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样的《道德教育》价值观和训示中长大。但这些故事从来没有触动我。
这个故事给了我力量,尤其在这个承诺可以自行减半然后消失的年代。一种为了守诺而守诺的信用,哪怕在别人眼里是傻是疯是狂,它都一直存在。延伸的想法是,究竟有没有一个举动,不谈“效益”,不问“有用吗”,就只因为相信而不惜一切将它进行到底?
掌声镁光灯交响曲里的善行,不是善。没有掌声没有镁光灯却依然行善,甚至不顾一切风险伤害坚持行善,那才是善。如果行善是为了利益,或如果为了利益而不坚持行善,那还是善吗?行善而不相信善却汲汲于计算因果,善还是善吗?
我承认,现实中这标准太高,极少人通过考验。缅甸民主斗士昂山素季回避Rohingya族惨遭屠杀的悲剧,马来西亚国会在野党领袖安华回避同性恋的争议,因为他们是政治人物。除了分辨是非,政治人物还要衡量利益,如说真话的代价会否蹉跎民主改革的进程等考量。这是为什么宗教领袖享有更超然的道德地位,因为信徒寄望宗教领袖把是非真理摆在利益之上。
如果宗教领袖也来衡量利益,不顾善之真伪,给哪个政治人物站台或给哪个报人颁奖,那就谈不上超然了。宗教领袖固然有权这么做,惟必须像政治人物一样接受公众检视,如昂山素季、安华一样,享受粉丝拥护之余,也难免让人权份子批判谴责。
莱纳斯稀土厂来了大马就不好了。星云大师抵步后说:“大马的佛教徒已经到了不只是信佛、念佛、背佛、求佛,不是,现在到了行佛。”如果大师率万名信徒行一段路,反莱纳斯稀土厂,那是遇见风险也不转弯的善。倘若大师也提点媒体不要抄袭、不搞封杀、切勿抹黑、围堵竞争对手,那“大马好!大家好!媒体好!”这句话,也算是真诚了。
/ 林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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