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制度已等於無制度

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人們相信所謂的“理性主義”，認為一個現代社會和政府只要根據理性的原則，形成份工的體制和層級官僚，整個社會及政治的運作就會合理。雖然奸商和貪官的髒手還是會亂伸，但也可透過法律和制度的合理化而加以拘束。

但到了今天，如果學術界的人還講“理性主義”或“官僚機構的合理性”，大概只會令人啞然失笑。因為現代社會和政治日益複雜，在合理的假象下，其實已產生了許多新的不合理；有制度已等於無制度。

一個體制要公平合理，它的前提是要透明公開，大家都可以看得見。但現代的工商活動及政府運作，有太多事都在機密的名下被躲藏，於是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法律和行政裁量的偏袒等遂告滋長，而且成了新的慣例和體制，貪腐的體制化乃是當代最大的問題。

人們說官僚體制會產生合理的調控，它的前提是管理應當例行化。但現在的官僚體系對例行的工作日益荒廢，它沒有每天檢驗水的污染，空氣的污染，食品是否安全或假冒，久而久之，官僚體系就會鬆懈，以及產生不想惹事的習性。最近幾個月，台灣發生多起弊案，它的揭發者幾乎都不是政府機關，就是官僚無能的證明。

再例如，人們都知道，採購量愈大的愈有議價條件，可以買到最便宜的東西。由於政府是最大的買者，政府應該可以買到最好最便宜的工程及用品，但現實上卻不然，政府的採購反而是花最多錢，卻買到最差的東西。

以台灣為例，每年採購的浪費就多達百億元以上。為甚麼人們在花自己錢時都會精打細算，花公家錢就會浪費無比？這是一種文化？或是集體式的貪腐？或是政治上豢養派系的操作手段？卻從來沒有人去做過研究。

又例如，現在的學者已發現，由於政府分工，一件事都會由好多個單位去執行，於是政府的手太多，最後就等於沒有手。最近的清境事件，三隻手各管各的，遂將清境的民宿管成了一個爛攤子，國土保育徒然空言。這是“三個和尚沒水喝”的現代版。

當一個政策缺少了執行的整合，管的手愈多，離政策目標也愈遠。“日月光”的污染案，環保署、高雄市環保局和經濟部各說各話，道理亦然。對於官僚無能的現象，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湯普遜（Dennis Thompson）指出，現在已到了一個極度失去責任的時代，國家似乎甚麼制度都有，甚麼事都有人在管，但縫隙太多、甚麼事都管不好。因此，從體制到個人，的確需要重建責任了！

（星洲日報／指南針‧作者：南方朔‧台灣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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