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杰
法國巨著控訴全球不平等，皮凱提呼籲改革超級資本主義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出版新著《資本與意識形態》，意圖從「資本主義創造不平等」的理論回歸到歷史現實，以歐美經驗為鑑，提出比較樂觀的結論，即「思想上的改變可以解決經濟不平等」。
七年前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以《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異軍突起、風靡全球。雖然該書足足七百頁厚，充滿經濟學公式和巨大得令人喘不過氣的資訊量，卻創下二百五十萬冊銷售量。皆因該書主旨擊中了這個時代的核心議題：經濟不平等，讓時下很多年輕人都膜拜他為進步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的理論大師。七年以後，皮凱提再一次鎖定經濟不平等的議題，寫出了一千一百五十頁厚的《資本與意識形態》，意圖從「資本主義創造不平等」的理論回歸到歷史現實，提出一個比較樂觀的結論，即「思想上的改變可以解決經濟不平等」。
此書的英文版尚未出版，已經引來媒體廣大關注，《金融時報》、《經濟學人》、《彭博》等等媒體已經搶先對皮凱提作出專訪。經濟學專書向來在出版業中不叫座，因為研究領域往往過份專業狹窄，未能引起讀者廣大共鳴。但是皮凱提的書卻不同，《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罕見地羅列比較了歐美日二十多個國家經驗，得出有廣泛代表性的結論，使到行外人看也有普遍性的意義。而在《資本與意識形態》之中，皮凱提的野心更為雄厚，包含了印度、巴西、南非、中國、拉美、俄羅斯等多個地方的殖民史、革命史，寫出了一部世界經濟不平等的巨著。
本書研究的廣度可謂在經濟學中史無前例，除了馬克思從德國哲學體系出發寫成的《資本論》所試圖拿捏的普遍性可與之相比以外，幾乎就沒有如此淵博的著作了。但是與《資本論》的抽象體系遠遠不同，皮凱提是歷史和數據的堅定信徒，因此書中和其網上資料庫包含了超過二百張圖表和數據列表，其中大部分都是取自他有份創立的「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和倫敦大學的國際不平等研究中心。這兩個檔案庫的資訊量巨大，也是全靠它們皮凱提說的話才有憑有據，有充分的權威性和影響力。
除了對於數據有科學家般的執著以外，皮凱提另一個吸引讀者的特質在於他對於自己所寫的言行一致。成名以後皮凱提獲得學術巨星般的影響力，曾有不少對沖基金邀請他到公司發表關於過度資本主義的演講，他都幾番拒絕，即使對方開價兩至三倍仍然堅定拒絕。他說：「如我書中倡議的百分之九十的稅率一樣，我非常樂意繳付高稅額，我根本不需要那麼多錢。」可以說，在知識取態、金錢觀、甚至說話的語速上，皮凱提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工男。而由這麼一個別具匠心、擁有科學家精神的經濟學家寫出的經濟學，可以說是在經濟學這個經常被政治沾污的領域中，很接近客觀的一本著作了。
這麼的一部世界經濟不平等簡史，皮凱提從自己的家鄉法國開始，說出最讓法國人引以為傲的法國大革命的陰暗面，那就是法國大革命在經濟上並沒有為法國人民帶來更平等的社會。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以後，西歐隨即進入資本主義階段，本來的神權政治被世俗化的價值所取代，「私人財產」變成了新的供奉對象。在法國大革命後期，曾經有討論新政權需要徵收所得稅和遺產稅，可是都因為權力的不平等而被廢止了。當時，其中一個最流行反對所得稅和遺產稅的說法則是，一旦開始徵收稅項，那就等同褻瀆了私人財產，而國家將會有無限的權利徵收更高的稅項。可見當時私人財產作為不可褻瀆的對象的威力，所以法國一直到一戰以後才徵收所得稅。
私人財產成為新的上帝
其中「私人財產不可褻瀆」最極端的例子就是十八世紀的廢奴運動中，英國、法國皆賠償巨額給奴隸主，因為「國家充公了他們的財產」。還有就是海地革命以後，法國要求海地賠償殖民宗主國的財政損失，也是私人財產不可被侵犯的表現。可以說在新發資本主義期間的歐洲，私人財產取代了宗教成為新的上帝，國家沒有權力監控社會上經濟不平等的表現，造成了極端的不平等的狀態。在整個十九世紀以來，巴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財產佔比從全國的百分之四十七升至六十六，而底層人民的財產幾乎沒有增長。財富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變得越來越集中，革命並沒有帶來平等。
而這個情況在歐洲來說是普遍的。以十九世紀的法國、英國和瑞典為例，最富有百分之十的市民佔有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財產。其中瑞典的民主制也不是「一人一票」的，而是按財產來決定持有票數，並且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有權投票。今天我們想像十分平等的北歐國家其實在一百年前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皆十分不平等，由少數的社會精英決定了大多數人的秩序。對皮凱提來說，這個他經常喜歡引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因為瑞典的經驗代表了，只要人們在思維上改變了，隨後政策的大幅度改變是可能的。社會的精英經常告訴我們改變是不可能的，但是歷史卻證明了他們是錯的。」
高所得稅一度普遍
事實上，歐洲的社會要一直等待到俄國革命的輻射影響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真正的開始高所得稅（progressive taxation）的計劃，開始大型公共建設，包括教育、基建等等。皮凱提強調，這個改變除了是受到一戰的刺激使到各國皆有大型重建計劃以外，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前期各種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改變了人們的意識形態，繼而讓政策得以改變。在一戰以前，西歐和美國大部分國家只有最高不到百分之十的所得稅，可是在戰後卻一躍而升至百分之四十（德國）、六十（英國）、七十（法國）和七十五（美國）。明顯地，這同時也是美國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崛起的時期，可見高所得稅完全沒有降低社會生產力，反而是造就了更平等和更有競爭力的社會。
雖然一戰後的高所得稅並不是維持了很久，但是這個社會實驗也足以證明了高所得稅並不會破壞市場秩序，也不會使到人們失去工作的動機，而最有力支持皮凱提的論據莫過於二戰以後維持了三十年的高所得稅率。二戰以後，各國急於重建歐洲，紛紛推出高所得稅的計劃，法國的百分之六十已經算是歐洲國家之中最低的，其中英國、德國、美國均設有最高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稅率。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零年這段時期非但沒有結束了資本主義，卻是歐美中產階級發展最蓬勃的黃金時段，而經濟不平等在這段時期亦開始減少。這是皮凱提不斷重複的一個歷史例子：在經濟發展最蓬勃的時候，高所得稅是普遍常態。證據表明了戰後的高所得稅不但是合理的，更是有效的，同時也是社會普遍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段。
在皮凱提眼中，這個時期是歐美發展的黃金時期，而事實上也是世界經濟不平等最小的時期。而繼後的「列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蘇聯的倒台促成了打破高所得稅的新自由主義時期，而在皮凱提眼中，那是完全失敗的一個歷史經驗。皮凱提形容過去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時期為「超級資本主義」（hypercapitalism），各國政府施政偏袒大財閥，盡收低稅甚至是逃稅，嚴重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使到社會動盪，民怨四起。他客觀的指出，雖然過去四十年世界不平等的增長還是遠低於十九世紀，但是已經促成了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或是右翼對新移民的歧視等等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統計上來說，他認為現在的社會不平等大概回復到一戰以前的時期，並且沒有特別有效的社會發展。
對弱勢的人道關懷
因此，皮凱提對當前經濟問題的建議就是回復到戰後時期的高所得稅、遺產稅，並且組成龐大的國際機構、簽訂新的經濟協議去確保沒有大財閥可以逃稅，同時也包括向所有年滿二十五歲的市民發放十二萬歐元（約十三萬三千美元）的「公共遺產」。這些「激進／進步」（progressive）的建議背後，其實隱藏了的是皮凱提對當前歐洲政局變化的不安和人道關懷。皮凱提說道：「社會上的經濟不平等讓大多數人不滿，而有一少部分的政客利用了這個不滿的民粹，指責是移民人口搶走了人們的財產。這在數據上是錯誤的，排斥移民也無助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他特別憂心右翼民粹政治的崛起，認為他們是往錯的方向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對於被指建議過份激進，他卻回應道：「與其控制人口流動，不如控制資本。我希望我們不用等到下一場經濟危機或是戰爭才覺醒，相對來說，增加稅收一點也不激進。」
另一個皮凱提關心的群體就是工人階級。他指出，瑞典和德國的公司當中，工人代表均有三分之一至到二分之一的投票權。而這些公司都表現良好，也創造了更平等的薪酬和工作環境。所謂「一股份一票」（one share, one vote）的模型並不一定是最好的。皮凱提說：「這些小的例子都代表了，只要人們的想法改變，很多事情都可以不一樣，也不一定要全世界都改變才有進步。德國和瑞典自行實驗了半個世紀，而結果並不壞。這不是完美的制度，但是可以讓工人們參與到公司的長期規劃。」
超國家的國際主義
這種參照了歐洲戰後成功經驗和對弱勢群體關懷的意識形態，皮凱提稱之為「二十一世紀的社民主義」，其中主要包含了教育正義、教育平等、工人權益和高所得稅。背後的假設就是有一個超大型的超國家機器作為執行主體，可視為一種國際主義。在右翼民粹於歐洲抬頭、威脅著弱勢群體、鞏固了國家秩序和國家邊界的時刻，皮凱提這種理想的國際主義可以說是針對他們而構想出來的一種新的政治模式。
雖然說這種理想主義並不一定會成功，但是如皮凱提的歷史證據所指出，只要意識形態改變了，政策的改變並不一定不可能。或許，這也是為何吸引大量年輕讀者的原因：除了是說中了時代要害以外，皮凱提的理想主義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美好、更平等的世界。■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出版新著《資本與意識形態》，意圖從「資本主義創造不平等」的理論回歸到歷史現實，以歐美經驗為鑑，提出比較樂觀的結論，即「思想上的改變可以解決經濟不平等」。
七年前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以《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異軍突起、風靡全球。雖然該書足足七百頁厚，充滿經濟學公式和巨大得令人喘不過氣的資訊量，卻創下二百五十萬冊銷售量。皆因該書主旨擊中了這個時代的核心議題：經濟不平等，讓時下很多年輕人都膜拜他為進步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的理論大師。七年以後，皮凱提再一次鎖定經濟不平等的議題，寫出了一千一百五十頁厚的《資本與意識形態》，意圖從「資本主義創造不平等」的理論回歸到歷史現實，提出一個比較樂觀的結論，即「思想上的改變可以解決經濟不平等」。
此書的英文版尚未出版，已經引來媒體廣大關注，《金融時報》、《經濟學人》、《彭博》等等媒體已經搶先對皮凱提作出專訪。經濟學專書向來在出版業中不叫座，因為研究領域往往過份專業狹窄，未能引起讀者廣大共鳴。但是皮凱提的書卻不同，《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罕見地羅列比較了歐美日二十多個國家經驗，得出有廣泛代表性的結論，使到行外人看也有普遍性的意義。而在《資本與意識形態》之中，皮凱提的野心更為雄厚，包含了印度、巴西、南非、中國、拉美、俄羅斯等多個地方的殖民史、革命史，寫出了一部世界經濟不平等的巨著。
本書研究的廣度可謂在經濟學中史無前例，除了馬克思從德國哲學體系出發寫成的《資本論》所試圖拿捏的普遍性可與之相比以外，幾乎就沒有如此淵博的著作了。但是與《資本論》的抽象體系遠遠不同，皮凱提是歷史和數據的堅定信徒，因此書中和其網上資料庫包含了超過二百張圖表和數據列表，其中大部分都是取自他有份創立的「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和倫敦大學的國際不平等研究中心。這兩個檔案庫的資訊量巨大，也是全靠它們皮凱提說的話才有憑有據，有充分的權威性和影響力。
除了對於數據有科學家般的執著以外，皮凱提另一個吸引讀者的特質在於他對於自己所寫的言行一致。成名以後皮凱提獲得學術巨星般的影響力，曾有不少對沖基金邀請他到公司發表關於過度資本主義的演講，他都幾番拒絕，即使對方開價兩至三倍仍然堅定拒絕。他說：「如我書中倡議的百分之九十的稅率一樣，我非常樂意繳付高稅額，我根本不需要那麼多錢。」可以說，在知識取態、金錢觀、甚至說話的語速上，皮凱提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工男。而由這麼一個別具匠心、擁有科學家精神的經濟學家寫出的經濟學，可以說是在經濟學這個經常被政治沾污的領域中，很接近客觀的一本著作了。
這麼的一部世界經濟不平等簡史，皮凱提從自己的家鄉法國開始，說出最讓法國人引以為傲的法國大革命的陰暗面，那就是法國大革命在經濟上並沒有為法國人民帶來更平等的社會。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以後，西歐隨即進入資本主義階段，本來的神權政治被世俗化的價值所取代，「私人財產」變成了新的供奉對象。在法國大革命後期，曾經有討論新政權需要徵收所得稅和遺產稅，可是都因為權力的不平等而被廢止了。當時，其中一個最流行反對所得稅和遺產稅的說法則是，一旦開始徵收稅項，那就等同褻瀆了私人財產，而國家將會有無限的權利徵收更高的稅項。可見當時私人財產作為不可褻瀆的對象的威力，所以法國一直到一戰以後才徵收所得稅。私人財產成為新的上帝
其中「私人財產不可褻瀆」最極端的例子就是十八世紀的廢奴運動中，英國、法國皆賠償巨額給奴隸主，因為「國家充公了他們的財產」。還有就是海地革命以後，法國要求海地賠償殖民宗主國的財政損失，也是私人財產不可被侵犯的表現。可以說在新發資本主義期間的歐洲，私人財產取代了宗教成為新的上帝，國家沒有權力監控社會上經濟不平等的表現，造成了極端的不平等的狀態。在整個十九世紀以來，巴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財產佔比從全國的百分之四十七升至六十六，而底層人民的財產幾乎沒有增長。財富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變得越來越集中，革命並沒有帶來平等。
而這個情況在歐洲來說是普遍的。以十九世紀的法國、英國和瑞典為例，最富有百分之十的市民佔有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財產。其中瑞典的民主制也不是「一人一票」的，而是按財產來決定持有票數，並且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有權投票。今天我們想像十分平等的北歐國家其實在一百年前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皆十分不平等，由少數的社會精英決定了大多數人的秩序。對皮凱提來說，這個他經常喜歡引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因為瑞典的經驗代表了，只要人們在思維上改變了，隨後政策的大幅度改變是可能的。社會的精英經常告訴我們改變是不可能的，但是歷史卻證明了他們是錯的。」
高所得稅一度普遍
事實上，歐洲的社會要一直等待到俄國革命的輻射影響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真正的開始高所得稅（progressive taxation）的計劃，開始大型公共建設，包括教育、基建等等。皮凱提強調，這個改變除了是受到一戰的刺激使到各國皆有大型重建計劃以外，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前期各種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改變了人們的意識形態，繼而讓政策得以改變。在一戰以前，西歐和美國大部分國家只有最高不到百分之十的所得稅，可是在戰後卻一躍而升至百分之四十（德國）、六十（英國）、七十（法國）和七十五（美國）。明顯地，這同時也是美國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崛起的時期，可見高所得稅完全沒有降低社會生產力，反而是造就了更平等和更有競爭力的社會。
雖然一戰後的高所得稅並不是維持了很久，但是這個社會實驗也足以證明了高所得稅並不會破壞市場秩序，也不會使到人們失去工作的動機，而最有力支持皮凱提的論據莫過於二戰以後維持了三十年的高所得稅率。二戰以後，各國急於重建歐洲，紛紛推出高所得稅的計劃，法國的百分之六十已經算是歐洲國家之中最低的，其中英國、德國、美國均設有最高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稅率。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零年這段時期非但沒有結束了資本主義，卻是歐美中產階級發展最蓬勃的黃金時段，而經濟不平等在這段時期亦開始減少。這是皮凱提不斷重複的一個歷史例子：在經濟發展最蓬勃的時候，高所得稅是普遍常態。證據表明了戰後的高所得稅不但是合理的，更是有效的，同時也是社會普遍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段。在皮凱提眼中，這個時期是歐美發展的黃金時期，而事實上也是世界經濟不平等最小的時期。而繼後的「列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蘇聯的倒台促成了打破高所得稅的新自由主義時期，而在皮凱提眼中，那是完全失敗的一個歷史經驗。皮凱提形容過去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時期為「超級資本主義」（hypercapitalism），各國政府施政偏袒大財閥，盡收低稅甚至是逃稅，嚴重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使到社會動盪，民怨四起。他客觀的指出，雖然過去四十年世界不平等的增長還是遠低於十九世紀，但是已經促成了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或是右翼對新移民的歧視等等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統計上來說，他認為現在的社會不平等大概回復到一戰以前的時期，並且沒有特別有效的社會發展。
對弱勢的人道關懷
因此，皮凱提對當前經濟問題的建議就是回復到戰後時期的高所得稅、遺產稅，並且組成龐大的國際機構、簽訂新的經濟協議去確保沒有大財閥可以逃稅，同時也包括向所有年滿二十五歲的市民發放十二萬歐元（約十三萬三千美元）的「公共遺產」。這些「激進／進步」（progressive）的建議背後，其實隱藏了的是皮凱提對當前歐洲政局變化的不安和人道關懷。皮凱提說道：「社會上的經濟不平等讓大多數人不滿，而有一少部分的政客利用了這個不滿的民粹，指責是移民人口搶走了人們的財產。這在數據上是錯誤的，排斥移民也無助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他特別憂心右翼民粹政治的崛起，認為他們是往錯的方向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對於被指建議過份激進，他卻回應道：「與其控制人口流動，不如控制資本。我希望我們不用等到下一場經濟危機或是戰爭才覺醒，相對來說，增加稅收一點也不激進。」
另一個皮凱提關心的群體就是工人階級。他指出，瑞典和德國的公司當中，工人代表均有三分之一至到二分之一的投票權。而這些公司都表現良好，也創造了更平等的薪酬和工作環境。所謂「一股份一票」（one share, one vote）的模型並不一定是最好的。皮凱提說：「這些小的例子都代表了，只要人們的想法改變，很多事情都可以不一樣，也不一定要全世界都改變才有進步。德國和瑞典自行實驗了半個世紀，而結果並不壞。這不是完美的制度，但是可以讓工人們參與到公司的長期規劃。」
超國家的國際主義
這種參照了歐洲戰後成功經驗和對弱勢群體關懷的意識形態，皮凱提稱之為「二十一世紀的社民主義」，其中主要包含了教育正義、教育平等、工人權益和高所得稅。背後的假設就是有一個超大型的超國家機器作為執行主體，可視為一種國際主義。在右翼民粹於歐洲抬頭、威脅著弱勢群體、鞏固了國家秩序和國家邊界的時刻，皮凱提這種理想的國際主義可以說是針對他們而構想出來的一種新的政治模式。
雖然說這種理想主義並不一定會成功，但是如皮凱提的歷史證據所指出，只要意識形態改變了，政策的改變並不一定不可能。或許，這也是為何吸引大量年輕讀者的原因：除了是說中了時代要害以外，皮凱提的理想主義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美好、更平等的世界。■
/ Thomas Piketty 1971年生於法國克利希。倫敦政經學院及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曾任教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1995年返回巴黎，曾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巴黎經濟學院教授。著有《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資本與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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