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要容得下幽默

在壓迫的環境下，幽默除了是娛樂，背後其實還包含着不滿和批評；幽默、開玩笑是面對不尋常事物的反應，而笑經常是普通人對怪事、離奇、難以想像的事情的情緒反應。

/ 陳景祥

心理學家佛洛依德提出「幽默」這個觀念（ 見其著作The Jok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 1905 年），至今已逾百年。幽默現在往往跟笑、嘲諷、有趣、荒謬等連上關係。幽默有時候會引人會心微笑，但對某些人來說，卻會令他們不快和厭惡。

來到中國，幽默一詞由林語堂音譯而成。據這位語言學大師解釋，「幽默不是滑稽或諷刺，而是對人類富有同情心說出來的話，不失溫柔忠厚的本質，卻能揭穿虛偽和矛盾」。

《明報》5月11日宣布，尊子漫畫於上周日（14日）起停刊。明報沒有解釋原因，只表示「多謝尊子40年來與我們一起見證時代的變遷」。原因雖沒有說明，但因何要停刊，相信大家都心裏有數。

沒有扭曲壓迫的現實 就沒有政治幽默諷刺

尊子畫的主要是政治漫畫，緊扣時事，用的多是幽默諷刺手法。正如政治笑話一樣，凡涉及政治的幽默都會因政治立場和權力地位不同而引起不同反應。證諸歷史，在政府眼中政治幽默（通常都以政府作為諷刺對象）通常都是污衊、詆譭、中傷、抹黑，必須狠批甚至禁絕。

若一個社會的「抵抗力」強，政治幽默（或諷刺）通常只是「得啖笑」，看官「睇得過癮」，但不會太過認真。事實上，判斷政治幽默的標準往往是它「好笑與否」，而不是「政治是否正確」！

政治幽默其實是政治現實的衍生物，有什麼樣的政治，才有什麼樣的政治幽默。而不管是專制或民主國家，民間幽默本身就是一種半遮半掩的隱秘政治，有些話不能直說，有些道理無法公開辯論，創作人就會以幽默或諷刺方式作為表達方法。一句老話——沒有扭曲或壓迫的現實，就沒有政治幽默和諷刺。

一個社會要容得下政治幽默，除了關乎言論自由、表達自由，政治幽默緊扣現實和反映時局的特點，也令它成為社會的「 出氣閥」，可以令普羅百姓「消消氣」，也可以令政府知道民間脈搏。正如「殺掉通傳者」（kill the messenger）的道理一樣，只要政治現實不改、問題依舊，「移」走了表面的物事，對解決問題其實並無幫助。

中國文化傳統有「不苟訾，不苟笑」（《禮記．曲禮 》，即不詆譭人，不苟言笑），進德修業要嚴肅、認真。「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韓愈曾寫下俳諧而有所寓意的《毛穎傳》，《舊唐書．韓愈傳》斥之「譏戲不近人情」，乃「文章之甚紕繆者」。在道學家眼中，幽默和說笑是諧謔、戲謔，是不入流、難登大雅之堂的「小道」。

事實卻是，我國歷史上很早就有一批「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的「滑稽」人物。司馬遷《史記》內的「滑稽列傳」，就專記滑稽人物的故事，他們都用詼諧幽默的方法，以嬉笑怒罵議論時政、勸諫主子。在專制皇權沒有任何制衡的年代，幽默和說笑可以諫君、勸善，絕對不是「小道」。

公共圖書館「禁書」 令人不解不安

倘說尊子告別明報是禁止政治幽默的開端，緊隨而來的「禁書」就更令人不解，也更令人擔心。據明報報道，公共圖書館下架大批書籍和錄影材料，不少涉及香港政制或六四事件。個別學者和立法會前議員的著作如司徒華《大江東去》、大學者余英時的作品等，都已在公共圖書館「消失」。

康文署的回覆，是公共圖書館會不時檢視及註銷不符館藏發展的書籍，或可能違反國家安全或香港法律的書。

禁書之令人不安，是因為禁書通常連上禁制思想自由、限制民眾思想空間，這些都不是一個開放文明社會的常態。公共圖書館把一批書籍下架後，連幾名向來較溫和、親建制的人士也公開發話，例如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認為「做法可能過嚴」，呼籲政府重新審視下架書籍；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則表示，「希望康文署全面檢討館藏後，向公眾解說清楚準則」。

曾幾何時香港是一個百無禁忌、出版業百花齊放的地方，說得出的書籍品種，都可以在港購得。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曾說：「我記得70年代台灣還是戒嚴時期，出版自由仍被限制，我們都是在書報攤『偷看』從香港私運過來的禁書。香港人自己都不知道，香港曾經扮演台灣年輕人突破政治禁忌的對外窗口。」

其實，不少港人是知道的。出版自由、言論開放、左中右並存，長期以來是香港的軟實力，也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文化和政治資產。到現在我們卻把公共圖書館某些書籍下架，連審查標準都未定就先行「清場」。相比之下，現在的做法無疑是大倒退。

我看過關於禁書的最精彩情節，來自電影The Name of the Rose （ 港譯《魔宮傳奇》），講述由辛康納利主演的方濟各會修士，被召喚到一家修道院調查為何接連有僧侶離奇死亡。最後謎底解開，原來修道院內藏了一本「禁書」，這本書可以引人發笑，修院副院長把該書藏起來，禁止其他僧侶閱讀，皆因副院長排斥希臘哲學，連人的笑容都被視為邪惡而要禁絕。為防止僧侶偷看，副院長在書上塗了毒液，偷看者、揭書看後即中毒身亡！

愛笑、開心，本是人之常情；但在宗教壓抑下，被禁的其實只是一本令人發笑的書。這種人性與教條之間矛盾引發的張力，在當今之世仍不時出現！

「禁書」觸犯什麼法例 政府應清楚解釋

書之難禁，是因為人的好奇心、逆反心難禁，愈禁就愈想看的心理，往往會令被禁的書反而暢銷。香港現在是把某些書籍在公共圖書館下架；政府高層的解釋，是這些書籍不適宜供公眾借閱，但相關書籍仍可在私人書店購買，而公共圖書館有責任履行職務，原則是書本不能違反香港法例。

到底被禁的書是觸犯了哪些香港法例？政府應公開解釋清楚。若已經觸犯法律，那些書就可能連公開發售都會被禁。換言之，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書會違反香港法例？根據的是什麼標準？

能笑的社會才有希望

以下一段論述，說得非常到位——在壓迫的環境下，幽默除了是娛樂，背後其實還包含着不滿和批評；幽默、開玩笑是面對不尋常事物的反應，而笑經常是普通人對怪事、離奇、難以想像的事情的情緒反應；這種反應，往往是對現狀無能為力的表現，只能以幽默、笑話作為宣泄（參考《犬儒與玩笑——假面社會的政治幽默 》，徐賁，2018年）。

香港現在要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要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是創作自由。對創作人來說，愈少禁制、愈多自由空間，文化創意才能迸發四散，創造出精彩作品。幽默、諷刺、開玩笑，是創作常見的手法。它的最大功能，是令人開懷大笑，或會心微笑。

事實告訴我們，能笑的社會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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