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說，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西方的主流意見傾向人種差異論，認為白人較其他人種優越。只是，耐人尋思的是，白人國家或社會中，也同樣會出現不同等級的白人等級論，如西北歐人較看不起東歐或南歐人，或英國人看不起愛爾蘭人。顯見，種族主義也並不全然是個生物性概念，而頗具勢利性，也就是，它也是個階級概念，或是社會類別（Social Category）。說白了就是，只要一個國家或文化群體、種族、族群富強起來，就會被人看得起，反之亦然。
進入20世紀后期，由于種族主義在形式上被抨擊，其他因由便取而代之。就國家的落后，或由盛而衰言（如菲律賓、阿根廷），較流行的看法是，既得利益集團阻礙了國家的進步，或是統治集團根本就是劫匪（Bandit），以致搞得民不聊生。就文化群體言，則較多傾向從歷史因素、政治壓迫、經濟剝削或價值取向來分析。
最近當紅的AmyChua與Rubenfeld合著的《三合一配套》The Triple Package一書（2014）便從群體自豪感、不安感與有能力控制衝動，三個配套因素來分析，何以美國的一些模範少數群體（Model Minority），如東亞人、猶太人或摩門教徒（Mormon），在各方面的表現，均優于其他種族或族群。說起來，這種說法一點也不新鮮，德國的知名社會經濟學者韋伯（Max Weber）早就提出過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論，指出，信奉新教（即抗議宗）的西北歐人，較信奉天主教或其他宗教者，更具有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動能。這個新教倫理推動資本主義的說法，早已成了社會學科的常規智慧。當然，常規智慧也非無懈可擊。
用經濟學術語來表達，則是所謂的延后享受（Delayed Gratification）論。用華人的俗語表達便是先苦后甜、苦盡甘來觀。也就是AmyChua所說的不安感與控制衝動。一個國家或族群，若能抑制即時享受（Instant Gratification），為了未來的興隆發達而投資、學習、犧牲，自然較有可能取得較好的成就。只是，這也有其代價，如犧牲現時的享受、消耗性消費、少浪費時間、多奮鬥向上，以至于時時像上緊了的發條般爭取時間投資、充電。可以說，這也是一種為了未來（而非現在），為了下一代（而非這一代）而活的人生觀。極端的結果則是，自殺率也可能偏高，如日本、韓國與芬蘭的人均自殺率便是名列世界前排。約言之，這是種得失相等的選擇，也是一種價值取向與社會壓力。
群體優惠政策幫倒忙
無獨有偶，在2013，美國一位頗右傾的經濟學家Thomas Sowell也出了本《知識分子與種族》（Intellectuals and Race）的書。作者認為，知識分子是種以從事思想為職業的群體（或可稱為思想工作者Idea-Worker）。這些知識分子的一個特點是，他們雖然可影響大眾，可從不必為他們的失誤付出代價。在企業界，決策失誤，可能導致企業破產，可思想工作者卻可逍遙法外，不必為其錯診或開錯藥方負責！
Sowell認為，文化群體∕種族的盛衰，實與公共政策相關，而群體優惠政策（Group Preference Policy），如印度、美國與大馬的族基扶弱政策，是致成國家與特定族群積弱不振的主因。因為，為了似是而非的正義與平等觀（Make-Believe Equality），常使名為扶弱，實為濟強扶富的公共政策得以無限期實施，與自我擴張，如從一原定小範圍擴張到起出原本範圍的自我擴張性。
與此同時，這種政策也成了一種自我擴張的種族產業（Race Industry），即越來越多人靠這個群體優惠政策吃飯，進而掏空了個人、群體，與國家的潛能，如拐杖文化（Dependency Culture），便是始料不及的幫倒忙。
Sowell也認為，不同族群∕種族在收入、就業、教育表現、犯罪率、社會問題等出現差距，得從技能、經驗、文化、價值觀等方面來分析，而教育與技能的取得與否，比常被有權有勢者騎劫掉的群體優惠政策更有效。簡言之，授之以漁（技能）比授之以魚實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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