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

■  李怡

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說：「美比歷史更真實。」因為歷史都是由當代人按需要去詮釋的，與其說記載了歷史真貌，不如說要以控制過去來控制現在與將來。

美，包括文學、藝術，因為虛構了人名、年代，故更能讓藝術家痛切反映現實和人性。我幾十年前就從歷史和文學閱讀中發現：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

托爾斯泰的晚年巨作《復活》（發表於1899年），講一位俄國貴族聶赫留朵夫，在擔任法庭陪審員時，重遇年輕時被他姦污後遺棄的女僕卡秋莎，她被誣告殺人而受審，更誤判放逐到西伯利亞。聶赫留朵夫受良心責備，嘗試幫卡秋莎脫離痛苦，於是沿途陪着卡秋莎流放。途中長期與各種囚犯接觸，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人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人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人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欷歔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托翁這個深刻的概括，真是比任何歷史記載、法庭記錄更真實地反映當時俄國的社會實況。第一種情況，儘管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會有錯判的案件，但在嚴格遵從無罪推定的司法區域，「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應該比較少，在有罪推定的嚴刑峻法地區，法庭錯判的犧牲者就多了。第二種情況，大陸2008年楊佳殺六警案、前年石家莊賈敬龍殺村書記案、去年山東于歡的「辱母殺人案」，在大陸網站都引起熱烈討論，而殺人者都是在遭到極不公平、受盡凌辱的狀態下殺人犯罪的。楊佳解釋犯案動機的第一句話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輩子背在身上，那我寧願犯法。」早幾年大陸發生殺戮無辜法官和在幼兒園開殺戒，可歸類為第三種罪犯，即社會對他們犯的罪大於他們所犯罪行。

最特別的是第四種，即政治犯，這是所有民主國家都不存在，而只有專權國家才會有的。在自由和人民自主受壓制的情況下，多數人啞忍，只有少數人為人民權利發聲或以行動抗爭。按法律，他們可能真是犯了罪。對不公義的事保持沉默的人，或私下談論而不願採取行動的人，或不同意這些人的主張或行動的人，不會感激他們為公義挺身，甚至埋怨他們的行為導致強權更高壓，但不可否認他們不是為私利犯罪，他們被認為犯罪的原因，只是他們的道德比一般人高尚。

托翁說：「在俄國，一個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監獄。」今天，我想到中國，悲哀地想到香港。難道沒有進監獄的就都不是「正直的人」嗎？不錯，面對社會沉淪，聰明人，指摘抗爭者的人，對社會出現政治犯感到無關痛癢的人，保持沉默的人，很難說是「正直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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