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实业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拥有的《德宝独立报》(The Dearborn Independent)刊发了一系列关于犹太人的全球阴谋的文章，其依据是《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一份源自沙皇俄国的伪造文献。其他数十家媒体也纷纷把这份假文献当成真新闻来报道。1924年，在大选日还有四天就要来临的时候，英国《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刊发了伪造的“季诺维也夫信件”(Zinoviev letter)，信中宣称莫斯科方面向英国共产党(British Communists)下达了指令，让其动员工党(Labour Party)中“持同情立场的力量”；工党在选举中大败。
上世纪60年代，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领导的联邦调查局(FBI)策划了一场旨在抹黑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行动。除了在媒体上发布文章，联邦调查局还伪造了一封信，在信中扬言要揭露他生活堕落的真相，似乎还建议他自杀。
1987年，96名支持利物浦足球俱乐部(Liverpool Football Club)的球迷，在英国谢菲尔德市的希尔斯堡体育场(Hillsborough)丧生，他们在被迫进入过度拥挤的笼状“围栏”后，死于踩踏事故。英国的报纸听信警方的谎言，发消息称醉酒的球迷对这场灾难负有责任。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充斥着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子虚乌有的文章。
自从有新闻那天起，就有伪装成新闻的谎言。在“假新闻”正引发恐慌之际，我们要把这段历史铭记于心。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胜选，让假新闻狂潮——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狂潮备受关注，很多人都把这股狂潮视为特朗普获胜的关键助力。不过，有太多讨论忽略了假新闻的悠久历史，也没意识到当代政治真正的特别之处。过去，政府、主流机构和报纸可以操纵新闻和信息。现在，任何拥有Facebook账号的人都可以这样做。过去的假新闻都经过精心的编排，现在冒出的谎言则混乱无序。真正的变化不在于新闻造假，而在于旧有的新闻守门人丧失了权力。正如精英机构已经失去对选民的控制一样，它们定义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蚀。
对假新闻的恐慌让人愈发相信，我们生活在“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已经把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并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不过，与假新闻的情况相仿，关于后真相的真相——要是仍然用这个词的话——比许多人所声称的都要复杂。
政治从来不只建立在关于这个世界的事实之上。它还有赖于用以解释事实的意识形态框架。不妨思考一下或许会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初备受关注的某些大问题。应该推行穆斯林登记制吗？应该驱逐无合法身份的工人吗？酷刑是可以接受的吗？应该把堕胎归为非法吗？
我反对任何形式的穆斯林登记制，抵制酷刑，谴责大规模驱逐行动，支持堕胎权。我如此行事的依据不仅仅是经验性事实，还有我秉持的某些比事实更深刻的政治和哲学观念，关于权利、价值以及人何以为人的观念。即便事实证明酷刑很管用，我仍会反对它。尽管医学的进步已经使得更早出生的早产儿有可能在子宫之外存活，但我并不会因为这一事实而改变对堕胎的看法。这并不是说，我更多是受到情感而非事实的驱动。而是意味着，当牵涉到政治的时候，事实只有在某种意识形态框架之内才有意义。
过去，这些框架主要是由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分歧构建而成。每一种框架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透镜，用以观察这个世界，对相同的事实做出不同的解释，并就政策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些政治框架眼下已经支离破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身份而非意识形态塑造的。现如今，被关键断层线分隔开来的并不是左派和右派，而是拥抱更加全球化和技术官僚化的世界的人，以及感觉自己遭到遗忘、一无所有、没有发言权的人。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批评他的自由派人士分别处于这条新界线两侧。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都认为，其经济上的不稳定和政治上的失语是由全球化和移民入境造成的。很多自由派人士则把这些选民视为“遭唾弃之人”。双方都借助自身特有的政治和文化框架来解读事实和新闻。
由此引发的焦灼讨论，主要围绕那些活在回音室内和封闭社会世界中，只听得见让其产生共鸣的观点的人们，以及社交媒体在此类社会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研究显示：这种担忧有夸大的成分；例如，Facebook用户就可以听见相反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并非制造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它们只不过是折射并放大了既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传统机构的权威受到了剥蚀，推动政治变革的旧有手段日渐消失，而且怒火常常在传统政治途径以外喷薄而出。
如果说假新闻问题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更复杂，那么相关方面给出的解决之道则常常比问题本身更糟糕。有人提议，Facebook应该审查信息流，清除假新闻；还有人提议，应该用法律严惩传播假新闻者。但应该由谁来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
我们真希望让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或者美国政府决定真相由什么构成吗？我们真希望回到只有“官方”假新闻这一种假新闻的年代吗？假新闻是个问题。但我们不应夸大其新奇度，误解其原因，或者推介比问题本身还要糟糕的解决之道。
凯南·马利克(Kenan Malik)是最新出版的《道德指南的任务：一部伦理学的全球史》(The Quest for a Moral Compass: A Global History of Ethics)的作者和特约专栏作者。
翻译：李琼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1206/all-the-fake-news-that-was-fit-to-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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