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天尤人就是遷怒

/ 南懷瑾

孟子這裡所講的是現世之命，一切都是命定，但我們要不怨天不尤人，「順受其正」，就是正命的活著。世界上每個人對現實的人生，都是不滿意的，當遭遇不好時，或者怨天或者尤人。

孔子曾說過，人應該不怨天不尤人，這是最難做到的學問修養，有時明明自己錯了而不知道，或反省不出來，於是就怨天尤人。信宗教的人也會說，我再也不信上帝、或者不信菩薩了。其實講這樣的話，已經是最大的怨天尤人了，因為在他心理上是認為自己沒有錯，錯在上帝、菩薩或他人。

再不然，正如現在報紙上說的，我沒有錯，這是社會問題，是社會的錯。試問社會是誰的？社會只是一個名辭，是人群結合在一起的大眾，叫做社會。換言之，社會即是人群，自己也是社會的一分子呀！明明是自己個人的錯，為什麼推過給社會人群呢？

再說，怨天尤人就是遷怒。孔子說顏回的修養最高，「不遷怒，不二過」，他錯了沒有怪到別人身上。有人只是小的遷怒，例如有人正在生氣的時候，別人有事找他，他就罵這人一頓，這也是很明顯遷怒的一種形態。可是一般人反省不到，遷怒的結果往往會壞了大事，害己害人。有的夫婦之間，並無大的糾葛，然因遷怒而鬧成反目成仇，竟而成為生離死別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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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关于天才、狂妄和错误的难忘三小时

/ MANOHLA DARGIS

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精彩影片《奥本海默》(Oppenheimer)讲述了“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故事，将一场意识的剧变浓缩为令人久久难忘的三个小时。这是一部关于天才、狂妄和错误的剧情片，既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出色地描绘了这位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纷纷扰扰的一生，他参与研发了二战期间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那场大灾难推动我们走向了一个人类主宰的时代。

该片改编自凯·伯德和马丁·舍温2005年出版的权威传记《美利坚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成功与悲剧》(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这部由诺兰编剧和导演的电影大量借鉴了原著，回顾了奥本海默的一生，包括他在曼哈顿工程区（即众所周知的曼哈顿计划）中起到的作用。他曾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一处近乎荒凉的地方主持一座秘密实验室的工作，他在附近有一座小屋，和那个时代许多最杰出的科学家一起，奥本海默研究如何利用核反应制造出能够瞬间杀死数万人并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武器。

原子弹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定义了奥本海默的遗产，也塑造了这部电影。诺兰对原子弹的制造进行了深入而漫长的研究，这是一个迷人而可怕的过程，但他没有重现那次轰炸；没有关于死者的纪实图像，也没有化为灰烬的城市全景，这些决定被解读为他的绝对伦理。轰炸的恐怖、造成的巨大痛苦以及随后的军备竞赛充斥着整部影片。《奥本海默》在形式上和概念上都是精彩的成就，堪称引人入胜，但至关重要的是，诺兰的电影制作为它所讲述的历史服务。

影片从20世纪20年代奥本海默——由基里安·墨菲激情出演——年轻时开始，一直到他头发花白，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其中涉及奥本海默个人和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包括他在原子弹方面的工作、困扰他的争议、几乎将他毁掉的反共攻击，以及帮助他维持生活、但也困扰着他的友谊和爱情。他曾与政治活跃人士简·塔特洛克（由充满活力的弗洛伦斯·皮尤饰演）有过一段恋情，后来与迷人的酒鬼凯蒂·哈里森（由艾米莉·布朗特饰演）结婚（一个经过漫长酝酿的转折），后者陪他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并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这是一个紧凑的、跌宕起伏的故事，长期以来一直钟情于电影媒介可塑性的诺兰为它赋予了一个复杂的结构，并将其划分为多个揭示性的部分。片中大部分是色彩鲜明的画面；但也有一些高对比度的黑白画面。这些部分丝丝缕缕地交缠在一起，让人联想到DNA双螺旋结构的形状。为了表明自己的构思，他在影片中使用了“裂变”（分裂成几个部分）和“融合”（元素的合并）两个词；既然是诺兰的电影，故事的整体时间顺序自然被反复打乱，使电影更加复杂——总之要考虑的元素很多。

而且这还不是一个层层推进的故事；相反，诺兰用奥本海默生活中不同时期的生动场景突然将你带入他的人生漩涡中。警惕的老奥皮（密友们这样称呼他）和年轻的奥皮在银幕上快速地交替出现，然后故事短暂地来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奥本海默是一个痛苦的学生，深受烈焰冲天的世界末日幻象折磨。他很难过；他还读T·S·艾略特的《荒原》，听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看毕加索的画作——在那个物理学将空间与时间合并为“时空”的时代，这位画家的作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随着诺兰对这幅立体主义的肖像进行填充，这种快节奏和碎片化的叙事还在继续，他的镜头不断穿越大洲，引入了一大批人物，包括在曼哈顿计划中发挥作用的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肯尼斯·布拉纳饰）。诺兰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熟悉的面孔——马特·达蒙、小罗伯特·唐尼、加里·奥德曼——有些让人分心。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导演本尼·萨夫迪饰演的爱德华·泰勒——被称为“氢弹之父”的理论物理学家，而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拉米·马雷克会饰演片中一个小角色，可能只因为他是个众所周知的明星。

随着奥本海默的形象逐渐聚焦，整个世界也清晰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他学习量子物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在伯克利教书，与其他年轻天才们交流，建立了一个量子物理研究中心。诺兰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知识界的激越——爱因斯坦在1915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而且，正如你所料，片中出现了大量科学辩论和写满神秘计算的黑板，诺兰把其中大部分翻译得相当易懂。这部电影的乐趣之一就是间接体验知识讨论的激动人心。

正是在伯克利，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传出后，奥本海默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变。那时，他与欧内斯特·劳伦斯（乔什·哈特奈特饰）成了朋友。劳伦斯是一位物理学家，发明了回旋加速器（一种粒子加速器），并在曼哈顿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在伯克利，奥本海默遇到了曼哈顿计划的军事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达蒙做出了意料之中的出色表演），他让奥本海默担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主任，尽管奥本海默支持左翼事业——其中包括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反法西斯斗争——并且参与了一些社团，包括他的兄弟弗兰克（迪伦·阿诺德饰）等共产党员一起参加的组织。

诺兰是当代少数几个在主题和技术上都如此雄心勃勃的电影人之一。他与杰出的摄影师霍伊特·范·霍伊特马合作，用65毫米胶片拍摄（以70毫米格式放映），这是他以前也曾使用的格式，可以给电影营造出磅礴的气势。其效果可能让人感到身临其境，然而有时也会觉得挫败，尤其是当片中的奇观显得比故事更充实、更连贯的时候。不过，在《奥本海默》中，就像在《敦刻尔克》（Dunkirk, 2017年）中一样，他用这种形式来传达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的重要性；同时，在这里，它还拉近了你和奥本海默之间的距离，他的脸既是远景，又是镜子。

影片的精湛技艺体现在每一格画面中，但这其中不包含自我夸大的成分。即便电影人本意良好，在处理宏大题材时，也有可能变得炫耀起来，以至于过于抢风头，影响了自己本想公正对待的历史。诺兰坚持把奥本海默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尤其是在黑白部分，从而避免了这个陷阱。片中有一段讲述了1954年一场出于政治动机的安全权限听证会，这场政治迫害损害了奥本海默的声誉；接下来的一场戏是1959年，前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由令人着迷的、几乎认不出来的唐尼饰演）被提名为内阁成员。

诺兰将这些黑白与彩色部分结合起来，利用听证会和确认的场景——施特劳斯在听证会中的角色，以及他同奥本海默的关系直接影响了确认的结果——创造了一种辩证的综合体。这种方法最有效的场景之一呈现了奥本海默和其他参与项目的犹太科学家（其中一些是纳粹德国的难民）如何以严峻的、关乎存亡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工作。然而，奥本海默的天才、他的资历、国际声誉和战时对美国政府的服务都无法使他摆脱政治把戏、小人物的虚荣以及红色恐慌中赤裸裸的反犹主义。

这些黑白镜头构成了《奥本海默》的后三分之一。它们似乎太长了，在电影的这一部分，人们有时会觉得诺兰似乎过于沉溺于这位美国最著名物理学家所经历的审判。然而，并非如此，正是在这里，电影的复杂性和众多片段最终汇聚在一起，让诺兰给这幅奥本海默的肖像画上了点睛之笔——他为一个革命性的科学发现时代做出了贡献；他是科学与政治交叉点的化身——包括他作为共产主义恶霸的角色；他在创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发挥的作用改变了他，并在不久之后对核战争的危险发出了警告。

弗朗索瓦·特吕弗曾写道：“战争片，即使是和平主义的，即使是最好的，也会有意无意地美化战争，并以某种方式使其显得吸引人。”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诺兰拒绝展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这些决定世界进程的事件最终导致了大约10万到20万人的死亡。不过，你确实可以看到奥本海默观看第一次原子弹试爆时的情景，而且，你还能听到他在蘑菇云升起时说的那句名言：“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正如诺兰提醒你的那样，世界很快就从战争的恐怖中走出来，欣然接受了原子弹。现在，我们也成了死神，成了世界的毁灭者。

Manohla Dargis：自2004年起担任时报联合首席影评人。她拥有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硕士学位，其作品已被收录在几本书中。
翻译：晋其角

https://cn.nytimes.com/film-tv/20230724/oppenheimer-review-christopher-nolan/?fbclid=IwAR1G8VAE1cpalhpW9NXU8vPtGs3qtIdrEhU-oRS-YM2S4WUgvt-F0ag7j3w

英殖民政府无视11万人反对声 强制合并大马计划！

现在流行说法，“砂拉越‘合组’马来西亚”、或说“参组”。“参组”、“合组”关键词是指参与、参加商量、协商组织。“合组”是联合组织。

殊不知，这样说法者会了解当年马来西亚产生历史背景，筹备成立过程吗？评说、记述历史，要站在当年历史现况来看，来分析；不能主观的用今天想像、感觉和“现况”而言。

依据砂拉越历史学者黄昭发的看法是不赞同使用这个“合组”字眼，因为马来西亚成立是违背多数民意的，强制性，从英殖民主义者利益出发的，完全都是英殖民政府一手包办的，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

所谓的《马来西亚咨询委员会》(Malaysia Solida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参与者（委员会成员）；《政府级报告书》（Report of Malaya-Britain- Sabah -Sarawak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制定和签署者；《马来西亚协定》（Malaysia Agreement）签署者等，这些人都是谁委派的，都是民意代表吗？

人民未能参与讨论

历史事实是，所有参与和签署上述文件者皆是英殖民者代理人，砂拉越代表的人，他们包括英国高官D. Jekeway、P.E.H.Pike、B.A. St. Hepburn；马来贵族就有Abang Hj. Mustapha、Awak Barieng和Bernard Montegral；华族寡头则有林鹏寿、杨清和及谢晋新。当中这些人都没有一个可以反映人民的心声。人民何来有参与权讨论？

就以葛波特调查团，5名成员就有前英国银行总裁葛波待（Cobbold）、砂拉越第三任总督安东尼艾贝尔（Antong Abell）、前马来西亚辅政司大卫华德斯顿（D.Waltherston）、马华部长王保尼，以及马来亚外交部秘书阿查里（Mohd Ghazali）。由这些人组成的调查团，其“调查”结果不言而喻。

忽视11万人反对声

由砂人联党所发动的签名运动，在短短不到两个星期中就有11万4000名成年民众的签名，占当时人口74万中的成年人不及40%，说只有33%人反对马来西亚计划，可成立乎？ （当时全砂人口约74万，成年人仅占约20至30万，当中半数人深居在河流上游地带，且是文盲，11万人签名反对，“调查团”视而不见）。

英国政府当时就做了“假民主”，成立了一个马来西亚委员会，或者政府工作委员会。这个组织，也开了好几次会议，就以英国人为首，接着里面就有马来亚、砂拉越、北婆，汶莱（参加几次最后也不参加了，因为苏丹不愿意加入）等的代表。

单单说砂拉越的代表，不知道里面的人谁是代表？有没有通过人民来推选，或是当时的政党选出来的。虽然当时1962年有几个政党已经出现了，那时也没有派出代表，民间团体没有代表，其实是都没有人民的代表。

他认为，“合组”字眼不合适，更像是当时英国人一手“强制合并”的马来西亚计划，强制把四邦拉了绑在一起。

国庆日定8月31日

“马来西亚计划”从一开始就按英国人的时间表来运作，要在1963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日成立。但是，计划出来后，遭遇到五邦人民，尤其是北婆三邦人民强烈的反对。

在1963年7月8日，东姑在英国人安排下就在伦敦签署“马来西亚协定”，接着7月9日，就是砂拉越、北婆、汶莱（当时汶莱苏丹为了捍卫和独享石油资源临时决定不参与签署）代表来签署，这样就意味着马来西亚联邦就是按计划8月31日成立。

由于联合国调查团结果直到8月31日迟迟未公布，原定的马来西亚成立计划不得已延后。有关调查报告于9月14日公布，仅隔一天，16日迫不及待宣布马来西亚成立。成立后，马来西亚建国日，即国庆日却定于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日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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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天砂拉越缺席

/ 邱汉明

如果1963.9.16砂拉越缺席没参加组成马来西亚，今天砂拉越的命运将会如何？要回答这个假设性的问题，首先就必须思考为何60年前砂拉越参组马来西亚？

1961.5.27马来亚联邦首相东姑拉曼在新加坡一座酒店公开演讲时抛出由马来亚联邦、新加坡、砂拉越、北婆罗洲（沙巴）和汶莱联合组成马来西亚的概念。1962年汶莱爆发“汶莱叛变”，人民强烈反对汶莱参组马来西亚，汶莱苏丹最后放弃参组马来西亚的念头。

砂拉越，不管是自愿还是环境所逼被“强人所难”，参组马来西亚的原因略略如下：

一，马来亚联邦于1957.8.31独立后，东姑就“锁定”邻近的英国殖民地如砂拉越、沙巴和新加坡，以扩充其版图。东姑和英国达致协议，英国把砂拉越、沙巴和新加坡当作礼物般送给东姑。1963.7.22英国让砂拉越自治或独立的条件是，她必须在同年8.31组成马来西亚，后来延至9.16。

二，1962年印尼发动“印尼对抗”欲索取砂拉越，当时砂拉越也面对来自印尼加里曼丹共产主义的威胁。砂拉越是基于攸关存亡的安全问题上，不得不参组马来西亚，以寻求保护。

三，东姑担心新加坡的众多华人人口会导致马来亚联邦的马来人人口比例下降，失去种族优势。李光耀为安抚东姑，致力游说、拉拢砂拉越和沙巴参组马来西亚，以淡化新加坡华人人口的比例。砂拉越被李光耀说服，东姑大悦。

四，英国为了制造砂拉越参组马来西亚的正当性，特别设立了科博尔委员会调查砂拉越和沙巴人对参组马来西亚的看法。这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三名英国人，二名马来亚联邦人。委员会主席为科博尔（Cameron Cobbold），是前英国央行行长，委员艾伯尔是前砂拉越元首，委员威特逊是马来亚最后一位秘书长，马来亚委员有加沙里（后在马哈迪时代任内长）和槟城首长马华的王保伲。调查由1962.1.17开始，1962.6.21报告出炉，报告显示逾80%砂拉越和沙巴人赞成参组马来西亚。科博尔调查一直为历史学家和学者诟病，因它先设定立埸，造成调查的不公正和不准确，更不可思议的是调查委员当中竟然没有东马人。

五，身为英国殖民地的砂拉越并没有变得富裕，日子在平淡无奇中渡过。砂拉越认为以她富饶的天然资源，参组马来西亚后，可以当家做主，大量发展砂拉越，迈向经济繁荣大道，对砂拉越会更好。如果1963.9.16砂拉越缺席，今天她可能是：

一，被并入印尼，成为在婆罗洲岛上最穷的一省，或最富裕的一省。

二，在新加坡被驱出马来西亚之后，加入新加坡，一劳永逸解决新加坡的水供问题。新加坡提供人力财力打造砂拉越，今日砂拉越像新加坡一样繁荣。

三，砂拉越保持独立，自力更生，但因贪污腐败，管理不当，砂拉越沦为贫穷落后国。

四，砂拉越保持独立，善于用人，精于治国，与国际进步国家接轨，靠着丰富的石油和木材累积财富，今天像邻国汶莱一样富裕。

1963.9.16那天砂拉越没有缺席，她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邦，这是千真万确不能改变的历史实事。那个历史性的决定，改变砂拉越人命运的决定，是对是错，见仁见智。

今天是砂拉越独立60年的大日子，在阿邦佐总理掌权下，致力创造经济繁荣，各族人民和谐共处，砂拉越已渐入佳境，今年首半年收入已超出预期，并且还被世界银行评为高收入州，亮丽经济表现已受国外肯定。

总理除了力拼经济之外，也必须舆时并进，迎头赶上，改善舆提升内陆乡下的基本设施。砂拉越地广人稀，内陆长屋林立，大大小小不会少过4500座。令人不解的是，许多长屋至今都还末有水电供应、通讯设备、乡间道路也失修、简陋难行。政府有责任提高乡下居民的生活，缩短城乡的差距。

在这普天同庆的砂拉越日，愿砂拉越经济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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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用直行

有僧人問大珠慧海禪師：「如何得解脫？」大珠答：「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

在本則對話中，一方問如何解脫，另一方答說不需要解脫，因為並沒有什麼人綁著你，只要以正直的心做正直的事，那就是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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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總覺得自己被環境所困，被他人所擾，被自心的矛盾所惱，而且往往認為是來自環境的困擾而引起內心的矛盾，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從表面上看，這種想法似乎有些道理，比如把錢存放地下錢莊，結果錢莊倒閉了；放高利貸，希望獲得多一些，卻被黑吃黑吃掉了；投機買股票，卻被股票套牢了……好像都是環境跟自己過不去。但是請問：究竟是自己願意被它困擾，還是它來困擾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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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鼠籠做比喻，籠中放香餌，為的是引誘老鼠進籠。老鼠明明知道籠中的食物可愛而危險，卻仍願意冒險。聰明的老鼠進了籠，美食下肚且全身而退。幾次僥倖得手之後，膽子愈來愈大，設陷阱的人則把籠子和機關的裝置愈做愈精巧靈敏，老鼠終究還是被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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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是如此，想要占便宜，結果遇上金光黨，不但一無所得還損失慘重。聰明人雖然不會上金光黨的當，但比金光黨更厲害的誘惑會使人不知不覺地進入圈套。有的上了當還不知道，時間久了才恍然大悟；有的不是立刻上鉤，而是逐步腐蝕自己才入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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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珠慧海說：「修行禪法的人，不要老是希望求解脫，希望人家幫你忙來替你解脫。只要你心中不追求什麼、不恐懼什麼、不逃避什麼、無所罣礙，這個時候就是解脫。」罣礙是未得的想追求，已得的怕失去，得到的還嫌不足，患得患失，當然永遠不得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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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直用直行」，是把自己的身心用在當用、該用、值得用的地方，合情合理地運用它，這叫作「直用」。當自己的行為，從口頭、身體、心理等三方面表現出來時，不要扭曲，不要用懷疑的、驕傲的、自卑的、嫉妒的、憤怒的、得意洋洋的態度來表現，就叫作「直行」。否則就像一面凹凸不平的鏡子，反映出來的影像跟環境中真實的事物不相同，自己還以為看得很準、做得很好，其實謬誤百出而不自知，就不能稱為直用直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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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有交友三要訣：直、諒、多聞。「直」就是正直不阿，這種人可以得到他人的信賴，但正直並不等於剛直。正直是不用扭曲的心對待人、事、物，不是用剛直的心來傷害人。可知，智慧與慈悲兼重並顧的行為，便是直用直行。

/ 聖嚴法師《公案100》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作者米蘭昆德拉逝世

以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而聞名世界的捷克文學巨匠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巴黎去世，享年94歲。

昆德拉是近幾十年來歐洲文壇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捷克米蘭·昆德拉圖書館發言人安娜·姆拉佐娃（Anna Mrazova）證實，昆德拉長期患病後去世。

作為一名作品充滿詩意而兼具諷刺意味的作家，昆德拉的小說因其對政治和日常生活的觀察而廣受贊譽。

捷克總理彼得·菲亞拉（Petr Fiala）表示，他的作品「影響了整整一代讀者，遍及全球各大洲，享譽世界」。

昆德拉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布爾諾的一個精英家庭， 他的父親是一名鋼琴老師。他在畢業後加入捷克共產黨，最初是一名富有激情的黨員，但他的作品很快讓他陷入政治風波。

1970年，他因支持「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而被捷共要求退黨，他的小說被從公共圖書館中撤下，他的作品在共產主義政府倒台之前一直被列為禁書。

1975年，昆德拉移民法國，四年後出版了《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該書收錄七個以「布拉格之春」為主調的短篇故事，在記憶與遺忘間帶出微小個體與龐大歷史之間的微妙連結。同年，他被剝奪了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身份。

1981年，他歸化為法國公民。

1984年，昆德拉發表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他通過在「布拉格之春」和蘇聯入侵的背景下四人命運交織的故事，引出了對生命的反思與嘲諷。這一長篇小說問世後，他迅速享譽全球。後來，該書還被改編成電影。

1988年，他完成了小說《不朽》（Immortality），該書較早先的作品減少了很多政治性，加入了更多哲學上的思考。他後來開始用法語寫作。

2008年，他被指控在50多年前背叛一名為美國情報部門工作的捷克飛行員，引發爭議。他打破了一貫的沉默，強烈否認了該說法。

在被褫奪國籍40年後，昆德拉在2019年重獲捷克公民身份。

他的最後一部小說《慶祝無意義》（The Festival of Insignificance）於2014年出版，最初用意大利語撰寫，受到褒貶不一的評價，有人將其描述為「希望與無聊之間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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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相遇，我們只談喜悅

/ 射手媽咪婷婷

在我們既定的印象裡，異教之間總是存有排他性，甚至還會妖魔化異教來宣揚自己的信仰，但在達賴喇嘛與屠圖主教的身上卻奇蹟似地看見充滿包容與接納的深厚友情，光是翻開這本書瀏覽兩位互動的照片，就忍不住令我熱淚盈眶，因為他們所散發出的笑容與慈愛，都足以令人深信這世界仍舊存在美好。

兩位的對談契機始於原本達賴喇嘛打算前往南非參與屠圖主教的壽宴，無奈南非政府迫於中共的壓力而不願意核發簽證給達賴喇嘛，於是也促成了屠圖主教飛往印度與達賴喇嘛對談並記錄成書的計畫。

我們或許沒有榮幸可以親臨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對談現場，但可以透過一部電影及一本書深入了解兩位精神領袖的內在思維，對於全人類而言都是莫大的幸福與喜悅。

事實上，倘若我們不知道達賴喇嘛與屠圖主教過去的經歷，實在很難從他們的逗趣的肢體動作與笑顏去得知兩人曾經遭受的苦難，更加不可思議的是理應一生懷憂喪志且憤世嫉俗的兩人，何以能真誠地感受到心靈的平靜與喜悅呢？這當中一定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大智慧，也是這場對談之所以深具價值的原因。

達賴喇嘛被問到中國入侵西藏令其被迫遠離家鄉流亡印度的坎坷命運，他表示流亡的幾十年反而令他擺脫了繁文縟節，也有機會交到更多的朋友，更能把慈悲為懷的理念向全世界宣揚，雖然被迫離開成長的家園是很令人難過的一件事，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面對苦痛，一旦把眼光放遠，就不再拘泥於眼前的挫折。

我很感動達賴喇嘛在對談中提到全世界有七十億人口，但是有超過十億人沒有宗教信仰，所以他認為要培育心中的價值觀並不一定要靠宗教信仰，因為我們不能把無宗教信仰的人排除在外。這一段話非常震撼我，也有別於過去聽聞某些宗教總是宣揚只有信仰他們的神才能得永生，就好似不信者就沒有資格得到任何關愛。屠圖主教同時也令我深受感動的原因是他宣稱倘若天堂恐同，那他便不願意上天堂。他們兩位所展現的包容力正是向我們展現寬厚的慈悲心。

為什麼這次對談的主題要針對「喜悅」來談呢？主要是現代人即便擁有再多的物質享受，都無法真正感受到喜悅，而「喜悅」又關乎到一個人是否能保持心性的穩定，進而發展出同理心與慈悲心。

而阻礙人們感受到「喜悅」的原因又有哪些呢？對談中提到恐懼、壓力、焦慮、沮喪、憤怒、寂寞、嫉妒、病痛⋯⋯等，其實要遠離這些苦痛並不是假裝它們不存在，而是轉換看待事物的角度。例如當我們感受到痛苦的時候，也想想其他飽受苦痛之人，這不是基於比較誰比較可憐的心態，而是把自己與他人連結，讓自己感受到此刻並不孤單，把原本的苦惱轉向憐憫，自然而然自身的痛苦也會減輕。

達賴喇嘛與屠圖主教的觀點大致上雷同，唯一有些許不同的是達賴喇嘛認為有些感受是可以透過修行在發生之時就立即轉化，而屠圖主教是主張感受不可抹滅，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化逆境為轉機，屠圖主教甚至表示即便是劇烈的痛苦，也是人生不可少的調味料，至少能夠培養人的同情心。

在對談中，我們可以得知「喜悅」是即刻可得且不必等的東西，而期望造福他人的時候就能得到最大的喜悅。然而，在造福他人之前又必須先屏除自我中心的思想，當一個人總認為自己與眾不同，那就是痛苦的來源，倘若認為自己與有情眾生都是一樣的平凡人類，才能遠離孤獨而創造與他人的信任關係。

說到底，一個人之所以無法感受到喜悅的原因並非是事件本身，而是來自於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追尋更大的喜悅講述的是一種更富有同理心，且能轉而關懷他人痛苦的善行，也是基於如此崇高的理念，進而促成了兩位宗教界精神領袖的世紀對談，並且透過兩位的互動真切地展示了何謂言行而一。

這是一本令我數度感動落淚的智慧之書，光是閱讀文字就被他們兩位智者的言談所折服，更被他們的幽默風趣所逗樂，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透過文字、有聲書及電影去領略如何安頓內心並練習感受喜悅。

https://vocus.cc/article/64a591c2fd8978000131e5cb?fbclid=IwAR3_zjjHxLe_AU_JPUo9PJVxxnQ0Hc1OcyTWQATyJ6PfEbrlaOqHsNvBR6A

大马联邦形成的前因后果

/ 孙和声

1963年7月9日，英国、马来亚联合邦、北婆罗州（今沙巴）、砂拉越与新加坡在伦敦签了一份马来西亚协议（MA63）。这份协议共有11条款，其中包括：正式肯定了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这协议将在1963年8月31日生效；惟因故展延到9月16日；本协议用马来文与英文书写，惟发生争议时应以英文本为准等。

只是，这协议中并没说明东马两州与西马11州的地位关系，即并没说明这个联邦是由马来亚联邦合（共9个州）、沙巴邦、砂拉越邦与新加坡邦，4个邦组成。

实则，大马联邦宪法第一条表明，这个联邦诸州包括柔佛、吉打、吉兰丹、马六甲、森美兰、彭亨、槟州、霹雳、玻璃市、沙巴、砂拉越、雪兰莪与登嘉楼。从联邦宪法来判断，显然是把沙砂两州等同于西马11州等同视之。

尽管如此，联邦宪法中对沙砂两州有附加条款，实这两州享有比西马11州更多权利与权力，如在移民、语文方面享有更多自主权，在财政上，沙砂两州也拥有更多收入来源，如服务与销售税，这使得沙砂的年度预算收入远高于西马各州，特别是砂拉越的年度预算收入可高达百亿令吉，远高于有500多万人口的雪州。

显见，大马式联邦体制中，各州的权力与权利并不一样，有东高西低的特点。当然由于大马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可称之为行政国，中央的权力与权利是远高于各组成的州。通常情况是，以财政为例，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是大体上各占一半，而大马则是中央占约80％之高。

之所以，也不难理解，因为大马约170万公务员中有约90％属于中央，如教育、公共卫生、军警人员均属于中央所管。这就使得地方各级政府在多方面高度依赖中央，也受制于中央，特别是西马的11州。

为何要组成大马来西亚（Greater Malaysia）联邦？原因当然是多重的，惟最重要的因素是为了阻断共产主义的扩散，这既有国际上的冷战格局因素也有特殊国情的因素。

虽说马来西亚联合邦在1960年便宣告结束紧急状态，可在新加坡与砂拉越，左翼思想与运动依然颇盛，特别是新加坡。1959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赢得了51席中的43席，可说是大胜；只是，人民行动党内部却有严重的分歧，最终左派人员出走与一些左派组织与政党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大马也另有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阵），势力非同小可。

李光耀派系自认未必能在来届大选中胜出，便想借用联邦的力量来干掉左翼力量。1963年2月2日也确用内安法来把左异领袖、干部一网打尽（称为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出于这一考虑，李光耀便积极游说东姑组建大马联邦。

本来李光耀派系就有意要与马来亚合并；只是由于东姑考虑到新加坡人口中有75％是华族，若合并那么华族人口便会超越马来族，这就使得东姑不愿与新加坡合并；后来，李光耀与英殖民政府又考虑到把东马两州与汶莱引进来；一来可围堵共产主义，二为可冲淡华族的人口优势变成土著人口略高于华族近5％。这就使得东姑心动。

毕竟，东姑也不想看到马来亚的南端出现一个东方的古巴。在李光耀的催促下，东姑终于在1961年5月27日在新加坡的一个记者会上发表了马来西亚计划。这个谈话一发表，李光耀便马上附和，汶莱苏丹开始时也赞同加入，只是后来在1962年因汶莱人民党发动起义，被英殖民政府镇压后，便改变主义。

汶莱的人民党要求的是由汶莱、北婆罗州、砂拉越与印尼部份的婆罗州共组成一个婆罗州联邦；在沙巴，开始时卡达山人的领袖不赞成，后不反对；砂拉越的情况主要由华族组成的左翼政党人联党（1959年成立）激烈的反对，主张砂拉越应自己独立；惟砂拉越华人公会（SCA）则支持（多为商人）；砂拉越的伊班族领导层开始时也不赞同，后不反对；而砂州的马来族则表示支持。

本来东马的土著领袖是颇担心他们的领土、文化、语文信仰等会受到威胁，可后来英人促成一个马来西亚团结谘询委员会，邀请各方代表参与讨论细节，也在这个基础上设立政府间委员会（IGC）或简称联络委员会，从中提出了诸如东马两州适用的20点。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东马人的担心。据此，最终各方便决定了马来西亚协议。

在这过程中，也有不少反对声音，特别是来自左派的抗议与反对。马来亚、沙巴、砂拉越、汶莱与新加坡的反对阵营还在吉隆坡召开了五邦会议。

大体上言，左翼工人认为，马来西亚计划是种新殖民主义，也是当权派用来干掉左派的阴谋。因此，左派极力反对这计划。

为此，新加坡曾在1962年搞了一个假公投以合法化这计划。说假公投是因为，这个公投不是赞成或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而是必须加入马来西亚，人民只能选用什么方式加入，而不是要不要加入；在马来西亚，民众甚至是各州政府也没有发言权，一切由联盟（由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组成）的领导层说了算，以至于吉兰丹要告东姑，指这是个不合法的计划；只是以败诉告终。

按理说，马来亚联合邦要扩大，应取得各成员州的同意才可；只是，联盟领袖不管这个，自作主张“为民做主”。可以说，在西马与新加坡这是个缺乏民主性的计划，有民主赤字的缺点。这也是民主的一个同意对效益的自相矛盾，如欧盟也是如此。

至于沙砂两州，英殖民政府与联合国曾派调查团去做实地调查，结果是说，多数人赞同加入联邦；只是有人认为，这些调查工作或其成员并不是中立的。因为，英殖民政府在展开民意调查前，已有了预设立场。学者詹运豪便持有这种看法。

不管如何，从结果论来看，马来西亚的形成的确成功阻断了左翼与共产主义在本区域的扩散。新加坡的左翼领袖林清祥便因此被“冻结”（关进监狱）起来了，成了李光耀眼中的流星。砂拉越的激进左翼虽也展开武装斗争，可最后依然无成，最终回归主流社会。

从输赢的角度看，东马人多会认为西马是这个计划的赢家；因为，西马中心的联邦政府拿走了许多东马的资源收入，如石油；而东马的发展则远远落后于西马。当然，联邦政府也会说，砂沙也得到中央的不少援助。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07/03/577141

為什麼長大後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

/ 魯皓平

在時間這個最直覺的觀念中，其實也有著相對的感受？

曾幾何時，我們在時間上總是覺得時光飛逝，日復一日的生活、一成不變的工作、汲汲營營的忙碌日子，似乎人生總在轉瞬間，消逝了許許多多的美好。

特別是當Facebook的動態回顧出現，發現當年熟悉的老朋友已經失聯、調皮哭鬧的孩子已經長大時，那種內心由衷的感歎確實令人鼻酸──似乎一切都如昨日般歷歷在目的情景，為什麼時間過得這麼快？

然而，如果把歲月回到童年，「時間」這個概念對當年的我們來說卻是非常的漫長，好久才下課的感覺、企盼週末到來的想像、寒暑假漫長慵懶又無聊的流逝──好像那個並沒有什麼煩憂的孩子，只是靜靜的過日子，從容地享受每一天。

難道，在時間這個最直覺的觀念中，也有著相對的感受？

神經科學家證實，這種認為時間在童年時期以悠閒的速度移動，但在成年時期覺得異常快速的感受，是人生非常常見的體驗。

時間的感知是相對的　但年齡和記憶是主要影響的因素

「大多數成年人覺得時間在他們的童年流逝的很慢，但後期會慢慢加速。雖然時間明明根本沒有變快。」醫學博士、神經病學家、神經腫瘤學家、神經科學家兼神經治療學系主任桑托什凱薩里（Santosh Kesari）如此強調。

「這種感覺可能是由幾個因素所構成的。」科學家指出，如果用百分比來計算，當我們還是孩子時，一年的生命相當於擁有更多的時間。「好比說，對一個10歲的孩子來說，一年只是他們生命的10％；但對於一個60歲的人來說，一年不到他們生命的2％。」

不僅如此，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會不斷接觸到新事物還新想法，這些新鮮的視野拓展會讓孩子的記憶留下長久的印象。

研究發現，「人們會透過令人難忘的事件來衡量時間，但隨著年齡增長，我們會記住的新事物也愈來愈少，這種種的因素都讓童年似乎持續了更長的時間。」

兒童所感知的時間　發生的比成年人還慢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時間的感知，其實基本上都是屬於「回顧型感知」，亦即，對於人們所記住、腦海中有深刻印象的「時間」，其實是被記住的時間，而不是體驗過的時間。而人們往往對童年的美好印象至今依然記憶猶新，但成年後，面對各種社會上的人情世故，反而想把各種事情都忘掉。

另一方面，也有證據表明，當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對時間的感知也會變慢，神經科學家帕特里夏科斯特洛（Patricia Costello）博士說，「兒童的記憶、注意力和執行功能都在神經迴路層面上發展，因此與成年人相比，他們的神經傳導會特別的慢，這反過來就會影響孩子看待時間的流逝。」

而到成年的時候，大腦神經傳導已經發展完善，這更正確幫助人們從經驗中正確學習看待時間的流逝。

覺得生活倏忽即逝？也許試試「假日悖論」

當然，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能讓時間實際上真正的慢下來，但也許你能從生活中做到一些調整，並改變日常的節奏，創造時間比較自在的印象。

所謂的「假日悖論」（Holiday paradox），指的是人們經歷美好的時間或經歷時，大腦被這種滿滿豐富的浪漫感受填滿，彷彿時間受到壓縮，但當生活回歸正常時，這樣的感動卻在腦海中會存在一輩子的歲月。

這是心理學家克勞迪婭哈蒙德（Claudia Hammond）所提出的理論。

「這個理論揭示了，當你有一個愉快的、像假期一樣的新體驗時，時間是如何流逝的主觀感受，但事後回想起來，會感覺它持續的時間比實際經歷的時間長。」

簡單的說，當你有一個新奇、美好的體驗也許在轉瞬間就消逝，但你對這個記憶會有深刻的印象，並不斷在腦海中延展、放大，彷彿一切都變得更快樂。

創造新穎的體驗來吸引自己的大腦

科學家強調，不一定要渡假、到國外度假才能拉長自己對過去的記憶，其實這可以像嘗試新事物和不斷學習一樣簡單，一旦運用得宜，就不會覺得時間流逝的這麼快。

例如，學習新技能、嘗試新的料理，任何新奇的事物都可以引領你進入不同的生活，使記憶脫穎而出並在某種程度上延長時間。而去新的地方、認識新的人，都可以改變對時間流逝的敏感性。

「睡前反思一天所發生的事情，會讓記憶變得更加獨特。」

科學家強調，如果每天都覺得時間過得很快，不妨在每一天結束前，試著回想自己的一天，「我們許多人都並沒有專注於當下所在做的日常事情，所以當你放下腳步、重新省思回顧時，你可能會發現時間能更加歷久彌新。」

https://www.gvm.com.tw/article/82320?fbclid=IwAR25YX0tx8hptRGl1BT9KdJK-If0JAxkobc59gQcSji2OxgnVT-0WO4q0H8

寧動千江水，莫擾道人心

慈濟裡面有幾位師兄、師姊，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因素，是比較特殊的，就算受證了，老人家也並未給予法名，同時也沒有皈依；他們只是單純的穿著慈濟制服，行老人家想要做的事情。

這次去見老人家，短暫交談之後，有新加坡的報告；老人家藉機把維修好的古蘭經拿出來給大家看。然後再三強調「要非常重視別人的宗教信仰，要尊重其他的宗教。」

其實不同的宗教表達虔誠的儀式是不同的，在佛教五體投地是最敬禮；穆斯林則是將手斜放在胸前，表示尊崇。諸如此類等等⋯

前一陣子，有人反映，現在醫療志工都強制做早課，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就算是天主教、基督教都要，不然就是不給培訓醫療志工時數。我當時以為是特定小區的問題，所以我只說要和培訓幹事好好溝通，老人家雖然強調要讓大家多認識信仰佛教，但並不樂見這種事情。

有些人會用去見老人家是否頂禮問訊當成標準，但對於外教的人也這樣規範就不宜。其實如果有外教友人在，合適的方法可以延後入室，讓這些友人不會太尷尬。也可以避免不明白的人看到有些人不頂禮就心生不滿。

至於團體行動，也可以安排不合適頂禮的人先排在後方，才不會阻擋到敬師儀式的進行；等待儀式完成之後才引導這些友人向前。

要記得老人家交代的：「對他人的宗教要非常尊重。」不要因為一些枝微末節的小事情，去傳遞「誰不尊重老人家」這種讓大家心生煩惱的話語。

「寧動千江水，莫擾道人心」，在團體中去損壞別人的道心是不宜的，要戒慎。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0148372379

我還能再看到幾次滿月？

國際知名音樂家坂本龍一於今年3月因癌症過世。2020年底，當坂本龍一發現癌細胞轉移時，醫生曾對他說：「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壽命就只剩半年。」但是在那一天來臨前，他還有些話必須要說。本書為坂本龍一生前親校參與的自傳，內容回顧他近10多年來的人生經歷，也記錄了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日子。（本文節錄自《我還能再看到幾次滿月？》一書，作者：坂本龍一，以下為摘文。）

「我還能再看到幾次滿月？」最近我迎接了古稀之年的70歲，常常想著這句話。可能有人會記得，這是出自電影《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 1990）裡的一句台詞。是由柏納多．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執導，繼《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1987）之後再次由我負責配樂的作品。

電影最後，原作者保羅．鮑爾斯（Paul Bowles）親自登場，輕聲說出這段話：

因為我們不知道死亡何時到達，所以會把生命當成一座永不乾枯的井。然而，所有事物都只出現一定的次數，並且很少，真的。

你會想起多少次童年中某一個特定的下午、某個深深成為生命一部分的下午，如果沒有它，你甚至無法想像自己的人生？也許4或5次吧，甚至可能沒這麼多。

你會看到滿月升起幾次呢？也許20次。然而，這些都看似無窮。

其實鮑爾斯在這部片完成後不到10年就過世，參與《遮蔽的天空》時年齡才30過半的我，對鮑爾斯這段話留下強烈的印象，但當時也不覺得與自己切身相關。

可是自從2014年發現罹患口咽癌之後，不得不想到自己終有一死。

也因為這段原委，我在2017年發表的專輯《async》當中作了一首名叫〈fullmoon〉（滿月）的曲子。我加入了前述鮑爾斯在電影中的那段話，將同樣的文章翻譯成中文、德語、波斯語等各種語言，分別請熟悉這種語言的藝術家朗讀。

最後一種語言是義大利語，朗讀的其實正是貝托魯奇。我是有點隨性地問他：「如果要在這曲子裡放進義大利語的話，除了你我想不到還能找誰。你能幫忙唸嗎？」他馬上回信：「喔，好呀」。沒隔多久就把錄音檔寄過來了。

鮑爾斯的腔調一如他在戰前住在紐約時，曾經身兼前衛作曲家的身分，有一種枯淡的韻味，從語音的質感也可體會到他擁有不同於尋常美國人的豐富教養。相對地，貝托魯奇的腔調非常有戲劇性，讓人覺得不愧是來自歌劇之國的人，同樣非常精彩。

不過，貝托魯奇也就在這首曲子完成一年後離世。雖然是用錄音的形式，但他在〈fullmoon〉當中的人聲演出，成為他生前最後一次參與的作品。

手術前

在此想說明一下我目前的病況。敘述起來會有點直接，但還是請各位聽聽。

2014年發現口咽癌之後，雖然宣告緩解，但是2020年6月在紐約接受檢查時，又被診斷出罹患直腸癌。前次放射治療很順利，讓我很信賴紐約的癌症中心。這回是採放射治療加上服用抗癌藥物，但開始治療幾個月之後，癌細胞一直沒有消失。

同年12月我在日本有工作，那陣子我也覺得自己太常忘東忘西，想利用回國這段時間順便檢查一下腦部狀況，於是11月中旬經過二星期隔離後做了健康檢查，結果腦部是正常的，沒想到卻在其他地方發現了異狀。直腸癌已經轉移到肝臟與淋巴。

這時距離放射治療結束已經過了3個月，紐約那間醫院竟然沒有告知我轉移的事實，至少在9月底就應該要發現轉移的根源才是。

癌症轉移這事實使我大為震驚，但全美數一數二的癌症中心竟然也沒能查出來、或者因為某些原因沒有對我說，我一下子變得難以再信任他們。

在日本最初為我看診的腫瘤內科醫師直接對我說：「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壽命就只剩半年。」此外，因為放射治療已經傷害細胞，沒有辦法再以同樣的方式治療。

他還說：「即使使用強烈的抗癌藥、施行痛苦的化療，5年內的生存率也是只有50%。」這想必是基於統計數據得出的客觀數字吧。

說實在的我聽了很不高興。即使拿出數據給我看，但怎麼能對患者說這種話呢？連一點希望都不留如此悲觀地斷定，我既震驚、心情也嚴重低落。聽說他是很有名的大夫，但我想我們個性或許很合不來吧。

其實就在接受壽命宣告的翌日，我還要演出一場線上直播的鋼琴音樂會，後來發行成為《Ryuichi Sakamoto Playing the Piano 12122020》（2021）。

當時不單精神狀況差到不行，為了便於拍攝影片，還選了一個讓人非常不舒服的演奏環境，因此我對於自己能不能發揮實力是一點信心也沒有。不過認識我愈久的人，愈是會跟我說這場彈得很好，真是件很奇妙的事。

雖然我決定不回紐約、留在東京接受治療，但因為我跟第一間醫院實在合不來，所以透過認識的醫師轉診到別間醫院。原本只打算短期回國一趟，結果就這樣留下來了。

接著到另一間醫院尋求第二意見，這次被告知癌症轉移到其他器官已經是第4期。而且進一步檢查發現已經轉移到肺部，說真的情況很令人絕望。

於是，剛過新年的2021年1月，我先切除原發的直腸部位，以及轉移至肝臟淋巴兩個位置的癌症手術。連大腸也要切除30公分，手術規模不小。在手術前我竟然還傻楞楞地，站在手術室的門前一派輕鬆地向家人揮手說：「我進去啦──」當時還有拍照存證。

原本預定12小時的手術最終花費了20小時才結束。從上午一路做到翌日早上4點。自己都已經是「待宰羔羊」的狀態，既然決定要動手術，我就只能完全信任醫師了。更何況我也沒有什麼專業知識能夠提議：「能否切少一點，20公分就好？」

事前就已經知道術後體力與免疫力會大幅下滑，所以手術前我每天都以走一萬步為目標。此外，這次不單是需要全身麻醉的大規模手術，醫療意外致死的風險也並非完全為零。

所以還是要把握時機享受美食，大約有10天，我每晚都是以「最後的晚餐」為由吃各種美食。有時是牛排、有時是義大利菜，盡可能享用東京都內的高檔佳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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