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變犀牛

: 李怡

法語作家尤內斯庫（Eugène Ionesco，1909－1994）於1960年寫了一個荒誕劇《犀牛》。故事講一個小公務員貝蘭吉對生活不滿，對未來茫然。有一天他在街上，發現一個街坊變成了犀牛。他驚訝。到了第二天，他發現另一個鄰居也變成了犀牛，他更吃驚。到第三天，又多一個鄰居變犀牛，他吃驚到極點，同時也很困惑，為甚麼他們會變成犀牛？變犀牛潮流出現，人們從驚訝、高談闊論，到麻木，覺事不關己，漠然置之。其後變犀牛蔚然成風，人人以犀牛為美，追隨者絡繹不絕，不願變者自感落後於形勢。這種異化的潮流，衝擊堅持獨立人格不肯變的貝蘭吉，他掙扎、反抗。然而，他的孤單的悲鳴和無力的掙扎，無助於扭轉社會的犀牛化。

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年－1975）在觀察納粹戰犯艾希曼審判後，提出這樣的問題：為甚麼一個並非邪惡壞心的人，會參與殘殺猶太人的暴行？為甚麼希特勒的滅絕猶太人政策可以在當時推行？原因是絕大部份非猶太裔德國人對政府宣傳造成的社會主流偏見照單全收，他們沒有設身處地去想那些來了德國幾百年的猶太人，同樣是德國人，他們想也不想就認同政府：既然政府說猶太人不是德國人，那當然不能把他們當成德國人，政府說猶太人是壞人，他們當然絕非善類。不思考的大多數平凡人的邪惡，就共同製造一場種族滅絕的災難。

中共土改時，許多農民與地主之間本有良好的鄉親關係，他們不覺得地主對他們盤剝，但在中共土改幹部的宣傳指引下，他們就對地主控訴、鬥爭起來，造成全國鬥地主慘劇。其後從反右到文革的種種政治運動的所謂階級鬥爭，實際上並沒有實質的階級劃分，都是中共在宣傳誰是階級敵人，誰是反動學術權威，誰是走資派，於是學生鬥老師，兒女鬥父母，夫妻間互鬥，因為黨這麼說的，社會主流意識如此認定的，於是大家跟從，造成一幕幕人類歷史慘劇。

毛記電視街頭訪問一個大陸客，問是否知道何韻詩的事，他說，她是港獨藏獨嘛，思想錯誤，與中華民族為敵……。實際上，何韻詩從來沒有提過港獨，她見達賴喇嘛只是追求人生智慧，而且達賴自己也從來沒有說過要藏獨，他的政治追求是西藏真正自治。然而，因為《環球時報》說阿詩是港獨，於是Lancôme急忙劃清界線，MOOV急急聲明：「過去、現在及將來也不會支持推動港獨的任何人事」。左報和一些建制派名人響應：何韻詩不該搞港獨嘛。

且不說港獨藏獨主張是否有理據，事實是，阿詩沒有支持過港獨藏獨。已有太多事例證明中共宣傳從來不顧事實了，但許多人還是在這種宣傳轟炸之下，一個個搶着變犀牛，把風車當成巨人去攻擊。

犀牛尖角，意味着具有攻擊性；犀牛皮厚，意味着麻木；犀牛笨重，對事物反應遲鈍；犀牛眼盲，意味無獨立思考。這些都是聽從掌權者意向擺佈的群眾特點。犀牛化意味獨立人格喪失，整體社會不思考就會不斷重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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