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半前離世的文評家和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姆（Harold Bloom）生前筆耕不斷，最新一本面世的「遺作」是厚達五百頁的《生命的燦爛之書》（The Bright Book of Life），書的副題是《不可不讀和重讀的小說》（Novels to Read and Reread）。對布魯姆這些「超級讀者」而言，讀書不只是要盡力理解書的內容，還要根據指示像按圖索驥那樣揣摩作者的用意，從而從作品中得到啟發與領悟。這樣讀書，已經超越一般閱讀的層次，布魯姆稱之為「engagement with the text」（進入文本）。
問題是時至今日，我們還需要有關《戰爭與和平》或《安娜·卡列連娜》是多麼偉大的「溫馨提示」嗎？有哪個嚴肅的讀者會不知道荷馬（Homer）、但丁（Dante）、喬叟（Chaucer）、塞曼提斯（Cervantes）和莎士比亞「不可不讀」？不管稱之為「生命的燦爛之書」還是「西方典籍」，布魯姆呶呶不休、說個沒完的總是那幾十本文學經典。如此一來，他犯下寫評論的兩個大忌，一是重複自己（repeating oneself），二是老生常談（stating the obvious）。
布魯姆無疑是讀書的權威，但我們真的需要有關閱讀的權威意見嗎？閱讀的初衷，就是讓我們逃離日常生活的權威（to escape from the authority of the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的權威，包括金錢對我們的支配（the tyranny of money），也包括「應該做什麼」的耳提面命。
其實世上哪有不可不讀的書，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本「自己的經典」（a personal classic），一本「一個人的聖經」。讀書是與作者神交，是私密的個人體驗，兩心以外無人知。布魯姆窮一生的精力告訴世人應該「讀什麼」（what to read）和「怎麼讀」（how to read），其志可嘉；但對讀書採取如此「規範性的」（prescriptive）立場其實有點「反讀書」。今時今日，幾乎在生活的所有範疇從穿衣飲食到購物旅遊，都有網紅、達人和「influencer」教人做什麼和怎麼做，讀書變成了我們「行使自由的最後邊疆」（the last frontier of freedom），就請布魯姆這些大師高抬貴手，放過我們吧。
的確，讀書的「內向性」（inwardness）本質上是反權威的。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說，好的文學作品是「心教」（education of the heart）。它擴闊我們的眼界，讓我們對人類可以做到的事情，以及人性的多樣化，持開放的態度。用桑塔格的話來說，就是「enlarge our sense of human possibility and what human nature is」。
小說家法蘭森（Jonathan Franzen）說，讀書會是個矛盾詞（oxymoron），因為讀書教曉我們的，就是怎樣一個人也過得開心（Reading teaches us how to be alone and happy）。這話有道理，真正懂得獨處的人必然懂得享受獨處帶來的「寂趣」（the pleasure of solitude）。《羅馬帝國興亡史》的作者吉本（Edward Gibbon）便說過：「我獨處之時最不寂寞」（I was never less alone than while by myself）。」
評論家伯克茨（Sven Birkerts）認為，閱讀孕育我們的自省能力，讓我們的心靈像照鏡子一樣看到自己的美醜。布魯姆以更權威、更極端的方式說過類似的話。他說，沒有文學，人類的情感生活和內心世界（the inner life）根本無跡可尋。對這個明顯沒有讀過《紅樓夢》的權威人士來說，莎士比亞「發明」了人性（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一如佛洛依德「發明」了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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