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26 September 2022

高達終斷了氣

/ 林沛理


法國新浪潮電影《斷了氣》導演高達離世,享年九十一歲,比他的傳奇活得長。

上世紀下半葉的重要文化符號、法國導演高達(Jean-Luc Godard,台海兩岸譯戈達爾)離世,西方媒體以顯著的篇幅報道。美國《紐約時報》的標題是「敢於創新的法國新浪潮大將壽終,享年九十一歲」(Daring Director Who Shaped the French New Wave Dies at 91)。英國《衛報》的標題是「法國新浪潮巨匠仙逝,享年九十一歲」(Giant of the French New Wave Dies at 91)。這樣說不算不靠譜,也符合「不說死人壞話」的美德(Never speak ill of the dead)。問題是法國電影的新浪潮(Nouvelle Vogue)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已經灰飛煙滅,但高達幾乎在死前一刻還在拍電影,說他是新浪潮大將和巨匠是以偏概全多於蓋棺論定。我覺得配得上高達的標題是「他比他的傳奇活得長」(The Man who Outlives his Myth)。

這話怎說?人死不一定如燈滅,也可以像星星一樣最後一次燃燒自己,讓自己變得更光更亮。關鍵在於死法是否「配得上」死者。以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為例,他到今日還被視為「酷派青少年叛逆偶像」,不是因為他拍過《伊甸園之東》(East of Eden)、《無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和《巨人》(Giant),而是因為六十七年前,二十四歲、如日中天的迪恩超速駕駛,與一輛福特車相撞之後車毀人亡,以自己的死向世界示範那套美國人歌頌的生活方式——"Live fast and Die young"(揮霍青春,英年早逝)。

同樣道理,為什麼三十二歲就「死於非命」的李小龍到今日仍然是速度、力量和強壯的代名詞,而不是令人聯想到「外強中乾」?因為他從來沒有在世人面前老去。明星跟美人和名將一樣,都是「不許人間見白頭」。文化符號也可作如是觀。徐志摩的浪漫傳奇生生不息,是因為「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的《再別康橋》,還是因為令他死得離奇而轟烈的濟南號空難?

高達在法國的地位近乎國寶,總統馬克龍在悼文中說他在新浪潮影人中「最敢於倒行逆施、破舊立新」(most iconoclastic)。其實何止是法國新浪潮,全盛時期的高達是全球影壇的驚世之才(enfant terrible)。"Enfant Terrible"一詞是法文,但在英語世界廣泛應用,指特立獨行、標新立異的早熟天才。年輕的高達是"Enfant Terrible"的教科書例子,堪稱典範。這不單指他的電影,還有他的言行。

他二十九歲以極低成本完成處女作《斷了氣》(Breathless),因菲林不足要先把鏡頭拍得很零碎,然後用剪接把不同時空的場景連接起來。這本來是對現實的妥協,卻誤打誤撞成為打破常規的革命性技巧「跳接」(jump cut),高達一片成名。在一眾新浪潮導演中,論才華,高達未必勝過後來與他交惡的杜魯福(Francois Truffaut,台譯楚浮,大陸譯特呂弗);論深度,不一定能夠超越雷乃(Alain Resnais)或盧馬(Eric Rohmer);但他能言善辯,有一種把自己變成戲劇甚至傳奇的天才(talent for self-dramatization),同儕無一能及。

在鎂光燈下以至日常生活中,沒有人比他把導演這個角色演得更酷、更活靈活現和形神合一。他永遠架著太陽鏡接受訪問和出席公眾場合,彷彿要將大千世界變成一座巨大、漆黑的戲院。所有東西對他來說都是電影題材(Everything to him is a potential movie),所以他總是用擺出「構圖」(framing)的手勢,好像隨時隨地準備好通過鏡頭看世界。熱愛電影的人視電影如生命,高達卻視生命如電影(seeing life as cinema)。這種態度啟發了幾代的電影人,沒有他,也就沒有好萊塢的塔倫蒂洛(Quentin Tarantino)和香港的王家衛。永遠戴著墨鏡的王家衛是高達的追隨者甚至模仿者,雖然他本人從未承認。

高達未必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那隻「羊」(GOAT,即 Greatest of All Time,史上最佳的意思),但若論影響力,大概只有《大國民》(Citizen Kane)的導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s)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即使在六十三年後的今天,看《斷了氣》仍然令人有想拍電影的衝動。《大國民》也是無數電影人的啟蒙,但它的電影藝術太高不可攀(包括Gregg Toland的攝影、Bernard Herrmann的配樂與Robert Wise的剪接)。反觀《斷了氣》,由第一場戲尚保羅.貝蒙多對著鏡頭說話開始,都在告訴觀眾「這樣拍電影,任何人都可以做到」(Look, anyone can do this)。

當然,我們今日記得高達,還因為他的機智和妙語,他是電影人之中的王爾德。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句話:「電影也有起承轉合,但出現的先後次序未必如此。」(A film consists of a beginning, a middle and an end, though not necessarily in that order.)

問題是高達縱有驚世之才,也無法追上世界改變的步伐。當只要一部智能手機在手,就可以當導演,還有什麼成規可以打破?高達自一九九八年拍完片長二百六十六分鐘的《世界電影史》之後,對電影這個媒體已近乎無話可說。關於這一點,電影史學家兼評論家湯姆遜(David Thomson)可謂一語中的。他說:「那個早熟的天才少年逐漸老去,發現世界已經變得無法辨認」(The enfant terrible grew up to find the world changed beyond recognition)。對天才來說,長壽未必是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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