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障】——歸零，再出發

/ 聖嚴法師

捨，是美麗人生的必修學分。「放棄」與「堅持」並非對立的概念，而是互為表裡的生命統整能力，如果迷信只要努力就會成功，多數人會生活在渴愛、枯竭、自暴自棄的迴圈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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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當我們習慣將「自我」建立在社會評價上，便容易在得失之間進退兩難，無法聚焦於當下的學習與成長，總是被更好、更壞的「萬一」綁架，陷入過度分析、反覆思考的假想情境，繼續為錯誤的目標或失效的程序，賦與合理化的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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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是藉由深刻內省所推動的歸零及再出發。只管掃除，則是擺脫糾結、業障的日常禪法，重點不是如何將看見的汙垢清理乾淨，而是養成整頓心靈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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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放任煩惱叢生的人，自然不會散漫地染濁身、心、大地。猶如日本永平寺三門匾額所題的偈頌：「諸佛如來大功德，諸吉祥中最無上，諸佛俱來入此處，是故此地最吉祥。」道元禪師其實無意標榜靈山聖水，只是精確傳達：三世諸佛都是透過聞思修證，開啟自性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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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心智，兼具直覺與邏輯溝通的無限潛能，然而，一觸及喜、怒、哀、懼、愛、惡、欲……盲點就會開始顯現。輕微的騷動，將占據儲存訊息的腦部空間，使人無知或善忘，失控的震盪，將瓦解知識與記憶結構，使思惟網絡徹底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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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可以穿越微細的色、受、想、行、識，直觀衝突的情緒、語言及意志，清楚覺知而不混亂，任其流動而不阻斷。因此，七覺支的鍛鍊歸結於「捨」。寂靜的心，與空慧相應，能同步實現：離一切相，悟一切法，利益一切眾生。

佛陀本懷，是希望所有眾生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一切法本身並無是非，加上妄想、分別、執著，才會引發罪惡。因此，佛法教育的目的，不是論斷諸法優劣，而是經由淨化內心，徹底改變我們對世界的錯覺。

許多人在法會中都唱誦過：「願消三障諸煩惱，願得智慧真明了，普願災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初學階段，發覺身、語、意隨業流轉，屬於正常現象，自以為心如止水的凡夫，問題反而棘手。

修行的障礙可略分為三類。報障，是指六根不完具，或成長在赤貧、富貴、邪見等環境，使一個人缺乏接觸佛法的機會。業障，是固然擁有學佛的條件，卻因為職業或生活型態的制約，使身心不安定，偏向修福不修慧。煩惱障，則是多疑、嫉妒、強求、自我膨脹、自我保護等封閉狀態，當我們對心念活動愈清楚，心障便愈輕。開悟，不是一了百了的神話，平靜明朗的心境，就是轉化的實質體驗。

佛弟子在皈依三寶之前要念〈懺悔偈〉，事實上，受持五戒十善的人，也必須將懺悔業障視為恆課。因為坦白錯誤與承擔因果，是肯定自我的重要途徑。最有力量的迴向，是怨親平等地共享修學功德，個人所得的殊勝回饋，即是圓滿道心。

《華嚴經》說：「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根，是為魔業。」從感動出發的菩薩行，與實相不相應，所以極易變質或半途而廢，若能沉澱為深入經藏的願力，就能漸漸領會：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的「悲欣交集」與「香光莊嚴」。

般若，不共世間法。無漏智慧，雖然不一定在禪坐中證悟，但是解脫時，自然是定慧一體。當正覺與正見合一，自利的清淨心與利他的慈悲心，永遠不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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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 聖嚴法師

要如何減輕苦，為心帶來平靜呢？佛教滅苦的方法可分為兩大類：一個是改變觀念，建立正見；另外一個就是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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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有三個重要的觀念，能幫助我們減輕苦。第一個觀念就是我之前提過的因果，這雖然是個宗教性的觀念，但也是事實。在我們的一生當中，不論做了什麼，都能觀察到自身行為帶來的反應以及結果。舉例來說，當我們對別人惡言相向，別人通常也會這樣對我們。透過信仰，佛教徒相信在這一世之前有過去世，過去世之前還有過去世，也就是我們有無量的過去世。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事情，很多看起來可能不公平，但這只是我們在無數的過去世中，所作所為的結果而已。相信這一點，我們就會樂意去接受降臨在自己身上的好事或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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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裡的第二個重要觀念是因緣，瞭解這一點也能幫助我們減輕苦。世上所有現象的生與滅，都是由許許多多的因素相互影響與累積而成。一朵花的起因，是一粒種子，但也必須要有土壤、水分和陽光，這棵植物才能生長。時機不對，或是被連根拔起，或是缺水、缺少陽光，都會讓這顆種子枯萎，然後死亡。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以及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種種遭遇，也是同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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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我們成功時，沒有必要特別覺得興奮或是驕傲。無論我們的成就有多大，都是因為有了其他人直接或間接的幫助，才能有今天。而既然我們知道，現在所有存在的一切，終有一天都會消失，那麼在我們遭遇挫折的時候，也就不必感到沮喪失望，因為這些挫折，日後一樣會改變。只要有平靜的心，我們就能安然度過人生的順境或逆境，不會得意洋洋或是鎮日愁眉苦臉。這是心靈健康的一個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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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能幫助我們減輕苦的觀念，就是培養慈悲心。人們通常希望他人能對自己慈悲，卻很少想到自己也要對他人慈悲。有些人做錯了事，就要求別人原諒他們，他們會這樣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如果他們見到別人犯錯，就會說：「你真是沒用！為什麼一件事情都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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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有四個構成要素。首先就是瞭解自身的矛盾衝突並建立內心的平靜，其他則是：同情別人的缺點、原諒他人的過錯、關心他人的苦難。第一種慈悲讓我們培養出其他三種慈悲。為了要與自己和平共處，你的心必須平靜、祥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牢記因果與因緣的觀念，這能幫助你保持平靜與祥和，然後你就能對他人慈悲、感同身受，諒解並付出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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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減輕苦的方法，就是透過佛教的修行，包括正統的打坐、觀想、誦經、拜佛，以及其他每天例行的修行方法。修行能幫助我們更瞭解因果與因緣的觀念，讓慈悲心紮根在日常生活中。(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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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知，不动而动

/ 沈明信

人类社会有一款「羊群效应」，我们大都知道，却往往自陷其中不能自觉，长期的有无意识地在社会上随波逐流，虚掷人生；短期的有随着吃瓜群众蹭热度，虚耗光阴。

比如说，在全球爆红的韩剧《鱿鱼游戏》，一再被各个社交平台热议，搞得这个世代的人好像非看不可，很多人一窝蜂地看了之后又表示：说实在，不看也没有损失。

一部影集的成功，必须结合多种因素，比如剧本、演员、导演的功力、讲故事的节奏等等。《鱿鱼游戏》的主梗相当老套：一名富有的老年企业家，因生活空虚无聊，不惜投掷千金，吸引社会低端人口参与一场真人游戏，胜出者可以赢得巨额奖金，被淘汰者则得以生命为代价。

类似的题材并不新鲜，而且珠玉之作并不在少数，至于《鱿鱼游戏》的爆红，可以说是紧凑的剧情、暴力血腥的桥段设计，大大刺激了生活安逸的现代人，尤其是看似温馨的儿时游戏，却设有残酷的人性考验，巨大的反差紧紧扣住故事的趣味性，使其成为话题之作。

剧情的精彩丰富，反而遮盖了主线老梗带出来那一点透光的人性思考：一个人活了大半辈子，攒了钱、活得够，可却落得极度的空虚无聊？而同在一条跑道上，大部分的芸芸众生，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或者是一个问号，或者是一个感叹号，又或者是言犹无尽的省略号。

像佛陀一样逆向思考

有寿有钱，并不代表着生活幸福，站在佛法的角度，最常触及的，便是生命的终极意义、生命的终极实相，以及生命的终极觉知，这却也是大部分人一再回避思考、正视的议题。正如文首所说的，现实生活的柴米油盐，使得大部分人处于无意识地随波逐流，又或是蹭蹭热度，并不容易有着异于常人的观察、批判和思考。

说到逆向思考，佛陀绝对是叛逆先锋。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佛陀已是被亿万人尊崇的导师，不敢对他造次。如果穿越回到古印度，大部分人可能会第一个跑出来指责他骇世惊俗、不谙世事──抛弃父母妻儿，撇下国家人民不理，跑到深山老林之中修行，这是怎么样的人生？而且，他敢于挑战千百年来的种姓制度，提倡众生平等，简直就是不服从王权神权，尽在搞事！

说实在，按世俗的观点来看，阿育王统一印度，遣派使者宣扬佛教，率先把佛教提升为人类文明第一个国际性宗教，远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之前，拥有权势、富贵、影响力，这样的生平不是更加快意人生吗？

佛法提醒我们的「觉知」，只不过是在尘世之中要懂得逆向思考。佛陀放弃王位、辞亲出家，成为一个赤脚行走恒河两岸、靠着托钵乞化为生的宗教导师，为我们带出了什么样的意涵？甚至他在这之前修行三大阿僧祇劫，并不是要化成一尊铜雕泥塑，供信众膜拜祈求一生平安健康、生活无忧，结果到头来可能有钱有寿、却又空虚寂寞。

佛陀给予世人真正的启示，在于「不动」──生于人世间，心却处于寂静常乐，不贪不嗔不痴，因为觉知，不被幻境牵着鼻子走。这一层的道理，发展至大乘佛教更为明显了：维摩诘居士身为大富长者，游戏人间，出入淫舍酒肆，可他还是「不动」──对于外相的一切心中毫不沾尘。

处于觉知，心不沾尘，是佛法最尊贵之处。如果你担心未来人生有了钱、活得够，却还会像《鱿鱼游戏》的终极Big Boss陷入空虚无聊的荒凉境地，是时候走入佛法的宝库，探求生命的意义。

星云大师在《般若心经的生活观》这样写道：

佛陀有一个名号称为「如来」，「如」是不动，「来」是动，从不动而动，而能教化世间，所以叫作「如来」。我们要想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由心来运作，倘若紧张、着急，就为外境所动；菩萨度众生，是如如不动而来游戏人间、教化人间了。

无需千经万论、六度万行，能参透大师在这里说的「不动而动」，也许我们在学佛、修行上就能脱胎换骨了。

https://pumen.fgp.com.my/2021/10/29/【敬阅全集】觉知，不动而动/?fbclid=IwAR2mhhy69DqwlBIcYrva-tu-lWtvUZej2_ObSkJyVrYX8UmCNC4FS9NHdqc

討厭別人，我高興？

/ 果然是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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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人際互動中，難免會有看順眼、看不順眼，喜歡或討厭的人。學佛後，會以「相應的人」、「不相應的人」這樣較中性的字眼來涵括。對於相應的人，會說是「過去生結好緣來的」；對於不相應的人，無論是親人、主管或同事，便說是「過去的怨親債主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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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好緣、順眼的人，心中總是愉快又歡喜，那面對惡緣、討厭的人呢？曾問過總是看他人不順眼的人：「你這麼討厭他，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呢？」多數人都說不出個所以然，索性回答：「我高興！」然而當下看到的，卻是他（她）一臉的「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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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繼續看不順眼、繼續討厭，或是選擇閃躲、逃避，有沒有改變現況，將惡緣轉成善緣的方法呢？惡緣未解，不僅來生還會碰到，這一世碰到的機率也很高。所謂「怨憎會」，愈是討厭的人，愈是怨家路窄，狹路也會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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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都說：「想轉啊，但怎麼轉？我不希望來生又碰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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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遇上什麼樣的因緣，都是人生的學習功課。碰到惡緣，別無他法，就是趕緊利用機會，努力轉變因緣。而轉變的方法，首先是知見的建立，再者是方法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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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見的建立，就是明白因果觀念。討厭、不喜歡、看不順眼……這些都是瞋心，不但會產生傷害他人的力道，對自己身心的傷害一樣很深。事實上，討厭他人，誰都沒有獲得好處，成事無益，於己更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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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方法的練習，來轉化討厭別人的瞋心呢？放鬆身心可說是最好的下手處了。一般人的心不容易放鬆，可以從身體的放鬆開始，常常練習，慢慢就會帶動心的柔軟。當身心都放鬆時，看到的人、遇到的事，都會變可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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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當自己又生起討厭別人的心時，記得提醒自己：不要做自傷傷人的事，換個念頭，轉化討厭的心為欣賞的心，作個自利利人的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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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當時已惘然——《臺北人》出版50周年精裝典藏版序

/ 白先勇

今年是《臺北人》出版五十周年，五十年間如反掌，半個世紀的歲月就這樣匆匆過去了。隔著這麼遙遠的時光，回頭再去翻閱自己的舊作，不禁驚詫，《臺北人》這部書竟承載著濃濃如許的愁緒，滿紙滄桑，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細細回想，恐怕須得從我童年、少年的經歷講起。

我出生於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戰爆發的那一年，可謂生於憂患。在山清水秀有如仙境的桂林城市，度過六載不知憂愁的童年。那時我們剛搬進風洞山下東正路的新家，一片大花園接著山腳一溜岩洞，那是我們家的防空洞，日機來轟炸桂林時，我們全家人便躲進風洞山的岩洞裡去。花園裡遍植桂花樹，都是黃澄澄的金桂，秋天來時，滿園子飄著桂花香。

在我的童年印象裡：桂林是碧湛湛清可見底的灕江，灕江兩岸那些綿綿不斷、此起彼落、嶔崎秀拔的山巒，象鼻山、馬鞍山、老人山各具形狀，還有月牙山，山上尼姑庵的老豆腐，山下是花橋，橋頭米粉店裡的馬肉米粉，灕江艇仔上的田雞粥，這些桂林美食，小時候吃過再也不會忘記。

民國三十三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這是抗戰後期日軍對中國最猛烈的一次攻擊，桂林機場有美國陸軍航空隊，日軍擔心美機利用桂林機場直接轟炸日本本土，因此制定「一號作戰」計畫之初，便鎖定桂林為頭號攻占目標。是年秋季，日軍二十萬部隊攻打桂林城，桂林全城燃燒，一片火海，我們風洞山下的花園洋房也燬之一炬，把我童年對桂林的美好記憶燒得精光。母親領著白、馬兩家親戚眷屬八十餘口，倉皇趕上最後一班火車，逃出桂林城，加入了湘桂大撤退，抗戰最大逃亡潮之一。火車上，擠滿了難民，火車頂上也坐滿了人。火車穿過許多岩洞，火車頂上的難民一不小心，便被岩石刮下車去，死於非命。火車過載，蹣跚而行，日軍天天追在我們後面，大家緊張萬分。經過千山萬水，歷盡千辛萬苦，我們終於抵達重慶，逃難中，祖母九十高齡，小弟先敬尚在襁褓中，母親所受的壓力太大，一到重慶，便病倒，從此患上高血壓症。日軍攻打廣西，廣西受了重創，四分之三的縣市淪陷敵手十一個月，桂林五萬七千多家房屋燒得只剩下四百七十餘戶。桂林守軍壯烈犧牲，第一三一師師長闞維雍與城共存亡，舉槍自戕。最後八百多官兵退入普陀山七星岩中，負隅抵抗，被日軍施放瓦斯毒氣，以及噴火，全數殉難，是為廣西版的「八百壯士」。八年抗戰，廣西軍民死亡二百一十萬。

八年抗戰艱苦的日子終於走到了盡頭。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晚上我跟家人正在家中院子裡乘涼吃西瓜，重慶街上開始此起彼落有一兩下砲竹聲，接著愈來愈大，整個重慶的砲竹沖天而起，全城劈劈啪啪，好像炸了鍋似的，砲竹響了一整晚，收音機裡的播音員聲音都哽咽了，宣布：日本投降了，八年抗戰勝利！我們全家都跳了起來，欣喜若狂。就像杜甫的詩所寫的：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戰後我們全家便歡歡喜喜由重慶飛往南京，這座千年古城，中華民國的國都，八年抗戰，南京是受傷最重的，南京人民經歷過慘烈無比的大屠殺，三十萬軍民死於日軍的刀槍下。如今抗戰勝利，政府還都南京，南京人民欣喜興奮之情，難以形容。那時南京城中充滿了勝利的喜悅氣氛。我們從重慶這座黃泥斑斑的山城來到六朝金粉的古都，到處都是名勝古蹟，令人目不暇給。在明孝陵，我爬上那些巨大的石馬、石象上照相，在雨花臺，我挖到一枚半透明暈紅起螺紋的彩石，那枚彩石日後變成了我紀念南京的信物。父親帶領我們全家到中山陵謁陵，告慰國父孫中山在天之靈八年抗戰勝利。我在桂林念中山小學一年級，我們的校歌頭一句便是：我敬中山先生。那時年紀雖幼，可是也明白爬上中山陵那三百多級石階是一項隆重的儀式。在秦淮河畔的百年清真老店馬祥興，我嘗到南京著名的鹹水鴨。我在南京居住的時間很短，但南京的印象卻深深刻在我的記憶裡，因為那時南京是我們的國都，而我看到的南京是抗戰勝利後的南京。那一刻，是國民政府在國內外聲譽最高的時光。

抗戰期間，上海除了八一三保衛戰受了一些損傷，並未遭到兵禍的破壞，戰後的上海仍然是中國第一繁榮的國際大城。我在上海住了兩年多，看到了舊上海最後一瞥的華麗。國際飯店十四樓的摩天廳、永安公司第七層樓的七重天、大光明戲院樓梯上厚厚的紅絨地毯、美琪大戲院金髮碧眼的洋妞帶位員。我在美琪看到梅蘭芳和俞振飛合演的崑曲《遊園驚夢》，也在百樂門舞廳門口看過婀娜多姿的舞小姐，姍姍步上石階。還有匯中飯店的嫩羊排，五芳齋的蟹黃麵，我一雙童年眼睛好像照相機一樣，把這些上海風情畫一張張咔嚓咔嚓都拍了下來，收在記憶庫裡。

可是好景不長，沒有多時，漁陽鼙鼓動地而來。民國三十七年底，徐蚌會戰開打。上海突然變得緊張起來，一夕間，上海繁華落盡，市面一片蕭條，經濟崩潰，通貨膨脹，人們徹夜排長龍到銀行擠兌，到處瘋狂搶購物資。街上學生遊行鬧學潮，在我就讀南洋模範小學，我親眼看到對面交通大學的學生，一卡車一卡車被抓走。十二月，我們全家又開始打包準備逃難了，這回是逃共產黨。我因生肺病被隔離，一個人住在法租界畢勛路一間法式洋房裡。那天，大門一關，我便離開了，在車上只看見我收養的那一頭流浪狗──狼犬來西，一直追在車後，不停的狂吠，好像牠知道，牠的主人這一去，恐怕再也不會回來了。

我們從上海到南京，從南京的中山碼頭坐船沿長江直下武漢，武漢已進入寒冬，大雪紛飛，我們在父親的華中剿匪總司令部，住了一陣子，司令部樹上的老鷹都被凍得掉下地來。徐蚌會戰，國軍大敗，武漢震動，母親領著我們乘上粵漢鐵路的火車，搖搖晃晃，一直奔向廣州。廣州到處都是北邊逃來的難民。本來我們以為在廣州可以待一段時間，家人還打算把我送到東山培正小學去借讀，才上了兩個禮拜的課，沒想到共產黨的軍隊南下這麼快，廣州也不穩了。於是我們又急急忙忙坐船逃往香港。我在船上睡了一晚，睜開眼睛已到了香港的油麻地碼頭，這一離開中國大陸，再要回去，已是三十九年後的事了。

我離開大陸時十二歲，在我童年、少年時期，經歷了八年抗戰，將近四年的國共內戰，可以說是成長於戰亂之中，我曾目睹戰爭對於中國那片土地所造成的災難，一瞬間，山清水秀的桂林城焚燒成一片焦土。經歷過倉促上道，逃離共產黨的徬徨慌張。當然，我也曾見證抗戰勝利後，南京、上海短暫的榮景，當時還誤以為歌舞昇平的太平日子會永遠繼續下去。在我童年、少年的記憶中，充滿了桂林、南京、上海這些城市興與衰的畫面。在我的認知裡，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那場天翻地覆、天崩地裂的歷史大變動裡，在大陸的那個中華民國已經亡掉了。臺灣的中華民國是歷史的另一章。在我心中總隱隱地埋著一股無法釋懷的亡國之痛。這股哀痛，有意無意間也就滲透到《臺北人》這部書裡了。《臺北人》是以文學來寫歷史的滄桑。

我的故友柯慶明教授在一篇短文中如此描述我的作品：

它們大半是以華美流利之筆觸，寫〈黍離〉、〈麥秀〉的當代幽思：寄孤臣孽子去國離家的深情於放浪形骸雲雨悲歡的感官際遇。整體說來是一部宣敘不盡、追懷中華古典文化的現代〈哀江南賦〉長卷；或者竟是本本以「魂兮歸來，哀江南！」作結的當今《桃花扇》傳奇。真的是：點血作桃花，誰解其中味？

慶明說得很好，《臺北人》的確是我的《哀江南》。

https://udn.com/news/story/12661/5852687

令人毛骨悚然的理想國

/ 林沛理

我想在Facebook（臉書）成立一個群組，聲討其創辦人和首席執行長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這樣做是否有些奇怪，甚至自相矛盾？其實，由面世那天開始，臉書已是一個多重矛盾的巨型聚合體(a gigantic mass of contradictions)。

今天，它是全球最多人使用的社交媒體，但很諷刺，越來越多人把它用於種種反社會的用途。何謂「反社會行為」（anti-social behavior）？社會學和法律的定義相近，泛指對家庭以外的社會成員，造成或可能造成傷害或騷擾的行為。按照這樣的定義，在臉書無處不在的網絡霸凌、散播謠言、人身攻擊和仇恨言論不是反社會行為是什麼？全球最大的社交媒體成為最大的反社會內容載體和傳播渠道，已成臉書無法化解的內部深層次矛盾。

這是臉書改名為「Meta」背後的故事和潛文本（subtext）。隨著「吹哨人」（whistle-blower）把所謂「臉書檔案」（Facebook files）公諸於世，Facebook不再是令人高山仰止的科網公司，而是很多人眼中全球最大的黑店，類似幾十年前千夫所指的大型煙草公司。以如此急速下墜的方式「失寵」（fall from grace），商業史上罕見。倘若這次由扎克伯格一手推動的品牌重塑（rebranding）計劃成功，他就是跟胡迪尼（Harry Houdini，傳奇魔術師）同樣厲害的逃脫大師（escape artist）。

事實證明，扎克伯格不是胡迪尼，連大衛?考伯菲（David Copperfield，魔術師）也不是。這可以從為Facebook 的品牌重新命名（brand naming）說起。改稱「Meta」，是要在「Metaverse」（元宇宙）的領域執牛耳和做領袖。問題是「Metaverse」是個「反烏托邦」（dystopia）。反烏托邦是希臘語烏托邦的相反詞 ，字面的意思是「不好的地方」（not-good place）。在創作人對未來的想像中，反烏托邦代表人類失敗社會的最終形態，特徵是反人性、極權統治和生態災難。「Metaverse」這個詞首度登場——在科幻小說家史蒂文森（Neal Stephenson）一九九二年的長篇《潰雪》（Snow Crash），正是以反烏托邦的姿態現身。

科網公司改名叫「Meta」，就像婚姻介紹所自稱為「安娜?卡列連娜」（Anna Karenina，托爾斯泰以通姦為題材的小說），充滿自嘲和反諷意味。然而當扎克伯格和科網公司巨頭談到「元宇宙」，他們可不是在自嘲。他們的一本正經和自以為是出賣了他們——對這些塑造我們未來的大腕而言，小說的反烏托邦就是他們的理想國。

這無法不令人毛骨悚然。在解釋其「元宇宙觀」的八十分鐘長影片《Connect 2021: our vision for the metaverse》中，扎克伯格描繪了一個無障礙、無摩擦（frictionless）、無需與其他人接觸、甚至無需其他人「真實存在」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VR）和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簡稱AR）變成「比真實更真實的真實」（more real than reality）。

扎克伯格承諾，在未來只要採用他公司的應用程式和耳機等裝備，即使足不出戶，也會感受到「強烈的存在感」（a deep sense of presence）。在未來一年，他的公司Meta會花一百億美元進行有關的研發工作。但生命就是這麼一回事嗎？There must be more to life than this。扎克伯格自言每天都會穿同樣的衣服，目的是「不用做無關緊要的決定，只做與人類福祉有關的決定」。這不是自大，他的確有這個能力。這就是我晚上無法入睡的原因。▇

扎克伯格的人格障礙 

扎克伯格也許是天才，但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而言，他有嚴重的人格障礙。他今年三十九歲，但性格似乎仍然停留在十八至二十五歲的成年早期（early adulthood），因無法與人建立親密關係而變得越來越孤芳自賞，過著一種在精神上近乎自給自足的生活。

富可敵國、權傾天下的扎克伯格真的不需要他人嗎？德裔美籍心理學家艾力遜（Eric Erikson）說，人類若不互相依附和互相倚賴，生命還有何意義。我們彼此需要，越早明白這個道理，越符合全人類的利益（Life doesn't make any sense without interdependence. We need each other, the sooner we understand that, the better for us all.）。以今日世情，這些話的最後幾句應改寫成「我們彼此需要，他（扎克伯格）越早明白這個道理，越符合全人類的利益」（We need each other, the sooner he（Zuckerberg）understands that, the better for us all.）。

這其實是常識。英國詩人多恩（John Donne，又譯鄧約翰）的名句「沒有人是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引發共鳴，因為它喚醒了我們與生俱來的心理需要和社交本能；也因為它指出一個基本的事實：人必須互相幫助才可生存下去。

當然，我們彼此需要，不代表我們可以和睦相處，更遑論相濡以沫。在英語世界，「Can't live with them, can't live without them」（無法與他們一起生活，也無法不與他們一起生活）是一句形容夫妻和情侶愛恨關係的常用語。這其實就是人類的生存處境，我們永遠徘徊在「沒有人是孤島」與「他人乃地獄」（Hell is other people，哲學家沙特語）之間，對其他人既需要也抗拒。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思維及其他專欄%2F2021-46%2F1636600706581%2F令人毛骨悚然的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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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用錢的效率

/ 止凡

在一些分享會中，有參與者問筆者，小朋友出世之後，有否特別的財務安排？其實我沒有特別安排，因為平日習慣於花每一個銅板之前都好好想清楚，相當重視用錢的回報效率，用錢的習慣都是盡量在平衡生活後得到高效率。

因少少錢 因小失大

富人特別注意用錢效率，並不關乎金額問題，到底甚麼是用錢效率呢？說起來頗抽象，其實日常生活也會遇到，例如以下的一些情況。

善用信用卡可以有很多好處，其中之一是賺取回贈。然而，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信用卡利息高，一般在20厘以上，所以切記每個月要還清欠款，否則銀行會把結欠的總額計息。請注意，是總額，而不是未被償還的金額，即使客戶享有簽帳首月免息，但其實前提是當月需償還結欠，否則結欠不還清的話，當月所有的新簽帳也會被計息。

我算是頗清楚這條款，因為有親身中招經驗，誰知近日再次中招。因為自己疏忽，在設定還款時錯誤輸入金額，數千元的結欠與我所設定的還款額相差了100多元，結果在下一期帳單上發現有200多元的Finance charge。只因有100多元未被償還，結果整筆結欠被計息要多付200多元，遇見此情況，難免心有不甘。

另一個情況，駕車人士一定試過在計費停車場泊車，由於不少停車場是每小時計費，不足一小時也算一小時收費，車主一般都會注意駛入時間，若知道差不多到一個小時，會預計一下是否值得多泊另外一小時，否則就安排在「死綫」前出車。

有一次在某商場泊車，由於有購物優惠，享有兩小時泊車優惠。當天我泊車在三小時內，所以需付額外一小時的停車場費用，計好時間，便在差不多的時候安然把車駛離停車場，如常以八達通拍卡出閘。此時竟發現八達通卡不能付款，因已達負值，雖然該張八達通可自動增值，但停車場出入口的閱卡器正正沒有自動增值功能。最後只好狼狽地倒車，把車停泊在停車場出口附近，到商場內的便利店增值，再回停車場開車出閘。到出閘時，總泊車時間已經超過三小時，按四小時計算，需要付兩小時的泊車費用，又白白多付了20多元。

以上所涉及的金額不算多，但發生後有何感覺呢？有種激氣感覺油然而生，原因絕不是金額問題，而是花錢的效率不夠好，俗稱「唔抵」。

講效率不等於孤寒

當感覺「唔抵」時，這就開始明白富人的思維，富人根本不會跟你分辨本金多與少，而是看用錢效率如何。一般人感覺富豪多是節儉，甚至「孤寒」，其實這是一種態度。

記得蓋茨（Bill Gates）曾在一個停車場跟車場職員理論，決不泊車到VIP車位，因他認為VIP車位收費較高並無道理，泊車只是停放車輛的動作，為何要給予VIP價錢？所以他寧願排隊到普通泊車位。

香港首富李嘉誠分享過，曾有一名保安替他拾回一個兩蚊硬幣，其後他贈予100元，他解釋這個兩蚊硬幣不被拾起的話，可能掉到水渠而永遠消失，而贈予100元是鼓勵保安保留這個兩蚊硬幣價值的行為，他認為整件事從社會價值角度都很合理。

他們都是超級富豪，財富花幾世都花不完，可能有人說他們要有這樣的性格才有今天的財富，然而想得深入一點，他們的行為都是不管金額多少，卻一致地用在最有價值的地方。所謂見微知着，今天大家日常生活中對細小金額的態度如何？無論大小，追求最「抵」，一如小弟新書的名字「跟着價值走」，哈哈。

推介影片：https://youtu.be/58MFkPAGfVs
http://imoney.hket.com/article/1904663/富人用錢的效率?fbclid=IwAR10uxAdMh0yva9Qai0bLn3Hw_u5uPiW-wVOSUdXR9BPGYzOKk-gqtXdRqM

女人也支持李雲迪

/ 廖書蘭

被譽為「鋼琴王子」的李雲迪，自從爆出「嫖妓事件」以後，所有的頭銜、職位全被取消，社會輿論鋪天蓋地對他窮追猛打，集體道德審判！他彷彿一下子從天上跌入地獄；我們的社會霎時間增加了許多衛道之士。這不禁讓我想起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至十一節，講述有婦人正行淫時被捉拿，眾人對她扔石頭吐口水。耶穌基督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打她！」眾人聽了以後，紛紛放下手中石頭，默默的離開。

從李雲迪身上，我看見他的兩個優點。第一，他是國寶級的音樂家（不同意稱他為藝人），為國家嬴來數也數不清的殊榮。其中最令人驕傲的是，十八歲的李雲迪站上國際音樂舞台，獲得最具權威的蕭邦鋼琴大賽冠軍金獎。

時值二零零零年，中國人仍在努力與世界接軌，李雲迪是站在最前沿的與世界接軌的年輕音樂家第一人。年輕人代表國家的希望，象徵國家的騰飛實力！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一分天才，九十九分努力」，我們看見李雲迪這一位年輕的小伙子為國家拿下如此繁多的音樂大獎，我深信他背後有不為人知的勤奮不懈，並有一顆強烈企圖心（對音樂的一團熊熊烈火）。

天才兒童的刻苦與孤獨

他小小年紀所付出的辛勤與忍受的孤獨，只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他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成就，是要靠自己百折不撓的努力，努力，再努力！遇上挫折時要堅持，堅持，再堅持，才能創下歷史先河、屢獲令人艷羨的光鮮殊榮。

第二個優點，他是一名好男兒。我身為女性，本應對他嫖妓予以道德高地的無情批判，但作為一名有閱歷的成熟女性，對他嫖妓之事，認為有必要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若一個男人有妻子兒女而沉迷嫖妓，完全不顧家庭責任，就應該口誅筆伐！但李雲迪無妻無兒女，甚至也沒有女朋友，明碼實價，有什麼問題？娼妓行業就是「各取所需」的古老行業，世上只要有男女和市場經濟，就有娼妓（妓女、妓男）生存的空間。

李雲迪長相俊俏，十多年前的李雲迪酷似日本紅星年輕的木村拓哉；李雲迪有長相、有名氣、還有雙才（才與財），我相信主動追求他的女孩子可以從深圳排到內蒙古，但他並沒有利用這些天然優勢去騙情、騙財、騙色！甚至誘姦、迷姦、強姦！

沒有行騙傷害他人

簡單地說，李雲迪總比某些渣男要好得太多了！古今中外有多不勝數的渣男，甜言蜜語搞大了女孩子肚子，結果或殺了她，毀屍滅跡，或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有些死心眼的女孩子因而或殉情自殺，或自殘或從此自暴自棄，也有女孩子在這些愛情創傷中站起來重新做人。

李雲迪不是做傷天害理的愛情騙子，他犯了什麼錯？真是「天下男人都犯的錯」？我認為他並沒有犯下天下男人都犯的錯。如果是的話，他大可以跟向他投懷送抱的女粉絲上床，然後搞大了女粉絲的肚子，不認帳，一走了之，再去玩下一個女孩子，那才是「天下渣男犯的錯」！

舉一個現實的例子，李雲迪的徒弟、馬來西亞鋼琴女神李元玲才貌兼備，比李雲迪小七歲，站出來力挺恩師，強調「我們從來沒有越界的師生關係」。

人生的危機也是契機，這是大好的時機；在過去長達二十年成功的耀眼光環和掌聲歡呼聲中，對年輕的李雲迪來說，適時潛沉一下；我認為，這是李雲迪真正的人生的成熟期。「經一事，長一智」，祝願李雲迪像劃破長空的青鳥，破繭而出飛向藍天，世界之廣，山河之闊，任翱翔。

在此，我對李雲迪的母親張小魯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當世人都放棄的時候，唯有母親永遠不放棄自己的兒女，這也是母愛偉大之處。

對於一個屢獲國際成就大獎的年輕音樂家來說，他的成功並沒有忘記國家的栽培；誠如上期《亞洲週刊》專欄作家周光蓁音樂博士所述，李雲迪說：「作為得獎者，那不是自己的事情，我是父母的孩子、老師的學生、家鄉的孩子、國家的兒子。」

李雲迪是一個懂得感恩、感謝、感念的年輕成功音樂家！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思維及其他專欄%2F2021-45%2F1635996977335%2F女人也支持李雲迪

大馬酒名風波憂保守化逆流

回歸常識與理性，以包容開明治國，而不是向保守歪理屈服，才是國家人民之福。

馬來西亞一款名為Timah的威士忌酒不久前獲得國際大獎，但在大馬這個以禁酒的伊斯蘭教為聯邦宗教的國家，在政府及許多穆斯林政客眼中，這不僅不是光榮，甚至在政治人物操弄下，演變成一宗對穆斯林不敬的風波，就連國會也在討論這件與國計民生無關的事，儼然一場鬧劇，也反映大馬社會近年逐漸走向宗教保守化的趨勢，需要警惕。

Timah是馬來文「錫」的意思，生產Timah酒的永百盛酒業(Winepak)之所以會取名Timah，因為大馬曾是世界最大的錫生產國，但卻被穆斯林政客認為會被人誤以為是指先知穆罕默德女兒Fatimah。而Timah酒包裝上的戴白帽大鬍子男性，亦被穆斯林政客指責會被人聯想到穆斯林。然而這個標誌人物是代表當年將威士忌文化引進馬來半島的英國殖民政府官員Captain Speedy。

Timah風波越演越烈，以致永百盛酒業在與政府相關部門及部長商討後，考慮改名和換包裝。馬來西亞—中國總商會指出，政府處理此風波形同開倒車，一旦開先例，恐怕日後將引發更多不公現象，也令欲進駐大馬投資者望而卻步。

對Timah酒說三道四的穆斯林政客來自朝野多黨，包括執政的巫統、伊斯蘭黨、土著團結黨、在野的誠信黨、公正黨等等。雖然也有個別穆斯林政治人物較開明，認為這只是商標名稱，並無不妥；但總括而言，大部分穆斯林政治人物一旦面對涉及伊斯蘭教課題時，有競相比較誰更保守以展現「虔誠」的現象。

馬來西亞近年有宗教保守化的趨勢，居民絕大多數是穆斯林、由伊斯蘭黨執政的吉蘭丹州從十一月一日起實施伊斯蘭刑事法；首都吉隆坡市政局宣布新規定，雜貨店、便利店和中藥店禁賣烈酒，售賣啤酒時間限上午七時至晚上九時。此外，越來越多馬來穆斯林女性戴頭巾，包括女運動員包頭巾上場比賽。食物或產品是否「清真」課題久不久就會被政客渲染成為話題。

但史料記載，身為穆斯林的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也喝酒，但無損於他作為國際穆斯林領袖的形象，曾出任伊斯蘭合作組織首任秘書長。此外，馬來西亞第一和第二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和拉薩都曾經為啤酒廠開幕。網上也有人找出，在六十年代有馬來團體的刊物上有馬來文版的啤酒廣告。甚至在中東的一些伊斯蘭教國家，也有設立酒廠。因此，回歸常識與理性，以包容開明治國，而不是向保守歪理屈服，才是國家人民之福。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筆鋒%2F2021-45%2F1635996977112%2F大馬酒名風波憂保守化逆流

離散大時代，去與留的掙扎

/ 區家麟

他的抉擇，也是每個人的抉擇；七十年前去與留之間的掙扎，也是今天很多香港人的迷茫。

史學泰斗余英時去世，我才有動力拿起《余英時回憶錄》來讀，他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圓形廣場上的新亞畢業生名錄，他排第一，讀他的回憶錄，才知道他在人生幾個關鍵時刻，都與香港有莫大淵源，歷史在重演。

第一個關鍵時刻：一家人去留的抉擇。

大時代中，是留是走，每個家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考慮。

1949 年，當時共產黨已經佔領北京，國民黨敗退台灣，上海陷落只是時間問題，繁華消逝、大地變色，已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在中國的資本家、知識人，究竟走或留？走，代表連根拔起，不知歸期，生命軌迹重新 reset；留，則是一場大冒險。而 1949 那一年，除了東北以外，翻天倒海的殘酷戰爭沒有發生在大城市，城市人所見，共產黨表現開明，提出「新民主主義」，召集各黨派名人志士，共商國是，問題在，你如何判斷共產黨的承諾。

余英時一家書香世代，父親是歷史學家，當時家在北京，父親決定帶家人離開，逃難台灣。問題是一家很窮，在北京有些少房產家當，要處理要變賣，很多東西，帶不走，也不能一時三刻狠狠切割。

結果，一家人先坐船到台灣，留下余英時一人，那年，他十九歲，是家中長子，負責善後，處理家當。當時已有心理準備，這是生離死別；事實上，當時很多家庭就此分隔兩岸，相隔大江大海，數十年不相見，就因為那些放不下、帶不走的家產。

世事難料，余英時父親到台灣，即發現寶島不宜久留，一來生活艱苦，二來戰爭有可能打到台灣，一家人結果轉移到香港。

香港，一如唐君毅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所言，乃「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當年的史家與讀書人夢魂神州，看不起香港的鄙陋，東南亞國家則到處排華，來香港辦學的唐君毅慨嘆「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託庇於此」。

為何要來香港呢？當年放眼方圓千里，一方是共產黨，一方是國民黨，皆屬專政，惟香港殖民地一隅，竟已是相對安穩之地。余英時寫道：「當時不少從大陸逃至台灣的難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證；對比之下，他們似乎覺得香港不但較為安全，而且還可能提供向東南亞或西方移民的機會。」

當時，余英時在共產黨治下的北京要循正式途徑到香港，已經甚為困難，「香港」二字，屬申請表上的敏感詞。余英時得人指點，填寫資料時，不填「香港」，目的地寫「九龍」，而他父母的確住在九龍青山道，結果蒙混過關，來到香港。

第二個關鍵時刻，踏足香港一刹那感覺

有關余英時那「恐怕還不到一秒鐘」的感覺，很多人寫過，《回憶錄》中，余英時有幾大段的反思。

地點：羅湖橋上。

有些《余英時回憶錄》中的文字，要原句引錄：

「我還清楚地記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後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二天（一九五零年元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當時我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

「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我為什麼會發生這一精神異動？」

余英時稱之為「精神變異」，大概就是一種有點宗教性的「神秘經驗」吧。他解釋，當時對香港並無特別感受，余英時記憶中，讀過不少文人寫過，遠赴香港，為「吸取自由空氣」，這大概是當時許多人的普通感覺，但余英時說，他當時完全沒有「香港」象徵「自由」的意識，來香港時，他是準備在寒假中和父母重聚一次，然後返回北京繼續學業，完全沒有長期留港的念頭。

難得來到香港，為何想回頭？因為余英時剛加入了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共青團前身。

余英時反思，他當時患上「左傾幼稚病」，曾經有朋友到北京，跟他談到共產黨人在南方農村的暴虐，他不相信，更大罵友人，後來才知道真像，非常慚愧。

為何「左傾」？要略談當年的政治環境。

曾幾何時，共產黨大張旗鼓「反對一黨專政」、也高舉「民主」與「新聞自由」，由抗日戰爭到內戰期間，對內為了籠絡人心，批評國民黨專政，繼承五四運動的民主自由道德高地，對外則為了爭取美國支持，打國際線，這些口號在知識青年中甚具感染力。共產黨宣告奉行「新民主主義」，強調聆聽其他黨派聲音，未建國已成立的政協前身，包容各黨派、學者、得到不少知識人的支持；新政府中，很多國民黨官員留任，令打生打死得江山的共產黨人甚覺不快，但毛澤東當時批評同志們的「關門主義」不要得，政府要容納各黨派人士。

余英時認為，當時很多青年人「所信奉的主要還是五四以來的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似乎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只是當時不願承認或不自覺。

「因此我相信，在潛意識中我一定極力壓抑著原有的種種價值和觀念，不讓它們有任何拋頭露面的機會。這一潛意識的自我控制和壓抑積了好幾個月之久，一旦回到一個不受拘束的社會，心理上的壓力突然消失，精神變異便發生了。」他如此解釋那一秒鐘的感覺。

這種「精神變異」，或許很多香港人有共鳴。每次從大陸回到香港，踏過羅湖橋，那種香港的「自由氣息」，很真實。

例如，筆者記者生涯中，多次在內地採訪，被公安追趕，為了保住錄影片段，飛車到羅湖，匆匆過關，每次踏過羅湖橋，踏入香港境，就有一種逍遙自在、空氣清新、心頭一鬆的感覺。

可能，這就是自由空氣的味道。

不過，以上余英時有關那一秒「精神變異」的反思，是在後來重新思考的結果，當時那一秒，並沒有阻止余英時回國貢獻的決心。

第三個關鍵時刻：天意弄人的一次壞車

回港團聚數月，余英時決心回北京繼續學業，「為自己國家盡力」；他告別父母，坐火車準備到廣州轉車，豈料火車中途在東莞附近的石龍故障，滯留四、五小時，錯過了接駁到北京的班次。「但就在石龍這幾小時中，我的思想忽然起了一場極大的變動，使我根本懷疑回北京的決定是錯誤的。」

壞車當刻，有如一次上天啟示，余英時想起了在香港生活艱困的父母，覺得自己太自私，為個人興趣，完全沒有考慮到父親年事已高又難以在香港找到工作的處境，遂感「愧悔萬端、汗淚並下」。他又想到自己一心為國家盡力，實則沒有觸及具體內容，「最後流為一種抽象之談」、「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份，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捨此不管，還談什麼為中國盡心盡力？」

還有，當時韓戰已爆發，內地鎖國，余英時明知，此番一別，可能是「不折不扣的生離死別」，「想到這一點，我更是悔心大起」。

一轉念，他決定折返香港。

余英時寫道，這決定，是「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永不能忘」。

當時的余英時當然未知道後來的發展，韓戰戰事激烈之際，美軍臨門亦引發中共的生存危機，戰爭激起群眾的愛國熱情，共產黨鞏固了群眾支持，更順勢掀起建國後第一波反革命運動，清算外資企業或與外國有聯繫的人，清洗政府內的舊國民黨幹部，打擊認同國民黨、外國強權，或先前與之有密切關係的人。　

火車上，余英時作了最終決定，他寫道，當時「心中只有一片平靜與和暢」。

於是，他留在香港，在新亞書院讀書，師隨錢穆及眾多南來避禍、滯留香港的知識人，發現一個新天地。

第四個關鍵點：重新發現香港

新亞書院的生涯中，余英時活躍於學術圈子，出乎意料，他發現，香港彈丸之地，聚集了一大批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人」，他們「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這批知識人數以萬計，既批評共產黨，也不容於國民黨，卻在香港找到一方淨土，自由討論，出版刊物，針砭時弊，連國民黨都要審查的刊物，殖民地香港都可以容忍。余英時眼中，「英國人對香港這塊殖民地採用的是相當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論、結社、出版等的自由。」

他概括：「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流亡香港的數以萬計知識人，「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

這一切，發生在殖民地下的香港。

曾經，香港有位董伯伯說過一句話：「國家好，香港就好。」這句話放諸歷史長河，靈驗的時間似乎不多。

當年流落香港的，不只余英時口中的「知識人」（他反對用「知識分子」四字，因為「分子」二字，歷年來被「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鬥爭語言污染。），還有南來的上海資本家，他們帶來資金與技術，逃難的百姓，紥根香港，他們成為香港新一代的勞動力，國家形勢壞透，逃難香港，才令小島一隅，能談得上「獅子山下經濟奇迹」之「好」。

而很多機會，亦因國家之亂，轉移到香港。

哈佛大學的燕京學人計劃，每年都提供獎學金，選拔中國的年輕學者到哈佛進修，以往所有名額都給予內地學者，但自從中國變色，這些機會，都流落到香港與台灣。

就在香港，余英時抓著了機會，被哈佛的燕京學人破格錄取，留美進修，貫通中西，成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術泰斗。

這是余英時，一個人，大時代激盪中，去與留的故事。

歷史在重複，但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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