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這裏

/ 林沛理

西方文學史上兩個著名的女通姦者——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與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筆下的愛瑪·包法利（Emma Bovary）皆不得善終。安娜以撞向迎面而來的火車結束自己的生命。愛瑪的下場更慘，同樣是自殺，她選擇服毒，所服的毒藥還要是令人腸穿肚爛、受盡折磨才死的砒霜。

在兩位大作家的心目中，這是她們應得的懲罰。文豪無法寬恕的，不是兩個女人的紅杏出牆，而是她們對幸福的非分之想。這一點，福樓拜在書中清楚表述了他的立場。他說：「女主角中了浪漫主義的毒，是她悲傷的源頭。她愛上了不可能的夢，因而無法接受自己生活的平凡以及與幸福的距離。」

那即是說，愛瑪確實是罪人，但她的頭等大罪（cardinal sin）不是通姦，而是妄想得到幸福。難怪《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兩部經典不是美國讀者的至愛。畢竟，美國是一個將「追求幸福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寫進憲法的國家。問題是，幸福真的是追求得來嗎？

美國哲學家賀佛（Eric Hoffer）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尋找快樂，只會令人身心俱疲，無法真正快樂起來（Our search for happiness is one of the chief sources of our unhappiness）。幸福是一種好運氣，沒法找到，只可碰上。然而，既然我們決定不了自己的「生」，便更要取回怎樣「活」的自主權。如果幸福是一生在追求卻一生追求不到的東西，我們必須學懂享受這追求的過程。這才是生活的藝術。

我的理想生活，是二次大戰後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凱魯亞克（Jack Kerouac）代表作《在路上》（On the Road）描述的發現和探索之旅。只有真正自由的人才可以張開雙手，將生命無限的可能性一抱入懷。至於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當然一言難盡。

死時只有二十七歲的搖滾樂歌手賈普林（Janis Joplin）那句「Freedom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left to lose」（自由是一無所有的同義詞）曾經深得我心，因為一無所有才能一無牽掛。可是年紀漸長，覺得真正的幸福，可能是聖誕節例必重播的好萊塢經典《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又譯《風雲人物》、《美好人生》）主角所過的那種生活。主角喬治為家人、朋友和社區付出所有。他放棄周遊列國的夢想，在生於斯、長於斯的小鎮，做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商人。聖誕夜債主臨門，他萬念俱灰打算自殺。他的守護天使此時現身，以魔法讓他看到如果他沒有來到這個世界，多少人的生活會變得多麼痛苦和不幸。喬治於是明白自己生命的價值，因而重拾生活的勇氣。

九把刀那句引起廣泛共鳴的「想讓世界因我而有一點點的不一樣」，其實是《生活多美好》的舊調重彈。自由誠可貴，但友誼、親情、愛情、與社會的聯繫，以及對社會的貢獻，又何嘗不是幸福的基石？人不單不是孤島，更是群居動物。在日常生活，最能給人幸福感的活動全屬社會性、與他人有關的，例如戀愛和與朋友聚首一堂。也許幸福是個高難度的平衡動作，關鍵是在忠於自己與取悅別人、享受自由與尋找意義、獨處（solitude）與群眾（multitude）之間找到妥協。

《草葉集》（Leaves of Grass）作者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詩句包含幸福之道，例如「幸福，不在他處，而在這裏；不在下一刻，而在此一刻」（Happiness...not in another place but this place, not for another hour but this hour）。

也許，這就是幸福的秘密：不要把它當成訪客，否則你只會望眼欲穿。要把它當成一直在身邊的朋友甚至家人，好好享受它的陪伴。

■ 林沛理 評論家，曾任牛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及《香港01》執行總編輯，現為顧問公司負責人及《Exposed》（http://www.facebook.com/NewsUSChina/）主編 / perrylam@yahoo.com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E6%96%B0%E6%80%9D%E7%B6%AD%E5%8F%8A%E5%85%B6%E4%BB%96%E5%B0%88%E6%AC%84/2019-50/1576119975580/%E5%B9%B8%E7%A6%8F%E5%9C%A8%E9%80%99%E8%A3%8F/%E5%B0%88%E9%A1%8C/%E8%96%84%E8%A9%95%E5%8E%9A%E8%AB%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