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28 February 2020

The Most Selfish Man

/ Zaid Ibrahim

政治是把个人私欲粉饰为国家利益的一门艺术。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这句名言老早就有了,但直至上周,见证过那场政治闹剧,我们才真正深刻体会这句话。分析事情后,我由衷地认为,马哈迪是确实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史上无人能及。

他为什么辞掉首相?不是因为他终于决定不当首相了,而是这样才能一举铲除所有的内阁部长。

首相一旦辞职,则内阁就荡然无存。那是自私。他不应该把辞职当作其权力游戏的筹码。我们能不把公职当儿戏,应该珍惜和履行服务人民的机会,同时做些好事。

他不应该接受国家元首委任他为看守首相。看守首相其实负责协调新首相的委任,而新首相则是通过选举或元首劝告下,取得大多数支持的人选。他不应该自己安排自己的上任。你知道史上有哪个过渡首相,自己支援自己的夺权游戏吗?在文明世界里,压根儿没有这种事情。马来西亚是世上首个允许这可议行径的国家。

用看守首相职权满足私欲

马哈迪辞职翌日,就清楚知道自己还要再当首相。他不应该利用看守首相之便,满足私欲。你真是自私绝顶。

土著团结党决定退出希盟时,是他亲自主持的会议。这使希盟陷入水深火热,尤其影响它在国会所掌握的席次。他这么做,显然是为了否决安华任相的机会(我希望他会徒劳无功。)

这是又一次自私的决定,他背叛昔日盟友,即便这些人不仅让他当上了首相,而且在过去两年不管外人的异样眼光,老是赞颂他。(别忘了希盟曾为马哈迪辩护,说对方不必为喜来登政变负责任。)

我敦促马来统治者支持国家元首,拒绝让这个最自私的人出任看守首相,避免国家继续受到伤害。如果安华在国会掌握大多数支持,那么他即日就应该宣誓任相。若不,那就举行大选,无论我们将付出多么沉重且不利的代价。

注:本文作者再益依布拉欣(Zaid Ibrahim),曾在前朝国阵政府担任首相署部长。本文翻自作者的英文文章“The most selfish man”,大题经本刊修改。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2383

Friday 21 February 2020

「武漢不哭」與「風月同天」

/ 莫明

「武漢不哭,武漢加油」言簡意賅,氣勢磅礡,中華民族之情油然而生。可惜,同時也展露出中華文化之衰落與悲哀。

黃河流域文明由黃河中下游發跡,歷經新石器時代,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唐宋詩詞千古傳誦,近代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人才輩出,中國歷朝歷代向來講求一脈相連,何解到了共產黨統治的今天,淪落得留下「武漢不哭,武漢加油」這兩句歐化句子丟人現眼。

二十世紀初,中國雖經歷政治社會動盪,但文化道德倫理等價值仍然得以保存於每個中國人的體內,不致失傳,但直到1949年共產黨上台就迎來徹底的禮崩樂壞,每樣事情也先談立場,不談理性;先論背景,不論才能。政府帶頭將國家種種問題歸究地主、知識份子,在三年困難時期已餓死超過三千萬人,及後又牽動全國進行文化大革命,主張「破四舊」,國家文物,古跡等幾乎全受到破壞,道德倫理體制也崩潰,學生鬥老師,子女鬥父母,將國家推入十年的無底深潭,幸而,世界各地文明國家把碩果僅存的中國文化保存起來。

武漢肺炎期間,日本為武漢送上物資,每個包裝紙箱外面都印上數句有意思的中文祝福語:「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出自《詩經 秦風·無衣》,意思是「誰說我們沒衣穿?與你同穿那長袍」,這首詩據是當時吳兵侵犯楚國,秦哀公應楚臣申包胥之請,出兵救楚,而這首詩就是哀公出征前對三軍朗誦,流露並肩抗敵之情。「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則是出自王昌齡的《送柴侍御》,王昌齡以想像化遠為近,雖然地域上你我分隔兩地,但以青山、雲雨、明月等景象,重新與友人連繫於一起。「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源於公元八世紀,當時唐朝國力正盛,日本長屋王希望促進中日經濟文化交流,在贈送唐朝眾僧的袈裟上,繡上的四句偈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中國失落的文化,如今因日本得以保存下來,難怪山西衛視早前宣佈暫緩播出電視劇《紅高粱》中的抗日情節,表達謝意。相信待疫症過後,日本成為condom,就應該是這套劇集重見光明的一天。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70891

Wednesday 19 February 2020

When Politicians Forget They Too Are Mortal

/ Terence Fernandez

《HIGHLANDER》(高地人),1986年的动作奇幻片,是一部备受许多电影迷视为“必看”的经典电影。这部电影由克里斯托弗兰伯特(Christopher Lambert)和辛康纳利(Sean Connery)主演,由英国摇滚乐队皇后乐队(Queen)配乐,讲述了不朽的战士们数百年来为争夺“奖赏”而残杀的故事,最终,就如影片的宣传标语般,“唯我独尊”(there can be only one)只有胜利者能活下。

这部电影吸引了无数的影迷,也延伸出数部续集和电视连续剧,显然的一些人非常热衷于永生的想法。其中就包括一些政治人物和掮客,他们试图确保首相马哈迪任相至下一届大选,甚至更为荒谬的是,永远的担任首相。

马哈迪是世界上最老的首相,他将于7月年满95岁。如果他担任完5年的首相任期,那么当第15届大选时,他将是98岁。

一些政治人物,包括反对党巫统和伊党通过法定宣誓动议支持马哈迪任完5年首相的行为,而没有制定一套的应变计划,是完全荒谬和不负责任的。

希盟政府最不负责任的事情,就是对于接班人计划依然含糊不清是。因此,拿督斯里安华的呼吁,即应把关注力放在经济上,而不是政治化希盟成员党的问题,希望能引起各方共鸣,包括其领导的公正党党员。

交棒需明确安排

安华呼吁的优先事项,也应是政府应优先关注的事,尤其国行公布的2019年第4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只有3.6%,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低的增速。

马哈迪遗憾人们仍然支持(被指)挪用纳税人金钱的前首相。

事实是,盗贼统治下,在中央集权果断政策和决策推动下,我国在2017年取得了5.9%的经济增长。

关于果断上,马哈迪应该意识到投资者的情绪,即需要一个明确的交替安排,而不是反复不定的日期,更充满著权斗和似乎还有安华之外的第8任首相人选。

人民和投资者可能不太在乎谁是下任首相人选──但至少要确保出事时,有人可以接管掌舵,尤其对于一个90多岁的人,什么事情都可随时发生。马哈迪不是不朽的。他不是“高地人”。他不可能永生。

安华本人也70多岁了,而希盟必须拟订至少未来10年的发展路线图。

当国阵执政时,盟党都同意首相及副首相职位由巫统的党主席,署理主席和3位副主席人选中选出。尽管这种安排遭到批评,但它确实提供了确定性和稳定性,这是国家成长至关重要的两大要素。而希盟却没有明确的安排。

马哈迪第一次任首相时被指是破坏体制的专制独裁(有人说如今也是如此,只是做得更委婉)。

不过,在马哈迪第一任首相任期,马来西亚在1996年取得有史以来最高的经济增长──10%。同时,马哈迪的政策也使大马渡过19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

也许在马哈迪最后一次为民服务中,应该专注于再次带领我们摆脱当前经济困境。他当年的2020年愿景未能实现。如果按照计划,1991年宣布宏愿大计时出生的孩子,如今应如发达国家的高收入者。

不幸的是,他们如今构成了失业的主体(青年失业率高达11%),一些更需要打两分工,外卖服务员和电召车司机等。

马哈迪就如其他人一样,不是不朽的。时间并不在他那边,这是他最近承认的事情,他感到疲倦并且不打算任满5年首相,并会在11月于我国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APEC)后退位。

有了这个方向,希盟是时候团结一致,开始拟定交替的过渡计划──别忘了将首相任期限制为两届,是希盟的改革承诺之一。在健全的民主国家中,反对派不管是巫统或伊党,都会有所回应──暗中搞破坏。

但是,希盟作为负责任的政治联盟,在509实现打败国阵的不可能壮举之后,应该集中精力实现人民的希望和愿望,来保住政权。不幸的是,希盟的行为,犹如自取灭亡,如马来谚语,“猴子得花”(kera mendapat bunga),不懂得珍惜人们给予的机会。

我们都是凡人,但我们的事迹可以不朽。历史将如何记载马哈迪和希盟这些政治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接下来几个月的表现。

邓小平逝世后,即使是强大的中国也陷入了经济低迷。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的“建筑师”,但人们也会铭记,他没有妥善的接班人安排和革除能干的副手事迹。

Monday 17 February 2020

亂世修身

/ 龍應台

我評斷一個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在全世界看不到的地方,獨處的自己可不可以為所欲為?與群體相處的親與疏、進與退、逆與順,如何考量?個人相對於國家,責任和義務之間一刀怎麼切下?在更宏大的「天下」、「宇宙」之下,個人的位置在哪裡?

修身,今天的社會已經很少用這個詞了,但是修身若是理解為一個人對自我修養的要求和實踐的鍛鍊,它其實無時無刻不在,如同血液在血管中無聲的流動。

馬克吐溫的課

《親愛的安德烈》裡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安德烈和我曾經在一個昂貴的餐廳用餐。服務生不知道什麼原因,一直出錯,先是讓我們不尋常地久等,好不容易菜來了,卻不是我們點的菜,而且態度惡劣。忍耐了一陣子以後,我對他「正色」說:您——可以留意一點嗎?

服務生滿臉慍色地走開。走開以後,安德烈說,「媽,你知道馬克吐溫怎麼說的嗎?」

我對全身都是黑色幽默的安德烈高度戒備,沒好氣地問,「怎麼說?」

「他說,」安德烈慢條斯理地,「我評斷一個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這很可能是安德烈當場編來教訓他媽的,但是我啞口無言。

另外一次,我和老二飛力普去了巴黎,地鐵售票員粗魯得不得了,我氣極了但是又要故作鎮定,不罵那個售票員,就罵那個城市,說:「你看,這就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國家,果然又爛又慢。」

這時飛力普轉過來對我說,「媽,你為什麼不這樣想:低收入的她一定住在離市區很遠的郊外,來這地鐵站上班可能要轉很多次車,所以今天下冰雨,她可能天還黑就出門了。她的煩惱一定很多,可能房租都付不起,她可能很累。」

兩次,都是十幾歲的人給我上「道德課」。

幼年的馬克吐溫也上過這樣的課。

成長於南方的馬克吐溫(1835-1910)家裡有很多黑奴。在自傳裡,他曾經像帳房記帳一樣寫下黑奴的價格,一個15歲的女孩年租12美元,25歲的女性25美元,體格強壯的男子年租75到100美元。

有一次,家裡來了一個叫「三迪」的小男孩奴工,千里轉賣到了他家。小馬克吐溫發現這個小男生吵死人,無時無刻不在喧嘩——「他一整天都在唱歌,吹口哨,喊叫,狂吼,大笑……」馬克吐溫有一天終於忍無可忍跑去母親那裡比手畫腳地告狀:「媽媽,三迪已經了一整個小時,一秒鐘都沒停過,實在受不了,你可不可以叫他閉嘴?」

他發現母親竟然眼裡湧上淚水,嘴唇顫抖,跟他說了一番話:「那個可憐的孩子唱歌,表示他沒在想他媽媽。他要是安靜下來,我反倒要擔心他在想家,那就太教人心痛了。孩子你想想,他這一輩子是不會再見到他媽媽的了。所以只要他唱歌,我們就只有感恩的份,絕對不可以叫他不唱。」

一次小小的教誨,馬克吐溫永生難忘。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時,26歲的他加入了南方的邦聯軍,但是參戰兩個星期殺了一個人之後就棄械離開了戰場,不回頭。

修身啟蒙

在台灣成長的我,「修身」課是從何時開始的呢?

第一個浮現的是父親的聲音。冬日的清晨天色陰沈,大家都還在被窩裡貪戀溫暖的時候,他像士兵對軍營吹號一樣,用愉悅得近乎恐怖的聲音扯開喉嚨大喊: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
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我的洪荒初始湖南家鄉話,就是這幾句朱子格言!

掙扎起床以後,昏昏沈沈坐下來吃早飯,他就繼續: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


出門發現要下雨了,他一定要你帶傘,可是帶傘,多沒氣質啊,不要不要,他就說:

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

當我的小學同學們還把「綢繆」讀做「周廖」的時候,我可是清清楚楚知道它該唸做「仇謀」。我的修身啟蒙,就是這魔音穿腦的朱子格言,無庸置疑。

等到長高一點了,他開始想跟我談他的同鄉,一個姓曾名國藩的人,但是父親往往不連名帶姓叫他「曾國藩」,他的這個湖南同鄉的名字有四個字,叫「曾文正公」。我長高一點了,代表我也懂得閃躲了,所以被叫去立正聽講的,通常是身為長子、身負重任的哥哥。曾文正公的修身十二條,對我的影響就小了。

可是,逃得了家長,逃不了學校。身為民國的小孩,第一首修身歌,全都跟身體有關。

衛生第一條,洗手記得牢,飯前大小便後,一定要洗淨。
衛生第二條,東西要分清,茶杯碗筷手巾,不借給別人……
衛生第四條,大便要按時,最好每天一次,再也不能少
衛生第五條,手帕記得牢,咳嗽或打噴嚏,蒙著口與鼻……
衛生第七條,常常要洗澡,至少每天一次,能多也更好……
衛生第九條,刷牙記得牢,早晚各刷一次,牙縫要刷到。


這首歌,據說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就有,一直唱到好幾代人在台灣長大。 「信條」,就是反面話,信條說到什麼就是你缺少什麼。可以肯定的是,在戰後物質缺乏的台灣,大部份人「飯前大小便後」是不洗手的;咳嗽或打噴嚏,是對著人家的臉噴出的;不常洗澡也不一定刷牙的。還有老師拿這過去的經驗來提醒現在的學生:要有同理心,不要輕率地嘲笑別人,我們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四維八德

台灣的選舉和街頭運動多年來已經成為華人地區的觀光節目。2006年在反對陳水扁的示威現場,人群簇擁著一個巨大的字,「恥」,在街上遊行。看熱鬧的人可能以為,這個字就是一個單一的概念,罵人「不知羞恥」的意思。可若是繼續看下去就會發現,「恥」的前面還有「廉」,還有「義」,還有「禮」。原來「恥」只是一組特定修身概念中的一個元素而已。因此抗議者想說的不只是單純的「你不知羞恥」,而更是「你違背了我們從小就學的所有的倫理價值」。

「禮義廉恥」出自管仲「牧民篇」。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大規模的「新生活運動」,把「禮義廉恥」當作全民道德教育的核心主軸,希望把這一套修身哲學貫徹到政府官僚系統、社會生活層面,尤其是學校教育體制裡面去。延續到後來的台灣,「禮義廉恥」的「四維」成為所有學校的基本校訓,代代相傳。街道名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青年守則十二條」,像基督教的主禱文一樣,每週的週會裡全校師生跟著合聲背誦。

在中國大陸成長的人,受文革的影響巨大。事實上,在台灣長大的我們,所受的影響一點也不少。為了抵抗文革對於傳統文化的破壞,台灣在1966年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用「文化復興」來對抗「文化革命」。「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倫理觀,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滲透進入教育。「國民生活須知」成為全民的修身守則。很多大陸人到了台灣之後對台灣人溫文爾雅的進退舉止印象深刻,我就會想起林林總總九十六條「國民生活須知」裡的第九條:

舉止穩重,步武整齊。乘車搭船,上落莫擠;
先讓婦孺,老弱扶持。拾物還主,相識見禮。
噴嚏對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
公共場所,遵守紀律。就位退席,魚貫出入;
莫作吵鬧,莫先搶說。約會守時,做事踏實。


當然不能說,台灣人現在的「氣質」都來自這些政府推動的修身教育。1934年蔣介石一推出新生活運動,胡適就大加批評說,國民素養不可能來自從上而下的宣傳運動,它必須植根於總體的經濟發展,因此政府的首要責任應該是提升人民的經濟水準而後國民素養才會水到渠成。胡適所說的,基本上就描述了幾十年以後台灣逐漸發展出來的模式。

操場上一張藤椅

我們的時代比從前亂嗎?

2016年被國際媒體總結為近年來最令人不安的一年。敘利亞和葉門的血腥戰爭、恐怖攻擊的席捲全球、成千上萬難民的浮屍公海、英國脫歐導致的歐盟動盪、川普帶來的民主大地震,更別提我們身在其中的南海衝突和台海局勢。全球化和網路科技使得我們的不安和恐懼變得極度透明,無所隱藏。在飯局上,在座談中,常常可以聽到「時局不好」的用詞,「亂世」的不安感普遍瀰漫。

可是,今天真的比從前更亂嗎?李鴻章怎麼說他的時代?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用今天的語彙來翻譯——這不是在講全球化的侵門踏戶嗎?

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這不是在說訊息科技的急速發展使人措手不及嗎?

1874年李鴻章的變局描述,其實提醒了我們: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所帶來的震撼,並不始於今日。

新時代衝撞原有價值秩序而造成迷惘,也不是今天才有。

我們生在怎樣一個奇怪的世界!
一面有偉大的進步,一面是無情的摧毀;
一面是精微的知識,一面作殘暴的行動;
一面聽道德的名詞,一面看欺詐的事實……
宗教的勢力衰落,道德的藩籬頹毀,權威的影響降低。
舊的信仰也已經式微,新的信仰尚未樹立。
在這青黃不接的時代……人趨於徬徨,由徬徨而懷疑,由懷疑而否定,由否定而充分感覺到生命的空虛。


這段話彷彿在描述2017的時代情緒,卻是曾任北京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在1942年所寫,而他的時代,頭上有轟炸機群丟擲炸彈,腳下是熾熱冒煙的焦土、肚腸爆裂的屍體。

在命如螻蟻的亂世中,修身有意義嗎?經歷了慘烈的重慶轟炸的梁漱溟,或許是一種答案:

1940年5月初旬的一天……我們逃警報回來,發現學校操場中心放著一張藤圈椅,問下來知是我們的客人在警報時間內,從房內搬來坐著看書的。
那客人鼻架無邊框眼鏡,身穿長袍馬褂。是梁先生!長袍馬褂是國民參政會的禮服。


漫天硝煙中一張安靜的藤椅、一襲整齊的禮服,是梁漱溟在展示他修身的淡定——平時如是,戰時如是;盛世如是,亂世如是。

大解構

但是21世紀所面臨的挑戰,絕對嚴峻。2017年1月發表的28國「信任」普查極為憂慮地指出,民主世界裡人民對於機構的信任度降到前所未有的新低。全球化和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原有權威結構的崩潰解體——人民不信任總統、不信任國會、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媒體、不信任知識菁英、不信任企業、不信任慈善機構……

信任是治理的基礎,基礎崩塌,整棟大樓會如何?李鴻章、羅家倫、梁漱溟的時代,知識菁英雖然面對天崩地裂的變局,但是他們可以很篤定地相信,自己是重要的,修身是為了齊家、治國,然後要給天下帶來太平。今天的知識菁英,面對的是自身位置的流失。當網路科技把知識話語權的門檻拆掉以後,羅家倫時代讀書人的自我期許,在網路時代簡直變成了「笑話」:

知識份子是民族最優秀的份子,也是國家最幸運的寵兒。如果不比常人負更重更大的責任……如何對得起國家民族的賜予?……身為知識份子,就應該抱一種捨我其誰、至死無悔的態度,當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知識份子的責任尤為重大。

知識菁英在社會結構裡不再具有話語的專有權,這才真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問題是,一方面知識菁英失去了影響社會的權威,另一方面,前瞻長遠未來、尋覓問題出路,其實又不能缺少知識菁英,在這樣兩頭不銜接的大解構變局裡頭,讀書人如何找到新的位置,是一個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巨大課題。

時代結構劇變,處理新時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工具,因為原有的,全部不夠用了。亂世需要更深刻的自省能力、更開闊的處事哲學、更宏大的未來眼光,這些,初始起點不外乎修身。

(本文擷取自龍應台在香港浸會大學2017/01/19的演講)

Thursday 13 February 2020

愛在瘟疫蔓延時的覺醒

/ 邱立本

也許只有經過絕望的黑暗,才會發現希望的曙光。文學上的洞見,往往是疫情的最佳解藥。諾獎得主、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大師馬奎斯的巨著《愛在霍亂蔓延時》,就寫出人性在絕望之際的韌性,可以超越痛苦與磨難,發現內心世界的真實。

中國在這次新冠病毒的爆發事件中,面對「黑天鵝」式的突襲,讓中國當局必須直面制度上是否失效的拷問。為何武漢當局會延遲通報疫情?為何輿論的監督時而鬆動、時而收緊?即便回眸十七年前的非典風暴,發現當年的反思與警惕,在今天仍然派上用場。媒體被戴上了口罩,未能全面反映客觀的真實,最終導致耽誤了抗疫的時機,而致疫情蔓延到難以收拾的地步?

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比起十七年前擁有更多的自信,也有更多的資源。但在輿論監督方面,仍然無法落實朱鎔基在一九九八年訪問央視時所提出的自我期許,要「媒體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鑑,改革尖兵」。當然,昔日在朱鎔基身邊,目睹他為央視題詞並鼓掌的白岩松,如今在武漢肺炎事件中也發揮朱鎔基所鼓吹的「媒體監督」的精神,採訪了鍾南山院士,揭開了新冠病毒可以「人傳人」的真相,也打響了全國緊急防疫的第一槍。

這也牽涉到中國體制上權力缺乏制衡的問題,而在十七年的兩次重大疫情中,都暴露了民間與官方在病毒面前「信息結構不對稱」的矛盾,結果引爆危機。

這也是習近平政府必須面對的制度革新,解決吏治「唯上」心態的積弊,扭轉地方官僚無法及時應對變局的困境。事實上,疫情爆發後,北京發揮舉國體制的力量,作出迅猛的反應,舉世矚目。但開始時災禍如何造成,卻是必須深入到靈魂深處的拷問。

當然,十七年前中國還沒有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手機短信還在萌芽階段,不會出現今天全球都被困擾的「假新聞」的問題。 現代新聞學強調的「知的權利」(Right to Know)變成了一把雙刃劍,即可以傳播真相,打破權力者的封鎖,但也可以像病毒那樣,質變為「流言的權利」(Right to Lie),大量傳播假的信息,以訛傳訛。但現代社會就是要有這樣容忍曖昧的能力。真金不怕洪爐火,真相也可以越辯越明,不要因為懼怕流言的出現,就要讓真相被壓制。

這次武漢新冠病毒的慘痛教訓,就是要讓民間發揮監督的力量,才不會將那些敢於說出真相的醫生視為造謠者。

就好像馬奎斯小說《愛在霍亂蔓延時》,只有在痛苦氣息瀰漫的時候,才可以看到自己最真實的一面,才可以看到希望從地平線上升起……■


asiaeditor@gmail.com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封面筆記/1580960494366/愛在瘟疫蔓延時的覺醒

Friday 7 February 2020

最後一幕

/ 林沛理

美國籃球明星科比.布萊恩特(Kobe Bryant)墜直升機死亡,四十二歲的他當然是英年早逝,但更遺憾的是他的死法——以「不在駕駛座上」(not in the driver's seat)的乘客身份墜機。對一個以雙手改寫自己命運、常常處於控制和管理位置的人,這種死法與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扮演的角色不符,即英文所說的「out of character」。

小說《老人與海》有一句話傳頌一時:「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真漢子寧死不屈)。這不過是大男人主義者的裝腔作勢,倒不如說人不只要為自己的生負責,也要為自己的死負責(A man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not just how he lives but how he dies)。

英文「act」一詞可解作行動,也可以解作戲劇演出的一幕。死既是人生的最後一幕(final act),也是人活在世上最後做的一件事情(也是final act)。正由於此,它的意義重大,既是決定性的(definitive),也是定義性的(defining)。在生者的記憶中你是一個怎樣的人,跟你如何活和怎樣死皆有關係。

李小龍三十三歲暴斃,本是其外強中乾的鐵證,但世人記得的是一個沒有皺紋、白髮、老態和肌肉鬆弛的武打巨星。他無人能敵,最後奪去其生命的是一股無法理解的神秘力量。到今天,李小龍仍然死而不朽,跟他的死法大有關係。

詩人徐志摩乘搭的飛機在大霧中撞山,那情景和意境仿如他詩中的一幕。讀者和仰慕者痛心之餘,也不得不承認只有這樣的離去才配得上這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

七十四歲的張愛玲死於其位於洛杉磯的獨居公寓,幾星期後才被大厦的經理發現。也許這不是一個中國近代最偉大作家應有的下場,但這個近乎「死於荒野」的結局其實很「張愛玲」。起碼,一個對生命的悲劇性有深刻感受的人不會抗拒這樣的「安排」。既是如此,作為張愛玲的最後一幕,張迷自會接受。

Thursday 6 February 2020

黑暗時代

/ 李怡

社會出現危機,就是對一個領袖以至一個政體的嚴峻考驗。有些領導人依靠良好政體,往往能夠轉危為機,既拉高民望,也使人民從悲哀恐懼中得到信心。

1986年1月28日,美國太空穿梭機挑戰者號在升空時發生爆炸,七名太空人喪生。美國全國大多數人從電視螢幕中經歷從興奮,到驚愕,到悲傷的過程,失去信心的氣氛籠罩全國。當晚,列根總統發表講話,全長只有五分鐘。他不煽情、不落淚、不談悲慘的畫面,他說「挑戰者號的組員走完這一生的方式,讓我們引以為榮。」他肯定受難者的勇氣,從而團結國民走上從傷痛中治癒之路。多年後人們想起這件事,最難忘的,不是太空穿梭機爆炸的畫面,而是列根的已成為經典的電視講話。

2001年美國發生九一一恐襲,當時布殊總統的民望處於低谷,他在事發當天的應對也受詬病,但接下來,他每天早上召集各部會與幕僚商討對策,取消絕大部份外訪,他去了世貿中心遺址,和消防隊員、警察、自願救難者們相聚,在國會發表演說,九一一的危機成為他任內扭轉民望的轉捩點。

在武肺疫情剛發生時,如果林鄭能把握機會,也是可以扭轉她低沉民望的,比如她取消去達沃斯的行程,不再講甚麼「止暴制亂」,不再對過去大半年社會的抗爭憤憤不平,而是宣佈「愛在瘟疫蔓延時」,特赦所有被捕人士,不追究警察行為,對大陸來港者嚴格執行需要提交醫療報告才可以入境的政策,對入境者厲行檢疫,並在疫情剛出現時即到各地搜尋購買口罩,坐鎮香港每天與各部門審視疫情,每天親自向媒體交代和接受詢問。只要她這樣做,不管是否有成效,市民一定會給她加分。但可惜,她所做的恰恰與此相反,於是不分黃藍,幾乎所有市民對她都恨得牙癢癢。

能夠轉危為機,是要把心放在關切市民安危的職務上,但對林鄭來說,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她只關心上級的意向,而她的上級,是一個怎樣的政權呢?

前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的一篇網文,依據官方訊息對

武漢疫情的發生作一個梳理:2019年12月8日或更早就發現疫情;2020年1月1日,武漢市公安部門以「傳播謠言」為由,對八名在醫生群組的網址交換疫情訊息的醫生進行「嚴肅處理」;1月12日至17日,湖北人大開會,其間沒有新增病例通報;1月19日,武漢原定四萬人參加的集體餐會照樣舉行;1月20日,習近平指令抗疫;1月23日,中央新春團拜,習近平絕口不提武肺;同一天武漢開始封城。

從這樣的流程,張教授得出以下結論:「當前這個集權型、統制型和逆淘汰的政體,才是一切災禍的根源。一個落後而野蠻的前現代政體,絕不可能為國民提供公正、高效和優良的現代化治理。」

「前現代」,前到甚麼時候?從幾個醫生說出他們親自經歷的事實而被指為謠言來看,不妨追蹤一下,上一次科學家因說出事實而被當作謠言是甚麼時候?那是420年前。1600年意大利的布魯諾(Giordano Bruno)因支持太陽中心說而被羅馬宗教法庭處以火刑。

只是因為這次疫情已經紙包不住火,八名醫生才沒有受罰。但中國又有多少因為說出事實而被治罪的冤案呢?「前現代」,就是西方稱為「黑暗時代」(Dark Ages)的中世紀。中世紀後期,西方飽受饑荒、瘟疫和戰爭的威脅。

把香港從最文明的現代社會,帶進一個受瘟疫威脅的黑暗時代。在服從一個「集權型、統制型和逆淘汰」的政體下,這就是林賤特首的使命。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20200206/JKN7WCMIFTOSCVKDMXFFS6LDJE/?fbclid=IwAR2WLA2VjTKkaX6spnOvZlLJTliXgomPyW1aMp43nt35Da9SUJQDUUu67Y8

Wednesday 5 February 2020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讀后感

/ 張兼榮

寫馬克思韋伯(Max Weber)這篇文章的讀后感,就我而言不算是輕鬆的事,裡面討論的方面很多,也不是我能全部領會的,只能粗略的說上幾句。馬克思韋伯是上世紀德國出名的哲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及社會學家等,同時也是公共行政學與現代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反正,他研究的領域廣泛,其文章學說值得推薦。

「學術」一詞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嚴肅的、正經的、高不可攀的一面牆,其實「學術」也是社會上眾多職業的一種,只是在于你是否要選擇走這條路,僅此而已。要把學術當作一種志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在象牙塔裡的教授博士,首要面臨的就是學者與教師——雙重身份。有時候,一位學術素養極高的學者,不一定會是個「好」的老師,這點相信很多學生是明白的。

一大學堂課裡,若面對老師的是成堆的學生,旁人看來,這個老師好像「很厲害」、「很會教」,下意識就會生成「這個老師的學術成就肯定也高」的直接想像。然事實不盡如是,多人聽課,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老師本身——教學方式、語氣、性情,甚至聲音。

當然也不能說,有教學天賦的老師就一定不是出色的學者,甚至大有人在。細想,老師要讓學生對問題能夠作出獨立思考,或許是教育裡一項艱難的任務。總之,學生的多寡是不能成為一種檢測研究學問能力的準繩。

靈感從熱情而來

除了雙重身份以外,韋伯也提到了「靈感」。靈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東西,在研究學術裡,我們都是在前人的庇蔭下慢慢前進的一群,不斷提出新的創見、新的視角、新的概念,是學術不斷進步的主因,而靈感從何而來?韋伯提到一個牽線人——熱情。熱情從來都不能缺席,你必須將熱情投放在工作上(學術研究),熱情能夠激發靈感,從而獲得「個人體驗」——達到學術成就。

「凡是不能懷著熱情去做的事,都是一種不值得的事。」如果對于學術研究沒有熱情,韋伯會奉勸你,還是轉行吧。熱情不一定能夠激發靈感,但沒有了熱情,靈感不會在這種「苦苦思索」的過程中萌發,沒有了這「苦苦思索」的過程,自己的創見會一直在門外徘徊。熱情是先決條件,而如先前所說,熱情不一定就會產生靈感——這就是研究學術的風險,有些人努力多年可能都不曾有靈感前來敲門。

韋伯也論及了「人格」,如果一個學者把學術研究當作一種表演事業,以「個人體驗」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吹捧、宣揚、炫耀自己的學術成就,或是假裝自己天賦異稟的樣子。這樣的人,我們不能把他當作以為有「人格」的人。唯有真心獻身于學問者,才能成就其「學術為志業」的高度與尊嚴。

由此,真正將學術當作一種志業的學者,在機構裡尋求更高職位非第一要義,也不會以受學生歡迎來作為自己的學術成就。

Tuesday 4 February 2020

世界眼中醜陋的中國

中國五千年歷史,我大中國本來還自詡如何禮義廉恥,但近年來為何變得如此討厭,多次成為排斥對象,成為多國的眼中釘?

那要首先了解中國近年來,對國際社會的作風。本來,孫子兵法有云,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明明是我國兵書,自家卻沒有好好閱讀,至今日醜態盡現。

無論C919飛機華為5G以至任何方面,我中國都要先先自誇一番,再看連那個東風 17 飛彈,還未應戰就充滿自信。自誇本來就軍事大忌,引來敵人團結和早有預備,再來如自誇不能實現,更會令自家人也失望看不起。

看國慶花車兵哥車下推動,到C919的一月最新公報,到今日的武漢六天建好的所謂醫院,令所有國民看到不能實現的期票。

自誇令外國討厭,期票令人民失望,更多令外國知道大中國的底牌其實不外如是。就如狼來了的故事,一次兩次三次的不如預期,令多國心中有數。看七十國慶多少國家到賀,今日各國早已不再相信中國所謂強大的兵力,可能更多是以慈禧的北洋海軍眼光看待中國兵力。

要知道,我國自二戰以戰敗國的實韜戰勝國之名,之後兵力只打自家人,從沒有對外的驗證。無論鈎魚台也好,南海也好,台灣也好,多以恫嚇了事,炮火連天,只在咀上。

於我國發展初期,由於供應廉價人力,不成威脅,所以各國樂觀其成長。到今日,我大中國夜狼自大,口不擇言,間諜盜竊有之,威迫他國有之,形成一定威脅,做成各國看不過眼,從而形成對抗心態,連一直不參與政治的澳洲丹麥捷克都口誅筆伐,一步步將中國妖魔化。

今時今日,我大中國最可悲的,莫過於還不了解自己的自大,做成了世界極大的厭惡感,還道其他國家妒嫉懼怕自己的強大,自欺欺人。每每一有反對聲音,不是大聲我國以多少經濟輸出以威懾,或者嚴厲譴責他國對其內政說三道四,再不就是以其他人不尊重我國文化以評擊。

筆者不明,我國人民到他國隨處便溺,人家批評一下,何來不尊重我國文化之有?先不言我們到他國未有尊重他國文化,更可悲是,我國人文文化,真的包括隨處便溺嗎? *

國家的自誇亦做成人民的狐假虎威與無限膨脹。有人問過筆者,為何世界各國如此討厭中國人,就是排華到處,就沒排他國的。

中國暴發戶的膨脹,真乃周星馳的名句,由內到外再到內,從將一身名牌放上身的外在,到插上國旗駕法拉利的愛國,到口中如何給你香港人東江水的無知,都可以知道內涵的高度。

為何法國沒看見有人一身都是LV?中國人會告訴你,因為他們窮困潦倒。星爺會告訴你,衫嘅嘢你唔係見人哋著你又發姣發躉走去著架,要襯架!

當自大到了一個地步,就再看不見問題所在,國家如是,人民如是。

只有內裡空無一物的物種,才會四處自誇自傲。真正的獵人,獅子撲兔,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決不會為面子而打開天窗,四處咆哮。君不見美國對伊朗說來就來,攻其不備?

醜陋的國家與人民,練成總有原因的。筆者反思一下當年自己,也曾經是其中之一,萬分自慚形愧。

希望有天,新中國及其人民,不再是箭豬雞泡魚之流,穿得樸實,也自在自信。

‘’桃李無言,下自成奚‘’

/ 賽天籟 "筆筆抗兵械 字字賽天籟" 無助的銀髮族 由美國回流香港 從對政治由冷感一隻港豬 進化到今日的熱衷 全因看到香港人的堅持 在離開世界前 希望用筆墨記下對香港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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