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今天便連在位者也發出了類似的呼聲，可見情況確實嚴峻，真到了再不動手術就走不下去的地步。於是大家便起碼有了第一條共識，那就是改革的勢在必行。接下來要爭論的地方，在於改什麼和怎麼改，也就是改革的領域與路向的問題。
然而，退回一步想，不改革就一定會走到「亡黨亡國」的地步嗎？明知問題深重，明知改革之必要，但有沒有可能不改也不必速死呢？
提出這點疑問，不是因為我對當前中國現實情況的掌握要比各位高明深廣，只是出於一絲歷史的興趣。
中國人好讀歷史，恰好又有史上罕見的不中斷的悠長史統，應當曉得一個王朝或一個社會不改革的下場。
以後見之明回頭瞻望，國史上實在有太多早就注定要終結的盛世，甚至不乏建制之初便已埋下衰敗禍根的朝代。難道當時就沒人看出問題，難道當時就沒有人提出種種改革救亡的辦法，甚至付諸實踐？
當然不是，古人可沒那麼笨。別說太遠，光看中國最後一個王朝，鴉片戰爭以前，朝野內外就有了不改革不行的主張。一路發展下去，這種看法便越發急切，終於到了幾乎人人皆知人人認同的程度。不只如此，清朝還真出過一些改革方案，從自強運動一直到最後的立憲政制，一個比一個大膽，一個比一個廣泛。
結果呢？清朝還是亡了。只不過這個滅亡不是即時的痛快的崩解，而是一段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從開始有人指出改革的必要，到滿清王室的退位，這個過程拖了將近百年。縱觀世界歷史，不改革馬上就死的情況其實只是少數的例外，真正的常態反而比較像清朝這樣，能夠苟延殘喘地賴活上好長一段日子。
「這個世界正在翻轉，我們的統治看不出更好的希望。噩運把國家交到卑鄙的小人手中，我們的官僚全是潛行在伊斯坦布爾街頭上的惡棍。我們無能為力，只好祈求上蒼的慈悲。」發出如此悲鳴的人，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穆斯塔法三世。1774年，就在他駕崩的前幾天，竟然留下一首這麼悲沉的詩。
1774年，離帝國消滅還有一百五十年之遠，在位的蘇丹就已經預見了末日之必至。而這個帝國，曾經如此不可一世，疆土橫跨三大洲，怎麼到了十九世紀，便被人冠上「歐洲病夫」的稱號（晚清被稱為「東亞病夫」，反而是後來的比襯）？其實在那一百五十年裡頭，它們不是沒有變革，許多動作幹得甚至比清朝還狠，只不過那些革新都動不到骨頭罷了。
再看羅馬，其衰滅早就被古往今來的人研究透了。可是比起帝國時代的慘烈奪目，我對羅馬共和的終結更感興趣，因為那是歐洲史上第一憲政體制的垮台。
德國古代史大師邁爾（Christian Meier） 的總結最狠最精，他說羅馬共和那最後一百年的問題是「沒有出路的危機」。危機而沒有出路，因為那套憲政體制的成功，正也是導致它覆滅的理由。
國家越是擴張，佔據的資源和土地越多，貧富差距就變得越大。貧富差距越大，社會就變得更加動盪。要改革，就要傷及既得利益階層的筋骨，並且手段非常，往往出之一連串不合既存體製法統的驚人舉動，最後又以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暴力告終。不改革，那就看著農人失地，流民漸增，集體造反此起彼落。在這樣的處境底下，統治集團還有什麼選擇？於是羅馬共和就在時人的憂慮與不安之中，搖搖晃晃地走完它最後的時光，還是頗長的一段辰光。
古往今來，多少政體多少王朝都是這個樣子。都知道要改弦易轍，都知道老路走不下去。然而改革談何容易，真正能重春還陽的改革無異於一場革命。所以大多時候，他們都選擇了小規模的局部手術。足以續命，只是苟存而已。
/ 梁文道《香港雜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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