沙菲益也该重新设计新的党徽和修改党章，以撇开地方性政党的标签。

第三，如民兴党要争取西马选民委托，请沙菲益多了解西马各群体的诉求，而不是单就以多元包容包装自己，直白的说，谈到多元包容，难道民兴党有比行动党和公正党来得老练吗？

事实证明马来穆斯林并不吃这一套，华社也不会因为“东马首相”号召而转投民兴党，更遑论印裔选民对沙菲益会有更多期待。另外，沙菲益坚持在西马半岛插旗的话，请民兴党领袖发言前务必三思，别将诸如沙巴优先、半岛人、马来亚人等口头禅挂在嘴边，这让西马人听得很不是滋味。

对于沙菲益和民兴党主导的沙巴州政府，在两年时间内纠正慕沙阿曼造成的崩坏体制（如强化肃贪），以及给沙巴人有尊严地活在多元的环境（如列平安夜为公假），这些贡献是无可否认的。不过，沙菲益真心有意要改变大马，推动改革议程，民兴党就需付出更多，让全马人知道民兴党是一个有抱负也有作为的劲旅。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wenhui/2021/04/11/404271

悼：普世倫理的倡議者——孔漢思（1928-2021）

【明報專訊】孔漢思（Hans Küng，又譯漢斯‧昆）畢生致力提倡不同宗教之間的溝通，因為他深信「宗教之間缺乏互相理解，國家之間就不會有和平」。在中文學界裏，20世紀歐洲大名鼎鼎的神學家不少為人熟識，魯道夫‧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卡爾‧巴特（Karl Barth）、卡爾‧賴雷（Karl Rahner）和于爾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等，而孔漢思有一個身分是他們沒有的，就是普世倫理。

從神學邁向普世倫理

孔漢思早在1957年於巴黎索邦大學天主教學院完成博士論文，研究卡爾‧巴特的神學思想，其後寫下大量神學著作。但他畢生反叛，不滿足於純粹做一個神學教授。他看到從二戰至冷戰以來，國家釀成數之不盡的暴力，人類社會陷入極大的危機。他不是站在西方國家的立場，指摘共產主義陣營剝奪人民自由，他同時批評西方資本主義容許經濟利益主導一切，帶有帝國主義色彩，西方國家在主導國際局勢的過程裏，無力締造和平。作為宗教學者，他相信全球危機不能單憑西方推動民主和國際貿易來解決，也不能期望共產主義和反殖民運動建立道德倫理，必須靠各國宗教文化學者努力回應其身處的國度。因此，他逐漸擺脫西方中心的思維，不妄斷基督教上帝是世上唯一真理，甚至像歷史上偉大的哲學家那樣，以為其他文化最終都必須基督教化，才能取得進步。有別於許多西方神學家，孔漢思從1980年代起努力跨出基督教的藩籬，致力推動不同宗教文化的對話。在1984年，他就和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領袖及學者對話，出版《基督教與世界宗教》（Christentum und Weltreligionen）。三年後，出版《基督教與中國宗教》（Christentum und Chinesische Religion）。這些年的跨文化對話，準備了他在1990年代推動普世倫理的理念。

普世倫理補充人權

普世倫理（Weltethos），或譯全球倫理或世界倫理，並不是指一門全球都適用的倫理學理論，而是由全球宗教、哲學和文化領袖及學者本於世界和平的價值，共同探索建立世界秩序、消除暴力的倫理原則。這項構想最早來自1993年，孔漢思在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議會」（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當時有近6000名不同宗教文化的學者和代表參與。會上確立了一份《全球倫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 a Global Ethic）。在1948年聯合國制定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在法律權利上確立全球保障人權的共識。孔漢思和與會者認為法律並不足夠，我們必須在倫理道德層面確立共識，因而主張「基於責任和義務的意識所產生的，追求人權和自由的行動，必須植根於對人的思想和心靈的關注」。

普世倫理不是宗教

普世倫理有別於哲學的倫理學，它不宣稱有一種跨文化有效的真理，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的人都應信服於其下。正如《全球倫理宣言》所講：「我們所指的全球倫理並不是一種全球的意識形態，也不是一個超越所有現存宗教的宗教，更不是以一個宗教控制其他的宗教。我們指的全球倫理，是對於有約束力的價值觀、不可改變的準繩、個人的態度的基本共識。沒有這個倫理的基本共識，我們的社會早晚要受到混亂或獨裁的威脅，致使人們深感絕望。」普世倫理主張發掘每一個宗教文化裏本有的倫理道德，從溝通中互相確認彼此的共同價值。恢復道德秩序、拒絕暴力就是不同宗教的共同價值。在《聖經‧瑪竇福音》裏耶穌說過：「把你的劍放回原處，因為凡持劍的，必死在劍下。」（26:52）《古蘭經》亦有載：「對於宗教，絕無強迫。」（2:256）由此希望各個宗教放下彼此的偏見，真誠地了解對方。《宣言》提倡四個必要的準則：建構非暴力及尊重生命的文化、建構團結一致且具公正經濟秩序的文化、建構互相包容及具有真誠生活的文化和建構兩性之間具有平等權力和伙伴關係的文化。由此可見，《宣言》主張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生活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應遵從植根於宗教和文化的道德責任，反抗各種政治意識形態和暴力對人的壓迫。如同《世界人權宣言》，《全球倫理宣言》呼籲，不論有沒有信仰的人，不拘國籍，大家都應共同承擔人道對待他人的責任。

普世倫理的政治關懷

孔漢思在1990年代拓展宗教和社會政治領域的對話，可說是神學家中少有用功於政治和經濟知識。在1997年出版的《世界倫理新探——為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的世界倫理》（Weltethos für Weltpolitik und Weltwirtschaft），分析各種政治和經濟現象，提出以責任限制權力，以倫理義務克制利潤極大化。限於篇幅，接下來簡述他在書中如何分析西方政治和宗教的關係。

孔漢思認為20世紀西方政治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極之間搖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人們普遍渴望和平安定。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代表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孔漢思總結《十四點》為三個原則：所有民族都享有自由、對敵我雙方都講公正和通過國際聯盟來保障和平。按這些原則，理論上可以化解國與國之間的仇恨，殖民地可以和平地獨立，但是，國家並不希望放棄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戰後的《世界人權宣言》同樣代表理想主義，但也阻止不了遏制殖民地獨立而引起的戰爭。針對理想主義的蒼白無力，政治現實主義興起，強調政治乃權力鬥爭，權力會不斷維持、擴張和展示自身。國際競爭和衝突乃無可避免，當可以促進利益時，國與國的結盟是可能的，但當利益受損時，聯盟自然會瓦解。孔漢思指出，戰後的政治現實主義主導，以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為代表。摩根索年輕時受尼采的影響，認為生命說到底就是力量的擴張，而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就是摩根索最有名的學生。

現實主義釀成暴力 反對文明衝突

主張中美建交的基辛格最推崇美國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基辛格曾講過：「沒有任何其他的美國總統像西奧多‧羅斯福那樣全面地從國家利益的觀點出發，定義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或如此全面地從力量平衡的角度出發，定義國家利益。」對基辛格來說，國際政治無非就是維持力量平衡，以獲取國家最大的利益，可說是外交與強權的結合，由利益分配達至和平。孔漢思提醒我們，基辛格真的造就和平了嗎？美國在1971年推翻智利社會主義阿連德政府（Allende Regimes），扶植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Pinochet），在亞洲則拖延與越南締結和平條約，令美國陷入長時間越戰，引發嚴重的人道危機。

因此，孔漢思相信，必須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外尋求第三條出路。這條出路不能只在法律權利的框架裏，必須同時顧及宗教倫理，不僅要建立國與國的平等，也要促進宗教和文化上的互相理解和信任。1990年代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文明衝突論的說法大行其道，恰好對應波斯灣戰爭和持續的伊斯蘭恐怖主義。亨廷頓認為今後的國際衝突將會發生在不同文明之間的邊界，美國和歐洲必須聯手對抗敵人，以免被非西方國家反過來宰制，今天中國流行的「東升西降」論只是文明衝突的翻版。孔漢思大力反對這種論調，亨廷頓力求維持西方在科技和軍事上優勢，背後未明言的是西方文化的優越地位。不放棄西方中心的立場，就沒有可能真正造就和平。

宗教和平的基礎

那麼，如何可以達至宗教和文化上的平等互信？ 孔漢思提出要反對宗教分裂社會、釀成暴力的傾向。第一，要反對宗教的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基要主義意圖把國家和社會變成宗教經典裏的模樣，拒絕面對現代社會和價值的變遷，目前這個現象在伊斯蘭國家比較明顯，亦有恐怖分子以伊斯蘭之名策動襲擊，但事實上某些基督教教派也有這種傾向。第二，要反對嚴格的道德主義。羅馬教廷在某些道德議題上不容討論，例如避孕、墮胎和安樂死等，反映天主教並不願面對社會道德價值的辯論，拒斥相異的價值無助溝通。第三，反對後現代的任意的多元主義。人們一般以為多元主義是鼓勵自由表達，但孔漢思則強調，把一切行為都視為具有同樣價值等如虛無主義。他在書中問道，難道我們認為革命家和美食家追求的價值都一樣嗎？虛無主義的危險在於放棄道德責任，最終無力阻止各種暴力和不公義。弔詭的是，虛無主義反而會助長基要主義，因為當人們覺得生命喪失意義時，基要主義就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偶像，令人們以為可以擁抱着世上唯一的真理，解釋一切爭議。由此來看，如果亨廷頓的文明衝突存在的話，並不是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衝突，而是唯一真理和完全無所謂真理這兩種文明之間的衝突。

普世倫理並不是要放棄宗教，而是探索不同宗教共存之道。孔漢思主張，各個宗教都應嘗試理解基要主義和嚴格道德主義的信徒，希望轉化他們成為共存的信仰。但倘若基要主義結合國家軍事力量行使暴力，則必須堅決抵制。他引述神學家巴特晚年的說法，很多基督徒以為基督是光，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光，但其實「除了這一光外，還有其他的種種光（……）耶穌基督既沒封閉在《聖經》的封皮之中，也沒遭關閉在教堂的牆之內……」。換言之，基督教必須接受基督教之外，世界上許多人對其他宗教的神有同樣確定的信仰。如果不同宗教要共存，則必須拒絕把傳教視為征服，而要視為見證，不要通過殖民佔領，而要通過文化交流，不要通過對峙，而是通過對話。對於虛無主義者或沒有信仰的人，普世倫理主張倫理和宗教互補，重視待人的責任維繫社會的基本價值，但同時不應忽略宗教給予人們終極的精神家園，令心靈得到最深層的安全、信任和希望，甚至激勵人們堅定地反抗戰爭和不公義。孔漢思也許不知道，在東方的小島有一位哲學家遙遙呼應他的普世倫理。在1954年，新儒家哲人唐君毅在沙田道風山演講後，在〈我與宗教徒〉寫道：「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當相遇。」

文˙劉況
編輯•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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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看不見的資糧

/ 果然是大師

有一天，一位苦行外道前去拜訪佛陀。佛陀問他：「你的老師尼乾子的教法中，身、口、意三者之中，何者造罪最重，何者造罪最輕？」苦行外道回答，「我的老師這麼教導，身造的業最重，口業次之，意業最輕。」佛陀聞言默然無語。苦行外道反問佛陀一樣的問題，佛陀回他：「我的教法則相反，身造的業最輕，口業次之，意業最重。」苦行外道見兩人的論點沒有交集，便起身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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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行外道回去向老師尼乾子報告整個經過，當時，尼乾子的信徒中，一位城中最富有、權位最高的護法居士優婆離（與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的優婆離尊者同名）聽了，便毛遂自薦，向老師表示願意去向佛陀挑戰，尼乾子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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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佛陀之後，優婆離居士便趾高氣昂強調自己的老師才是對的──身業最重，意業最輕。佛陀聽了只是心平氣和地答道：「好啊，我也想與您就真理好好切磋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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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接著問道：「請問您，如果有個虔誠的信徒，一生清淨修行，又樂善好施，只是走路時不小心踩死了蟲蟻，那麼，他是否會因為犯了殺業而得到重罪呢？」優婆離快速回答：「如果不是有意的，自然不會因此得到重罰。」佛陀聞言指出：「哦？不是說身業最重、意業最輕嗎？身犯了殺業，有意無意又有什麼關係呢？這麼一來您豈不自相矛盾？」優婆離聞言一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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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如果有一個擁有大神通的人，以瞋恨的念力殺盡這個城裡的眾生，這樣的意業所造的罪，是輕，還是重呢？」優婆離這下啞口無言了。佛陀催促：「怎麼不回答呢？您來不就是為了找我辯明真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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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優婆離開口認輸，並轉而歸依佛陀為師，對於自己誤信尼乾子這麼久更是憤慨不已，感覺自己上當了！這時，佛陀告訴他：「您轉而歸依我的事不需要宣揚，默然才是上策。」優婆離一聽，覺得不可思議：「什麼？以我的身份地位，要是我投入其他人的門下，他們一定敲鑼打鼓、張燈結彩，非讓全城的人知道不可！」佛陀靜靜地說：「我們不需要這麼做，此時他們居於弱勢，不要再去傷害他們、刺激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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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婆離聽了，對佛陀更是信服不已，於是承諾：「世尊！從此以後，我不再供養尼乾子和他的門徒，今後我只供養您以及您的四眾弟子！」佛陀隨即阻止：「請您不要中斷對他們的供養，以免他們無以為繼。以平等心供養一切精進修行的人，就能得到福報，並非只有供養我及我的弟子能得到福報，所以請您繼續以平等心供養吧。」優婆離在出於對佛陀的尊敬下，勉力回應：「是的，世尊，我自有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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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佛陀的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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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師父回憶自己的父母一生窮困，一家只能勉強溫飽。平常家裡窮得沒親戚上門，但日本侵華時，家裡突然來了二十位來自城裡的遠親，借住了好一段時日，全家把房間、床舖都讓了出來，卻還是不得這些嬌生慣養的人滿意，一番好意換來諸多怨言，但是，讓聖嚴師父印象深刻的是，母親不但不生氣，反而告訴他，他們這麼窮、這麼沒能力，還有機會做這麼大的好事，真是太感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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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再怎麼窮、再怎麼沒能力的人，都能夠心存的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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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這件事情，重品德、輕利益；重別人、輕自己；重仁義，輕虛名；寧可自己委屈、寧可自己少些利益，也不錙銖必較到底，也不非要爭個是非輸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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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說：「其心善軟恆清涼。」把心放寬、放軟吧，佛法告訴我們，因緣因果不會辜負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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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勉，共勉。

火宅清涼

世界本來無一法可見，由於我們有心，所以創造了一切現象。凡夫以煩惱製造了苦樂無常的三界火宅；聖者以慈悲建設了廣度眾生的清涼世界。因此，每一座寺院，都在三界的火宅之中，一宅一宅的建立起來，也在三界的火宅之中，一處一處的遭到破壞摧毀；時時有人建寺，處處有人破壞。對我們凡夫而言，建立弘法修道的佛寺，乃為非常可喜的事，寺院遭受破壞，則是非常悲痛的事。但在聖者而言，生滅無常是平常事。所以，那些在此火宅之中建設清涼世界的大德高僧，一定已經知道，將來會有因緣，把他們所建的寺院摧毀破壞，但他們還是努力地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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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思想︰佛經之中處處都說，凡有佛經、佛塔所在之處，就有護法神王及諸大菩薩，給予呵護，所以像五臺山這樣的靈山聖境，應該受到保護。可是，從傳說的信仰而言，五臺山創建於漢明帝時代（西元五八─七五年）來華譯出《四十二章經》的迦葉摩騰之手，有史實可考者，五臺山佛教寺院的初建，也不會晚於北魏孝文帝的時代（西元四七一─四九九年），迄今已歷一千五百多年，不知道已經過多少次的兵劫水火的破毀，如果真有護法神王，菩薩感應，怎麼無法抵擋抗拒這些人為及天然的破壞和災患呢？每一座寺院的初創，既然都有靈驗事蹟發生，當在受到破壞之時，那些靈驗的力量為什麼就不出現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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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又想︰我作如此的思考，實在應該撲倒在地，痛哭流涕！自己已經身到聖地，竟還會對聖地的聖跡、靈異、感應，產生懷疑。於是，我的思緒立即迴轉，因為依據釋迦的聖教︰「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有生有滅是眾生世界，不生不滅是諸佛境界；有生有滅是三界的火宅，不生不滅是清涼的佛國。世間的眾生以善惡因緣的不平等心，為他們自己造作種種不同的環境。如果心向於清淨的善法，善根發起，即與諸佛菩薩的福智相應，便能見到諸佛菩薩及護法龍天的顯像放光；如果心向不善，惡報現前，就會遇到夜叉、羅剎、凶神、惡鬼、風捲雷殛、火燒水淹、刀砍槍戮。所以經過一次又一次滅佛的法難，遇有一波又一波的修行者們，再接再勵地建了一個道場又建一個道場。(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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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聖嚴法師
摘︰《火宅清涼》

張愛玲與名字

/ 王偉雄

我不是張愛玲迷，她的小說，短篇中篇長篇我都看過一些，但不多，最喜歡的是《秧歌》。我較能欣賞的是張愛玲的散文，讀出了一股獨特韻味，感到她心思細密，幽默得溫婉，主觀而不霸道；她觀察力強，能見人生世事中被一般人忽略的小處，卻又不流於瑣碎或小家子氣，文章因而有趣味和耐讀。

我書房裏只有一本張愛玲散文集，就是《流言》，硬皮精裝，2008年購於北京，應該是在王府井書店吧；那次買了不少書，珍貴的行李箱空間留了5″ x 8.5″ x 0.5″給張愛玲，因為實在很喜歡這本書。書買回家後並不是一口氣看完，而是偶爾看一兩篇；張愛玲的散文宜於這樣閱讀，每次看那麼一點點，像吃精緻的下午茶甜品，不必多吃，而應細味，才得閒適之趣。看過的，隔一段時間可以重讀，再一次感受字裏行間的風韻。

早兩天重看了那篇我特別喜歡的〈必也正名乎〉。第一段只有三句，我每次讀到都感同身受：「我自己有一個惡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可是我對於人名實在是非常感到興趣的。」對於自己的名字，我也曾經在文章裏訴苦：

除了外貌，一個人的名字也能影響別人的印象，名字特別的，較容易令人覺得出眾。我那一輩的人，父母大多沒怎麼受過教育，為子女取名，只好從耳熟能詳的名字中選擇，或參考別人的名字，做些簡單的分拆重組，於是有大量的「志強」、「偉明」、「國雄」、「家輝」、「美娟」、「愛珍」、「綺玲」、「麗萍」出生，而我則成為成千上萬的「偉雄」之一。大概是由於自己的名字過於普通和俗氣，每見到好名字，無論是在現實世界還是在小說或電影裏，我都油然生出欣賞之情，也許還帶兩分羨慕。（見拙著《沉思武俠立斜陽》）

對自己那惡俗不堪的名字，雖然我從沒打算正式換一個，拿新的身份證，但當年還是文藝青年時，投稿必用筆名。記得第一篇詩作是在《詩風》發表，筆名「任風」，出自李商隱詩句「何處西南任好風」。然而，這個筆名故作瀟灑的用心實在太明顯，很快連我自己也受不了，於是改用「王煥之」，取「不斷煥然一新」之意（與唐代詩人王之渙完全無關），沿用至今，所有詩作都用這個筆名發表。

跟張愛玲一樣，「我對於人名實在是非常感到興趣的」，見到好名字便在心裏讚嘆一番。可是，在相識的人裏，名字足以令我讚嘆的少之又少，這大概是年齡和家庭背景相近之故。友朋中我最喜歡的名字是一位大學師姐的，「林守柔」，好看又有深意，出自《道德經》第五十二章：「見小曰明，守柔曰強。」每次見到或想起她這個好名字，我都有領受哲理之感。

名字，不是特別的就好。內子曾在香港教書，她任教的學校有兩個學生的姓名非常特別，是兩兄弟，一名「柯蒼眼」，一名「柯來派」；內子告訴我時，我以為她開玩笑，因為這兩個姓名特別得太容易令人浮想聯翩了。有些名字看來沒甚麼特別，但由於諧音，難免引人發噱；例如我的一個中學同學姓名是「吳錦庭」，還有一個大學同學姓名是「毛慧嫻」，可說是很「登對」。總之，姓「吳」、「毛」、「莫」、「魏」、「徐」的父母，替孩子取名時都要當心。（以上的例子，要說粵語或聽得懂粵語的，才看出趣味來。）

除非不甘平凡或自命不凡，名字普通也不會覺得是甚麼值得遺憾的事；不過，如果不只是普通，而是以自己的標準來說屬於惡俗，那麼，有點耿耿於懷亦在情理之內。對於有個「惡俗不堪的名字」，張愛玲雖然在文章的開頭說「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好像是很看得開；可是，在文章的後半，她卻抱怨起來：「現在我開始感到我應當對我的名字發生不滿了。為甚麼不另挑兩個美麗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點美與深沉，至少投起稿來不至於給讀者一個惡劣的最初印象？」要等到文章的結尾，讀者才恍然大悟，明白她為甚麼說應該對名字不滿，卻又「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換一個」。原來「愛玲」這個名字是她母親由於需要而匆忙替她起的，用她的英文名字「Eileen」「胡亂譯兩個字」。文章這樣收結：「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沒有改，到現在，我卻不願意改了。」

首段像是隨意說出，其實是呼應那動人的結尾，而中間有一個做襯托的轉折；三個部份都寫得那麼自然，高明之至。

https://hk.appledaily.com/columnist/20210403/UE4JQBL67RDB5LYE7FWFIFHB2U/?fbclid=IwAR3RBxoOuvC6MKRRXr0F7ODNGfOWs3Ooc6aKvrCysBcGGuzD0WXUHFfMusE

王蒙和易中天的青春歲月

/ 江迅

新疆是一個美麗傳奇。八十六歲的前中國文化部部長、作家王蒙形容自己在人生最困難的時候，「是新疆各族群眾和我一起度過的，我吃住在維吾爾農民家中，學習維吾爾語，與維吾爾農民交朋友，直到後來可以隨意地出入於任何一個維吾爾家庭」。一九六三年「文化革命」前夕，剛剛經歷了反右運動的他主動選擇去新疆，遠離「政治中心」。這片距離北京兩千多公里之外的土地，與他結下奇妙緣份。「我希望大家不要以為新疆是個危險的地方，我年年去。」二零一六年六月，王蒙來到香港，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作過一場演講《放逐與奇緣——我的新疆十六年》，他說，「沒有去新疆的十六年，就沒有現在的我」。

二零一五年，王蒙的成名作《這邊風景》獲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七十萬字的宏偉敘述圍繞的既是他的新疆生活，也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那批前往西北邊疆支援建設的中國青年所經歷的人生故事。這本書反映了漢維兩族人民的真實生活，在新疆多民族團結，人民之間相互的理解與關愛。王蒙多次表示：民族團結是新疆不變的主題。

與三十歲時選擇「放逐」新疆的王蒙不同，著名作家、歷史學者易中天與新疆結緣，則是熱血青年響應國家號召。中共執政後，為了發展新疆，一九五四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勞動力緊缺是其中最大的問題之一。次年，毛澤東向知識青年發出號召，兵團也隨之作出決定，動員內地知識青年支邊。從一九五六年起，河南、湖北、江蘇、上海等地開始了持續多年的青年支邊計劃，其中上海就有十萬青年，武漢有八千人。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歲的易中天受前蘇聯小說《勇敢》的影響，他在知青歡迎會上說：「書裏描寫了一群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共青城，太感人了，我希望和他們一樣，在中國的西伯利亞也建一座共青城，將來也寫一本《勇敢》。」就這樣，他和上千名武漢青年一起，踏上了西去支邊的列車。他們的目的地，是有著小西伯利亞之稱的兵團八師一五零團。這是石河子最遠的一個農場，這裏的冬天可感受到攝氏零下四十度的冰冷，而夏天則是高達四十度的炎熱。易中天被分配到畜牧班，放牛、擠牛奶，後來又收麥子、拾棉花，他在新疆兵團待了十年，沙海之城的艱苦墾荒，留下的是一代人的青春。易中天不止一次表示：「如果沒有兵團的十年生活，我就不可能學會務實精神，不可能了解人生，不可能知道做人的道理。」

新疆究竟是怎樣一塊神奇的土地，或許正如王蒙所說：「一個人自己應該善良，你到處發現的都是善良。你自己應該光明，你到處發現的就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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