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諺語說：“一個和尚抬水吃，兩個和尚挑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意思是說，當一件事情管事的人太多了，就有了推托卸責的空間，最後達不成目的。前陣子，我讀了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湯普遜《Dennis F.Thampson》所著的論文集《恢復責任感》，他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談到政府的手太多了“Many Hands”的問題。他指出，現代的政府，一件事由太多機關在管，有人管政策，有太多人管執行，有人主辦，有人會協辦。一件事情經常會搞得冤無頭，債無主。這只是現代官僚體系“集體平庸化”之關鍵。他的意思是，當政府平庸，有太多手在管事，只要有任何一隻手放水，整件事情的管理就會一塌糊塗，最後是奸商圖利。有庸吏始有奸商。
最近這半年，台灣的偽劣混冒商品、食用油風暴，再到清境的水土破壞，日月無光的日月光濫排含重金屬鎳的工業廢水事件。這些事件有好多起都是涉及資產幾十、幾百、幾千億的大公司，它們已可稱為“大奸商”。這些大奸商是怎麼形成的？如果我們去逐一追究，就會發現它們的背後事實上有著庸吏的影子。
就以米商泉順為例，它從9月起雖陸續被罰多次，但每次只罰11萬元和4萬元，農委會上星期雖然祭出撤銷執照的重罰，雖看起來很重，但它的家族成員手上還有8張執照，撤了一張根本沒有任何意義。這顯示台灣的糧商管理，懲罰及發照，是多麼浮濫，再怎麼懲罰都無所謂。
再以清境的水土危機而論，政府雖號稱有管理，但對民宿卻廣開了後門，有民宿證照的一口一家，這已等於變相的承認了它的建築合法。於是內政部只得發明出一種“不合法不等於完全非法”的奇怪說辭。清境問題有太多瞻前顧後的因素，它將來如何解決，更不容樂觀。
至於日月光事件那就庸吏更多了。以前的“水污法”只防小公司，不防大公司，罰款只有區區60萬，對像日月光這種年營收2千200億的公司只是九牛一毫毛。而且事發後，各大工商團體立即向行政院長說情，楠梓加工區管理處這種親商機構更是亂開後門，使該公司可以接管海放，全部排向大海，至於經濟部則表示“輔導重於懲罰”這種偏向資方的談話。可以想像到，高雄環保局這種小單位要辦大公司，必須承受多大的壓力了。日月光敢於長期違規，其實是有恃無恐。在政府那麼多管事的手裡，最有力的那些官都在它的那一邊。上自行政院、經濟部、工業局，加工區管理處的一堆庸官都在幫忙護航。
有庸官斯有大奸商，因此我強烈推薦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瑞貝的觀點。他主張刑法中應增加經濟犯罪的專章，例如偽商品、惡意污染、詐欺案，都應根據它意圖獲得的利益，乘上違規被發現的或然率來懲罰，而不能像以前一樣，只是根據它所造成的傷害來賠償。相信重訂罰則，大奸商才可能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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