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是比惡意更加危險的敵人

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假如事實與一己的偏見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實，假如那些事實無法否認，那就可以把它們乾脆作為例外推開不理。

對於善來說，愚蠢是比惡意更加危險的敵人。

你可以抵抗惡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憑藉力量來防止它。惡意總是包含着它自身毀滅的種子，因為它總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話。

然而，面對愚蠢，根本無法防衛。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假如事實與一己的偏見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實，假如那些事實無法否認，那就可以把它們乾脆作為例外推開不理。所以同惡棍相比，蠢人總是自鳴得意。而且他很容易變成危險，因為要使他揮拳出擊，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惡意來，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對付。我們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論理，因為那既無用又危險。

認識愚蠢的本來面目

要恰當地對待愚蠢，認識它的本來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卻是蠢人，還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絕非蠢人，作為某些特定環境的產物，我們驚訝地發現了這種情況。

我們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養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這樣一些環境中養成的，在這種環境下，人們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們還進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際或孤寂獨處的人來，在傾向於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個人或團體當中，愚蠢要普遍得多。

由此看來，愚蠢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不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它是歷史環境對人的作用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種心理副產品。

更進一步觀察就會發現，任何暴力革命，不論是政治革命還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當中造成了愚蠢的大發作。事實上，這幾乎成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一項規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這並不是人的某種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礙或破壞。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漲已變得如此可怕，它剝奪了人的獨立判斷，人們放棄了（或多或少是無意識地放棄了）自己評價新的事態的努力。

蠢人需要救贖

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但我們切不可因此而誤認為他很有獨立性。人們多多少少會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談話時會感覺到，簡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談話，不可能同他進行肝膽相照的交談。同他談話時，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連串標語口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變成了純粹的工具，就再也沒有什麼罪惡的極限是蠢人所不會到達的了，但他仍然始終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惡。在此有一種惡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險，它會對人造成無可補救的損害。

然而正是在這個方面，我們意識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他法。迄今為止，企圖用理性論證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在這種事態中，我們可以完全明白，為什麼試圖去發現蠢人真的在想什麼是徒勞無益的，為什麼這個問題對於負責地思考和行動的人來說也完全多餘。

正如《聖經》所言：「對上帝的畏懼，就是智慧的開端。」換言之，治療愚蠢的唯一辦法，是靈性上的救贖，因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個人像上帝眼中負責任的人那樣生活。

不過，在對人的愚蠢的這些思考中，也有一點可慰之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大多數人在所有的環境中都是愚蠢的。長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們是希望從人們的愚蠢之中，而不是從人們的獨立判斷和敏銳思想之中，獲得更多的東西。

編按：本文為20世紀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著名的短文《關於愚蠢》。潘霍華曾經參加在德國反對納粹主義的抵抗運動。因同伴計劃刺殺希特拉失敗，潘霍華在1943年3月被捕，並於德國投降前一個月被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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