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回望

: 李怡

我們那一代，出生都記農曆，我生於1936年農曆三月二十二。登記身份證那年正好是新曆5月1日，多年來就以此日作生日了。其實真正的生日，有朋友用萬年曆找出應是新曆4月13日。八十歲生日剛過。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沒有往下寫，因為那時人生七十古來稀，人的壽命極少超越七十。

七十而八十，最好的狀態都應該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吧。作家阿城在他的新書《洛書河圖》對這句話的詮釋：經過幾十年的修煉，最後在人生志向上達到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不違反人類行為規範的內心的自由狀態。

我從1956年開始在報紙文藝版第一次投稿獲刊登以來，可以說從未間斷地寫了六十年，現在也仍然筆耕不輟。

寫這麼多，而且常常不怕獨持異議，引起爭議是免不了的。遇到講道理的不同意見，我都非常尊重，而且也會深思反省。遇到不顧事實的攻訐，或對我人生長途某階段的並非事實的指控，我通常不予理會，甚至不去澄清和反駁。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我說，到了我這年紀，我已不介意別人怎樣講我，不介意別人怎樣看我，最要緊的，是我自己怎樣看我自己。因為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是不是一直忠於自己，不扭曲自己，憑着自己的知識和良知寫文章，做人，任事，自己最知道。講完後，我當夜想想，這樣的心理大概接近「從心所欲，不踰矩」了。

「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是法國作家馬爾羅（Andre Malraux, 1901-1976）說的，原句出自他的小說《人的命運》，整句是：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他所做的，和他能做的。

一生行為的總和，建構了一個人的「全部」，再怎麼歌頌或掩飾，都抹不去。可以欺騙世人，但不能欺騙自己。要從心所欲，怎麼看自己最重要，別人的譽與謗，都沒有自知重要。我自己怎樣看我自己？標準只有一個：是不是一直忠於自己，不扭曲自己，憑着自己的知識和良知寫文章，做人，任事。做到，就從心所欲；有時須妥協，就不免有點遺憾。

何以有時須妥協？正如馬爾羅所言：一生行為有「所做的」，有「能做的」。一生中有許多事我們想做，但不是我們能做的。人在少年時常懷大志，長大後就慢慢知道我們會受「能不能做」所節制。問題是：在想做和能做之間，對想做的堅持和對能做的妥協如何權衡？如果純從個人的利益、權位出發，妥協就會沒有底線，你與自己原來想做的這個人生目標就會越來越遠，甚而慢慢已不再記得曾有過這樣的人生目標，又或者你的人生目標已變化成純粹是個人名利的追逐了。於是，「能做」的問題也就在你的人生路程中消失了。

八十回望，一生是堅持做想做的多，也有幸做了些能做的事，雖荊棘滿途，總算漸漸接近從心所欲的境界。

https://eweekly.hk/article/_title/%E5%B0%82%E6%AC%84%E5%85%AB%E5%8D%81%E5%9B%9E%E6%9C%9B%E6%9D%8E%E6%80%A1_8lik3s02dfnwtd9d4ksdobt9

遠離身邊的垃圾人

很好的文章！生活中遇到這樣的人一笑而過之！不要和垃圾一般見識！

一位朋友上餐館吃飯，漂亮的女友被隔壁桌醉漢吹口哨，朋友說反正吃完飯了咱們走吧。女友說你是不是男人，我朋友說犯不上跟流氓較勁。女友急了，罵完我朋友又過去罵那群醉漢，結果醉漢圍上來開打，我朋友被捅三刀，在醫院搶救無效死了，臨死問了女友一句話：我現在算男人了麼？

一位朋友在正確的車道上行駛，突然間一輛黑色轎車開出，正好擋在前面。 朋友立即踩剎車，兩車之間的距離就只差個幾釐米！這輛車的司機兇狠地甩頭，並且朝著我們大喊大叫！我朋友只是微笑，對那傢伙揮揮手。於是我問他：「你剛才為什麼那麼做？！那傢伙差點毀了你的車，還可能傷害我們！」。

當時我朋友他解釋說：「許多人就像垃圾人。他們到處跑來跑去，身上充滿了負面垃圾，充滿了沮喪、憤怒、忌妒、算計、仇恨，充滿了傲慢與偏見、貪心不滿足、抱怨、比較，充滿了見不得人好、愚昧、無知、煩惱、報復、和充滿了失望。隨著心中的垃圾堆積又堆積，他們終需找個地方傾倒；有時候，我們剛好碰上了，垃圾就往我們身上丟....」。

「所以，無須介意！只要微笑、揮揮手、遠離他們，然後繼續走我們自己的路就行! 千萬別將他們的負面垃圾接收再擴散給我們的家人、朋友、同事、或其它路人」，絕對不要浪費心思和精力在這些事上！

http://hshieh.blogspot.sg/2014/04/blog-post_920.html?spref=fb

真心與概念

文：歐陽文風

很多基督徒朋友當他們知道我對佛教思想不只有興趣，甚至非常欣賞推崇時，總會問我，我如何解決兩大宗教的矛盾，比如說佛教是自力宗教，基督教是他力宗教，強調耶穌的救贖而非自救。

我認為這些所謂的矛盾，其實是語言表述的障礙。比如說，佛教談自力，但亦非絕對意義的自力，因為佛教相信一切互即互入，相互影響，所有現像，因緣而生。職是之故，「自」力之自，其實不是文字上的絕對「自」的意義，因為「自」是千絲萬縷關係的結果，還有甚麼獨立、絕對、自主的「自」？至於基督教的他力亦一樣，不等於一切由他，自己完全絕對不必負責。

〈大乘起信論〉有一段文字說得好：是故諸法從本已來性離語言，一切文字不能顯說。真理，往往難以概念與文字表述，真理甚至不依文字與概念存在，因為文字與概念，都是人間表相。

宗教概念是人間社會的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不是超卓、形上、至尊與智慧本身。概念至多只是一個入門，進入之後，必須脫離文字表相的理性了解，用真心去領悟，不再依賴概念，亦即佛教所說的無分別智。

概念與文字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生不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非大非小，無有邊際，不可測度的真心。

https://www.facebook.com/203641883009903/photos/a.418996201474469.96128.203641883009903/1147998575240891/?type=3&theater

向上而不爭勝

在中文的成語中，「力爭上游」算是顯淺常見，用來形容人發奮圖強、力求向上；這個成語一般是用來表達讚賞，可是，其中那個「爭」字，似乎與中國傳統思想推崇的「謙讓」有抵觸。

孟子學說裏的四端，「辭讓之心」是其一，是「禮之端也」，孟子甚至認為「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孟子•公孫丑上》) ！孔子的學生子貢指出老師在品德上的過人之處時，便包括了「讓」(他列舉了「溫、良、恭、儉、讓」，見《論語•學而》) 。由此可見，儒家是何等重視謙讓。謙，就是不驕，讓，就是不爭，兩者可說是一事之兩面 --- 謙者自然會讓，讓應該基於謙；如果不爭只是表面的行為，而非出自不驕之心，便是虛偽。

然而，假如凡事不爭，還會力爭上游嗎？假如不力爭上游，豈不是難有大進步？這些問題令我聯想起多年前一位美國朋友的說話，那時我剛讀完博士學位，跟他談起將來的發展。我提到自己不是爭勝心重 (competitive) 的人，也沒甚麼宏大的志向 (ambition)；他的反應正正是：「如果爭勝心不重，甚至完全沒有爭勝之心，便不容易有進步了！」這位朋友當然不能代表大部份美國人，但據我多年的觀察，不少美國人的確認為有爭勝之心是好事，是進步的動力，只要不過分便成了。

爭勝之心當然可以是進步的動力，不過，假如重視的只是要勝過別人，也許便會因為怕輸而不願嘗試，爭勝之心反而變成了進步的阻力。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爭勝之心是進步的必要條件 --- 有些人不必與別人爭勝，也自然而然有動力不斷改進自己。因此，中國傳統思想推崇的「謙讓」，是可以與「力求向上」並存的。

那麼，「力爭上游」的「爭」，又應該如何理解？如何能夠力求向上而不爭呢？這裏，我們應該將「爭競」和「爭勝」分開；「力爭上游」的「爭」是「爭競」，不必包括「爭勝」之意。只要給自己一個目標，便可以參與爭競；「力爭上游」的目標就是上游，雖然有其他人參與爭競，但只要到達上游，即使不是最先到達，不是「勝出」的那一位，也可以有很大的滿足感，尤其是當上游很難到達，而且自己以前失敗過 --- 這次到達，已是進步，已是成就。根據這個理解，謙讓之人的「不爭」，不是完全不參與爭競，只是沒有許勝不許敗之心，不需要力壓其他人以顯出自己優勝。

其實，說到「不爭」，道家的看法與儒家的有異曲同工之處；且看《道德經》這幾句：「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二十二章) 不自我標榜，不自我誇耀，不自高自大，便自然沒有爭勝之心；「天下莫能與之爭」，不是天下無敵，而是由於沒有爭勝之心，便不會計較成敗，誰勝誰敗，根本不會放在心上。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 Discovery，2016年4月號）

· 鱼之乐

http://fishandhappiness.blogspot.sg/2016/04/blog-post_5.html

精人出口，笨人出手

李怡

有句俗語叫「精人出口，笨人出手」，表面似乎是恭維「出口」的「精人」，實際上是奚落嘲諷「精人」。比如你議論某高官或從政者的行事，說這句話就意味你只是「講家」，沒有本事自己去做；又比如你發聲支持勇武抗爭，說這句話就表示你只會出聲叫他人抗爭被捕被罰留案底，而你自己就永不落場；比如你批評一些從政人士無能，說這句話就表示你自己不出來選，在那裏空口講白話。總之，按這句話的語境，「精人」是一個貶義詞。

魯迅曾以廚司和食客來比喻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他說：「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食客就要說話，或是好，或是歹。廚司如果覺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經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挾夙嫌，是否想賴賬。……但是，倘若他對着客人大叫道：『那麼，你去做一碗來給我吃吃看！』那卻未免有些可笑了。」

這種分不清廚司和食客的分際，在華人社會最常見，可說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對待批評的絕招。比如有人說不喜歡京劇，大陸就有人說：我首先問你，你會不會唱京劇？你不會唱，你不會唱你有甚麼資格反對京劇？有人說不喜歡現代詩，說是散文分行，於是就有人問：你看過多少現代詩，你寫過現代詩嗎？沒看過沒寫過你有甚麼資格反對？

從政者與論政者也可以作如是觀。食客嫌廚司做的菜餚不好，並不等於他可以做得比廚司更好。同樣地，論政者可以對從政者指指點點，也不等於論政者可以去從政，又或是假設他從政可以做得比現在的從政者更好。倘若每一個論政者，在批評時政之前，都先要想想自己有沒有從政的本事，才可以批評，那等於叫批評者住嘴。

其實食客不一定是批評家或論政者，他應該是一般人。在一個開放的言論自由的社會，任何人都有自由表達的權利。公民社會就是由紛紛擾擾的言論締造的。發聲鼓勵抗爭，不等於自己也要上街抗爭；對高官或政客指指點點，不等於自己就可以去當高官政客，更不是意味自己可以做得比被批評者好。就像任何食客都可以批評廚司一樣。要當廚司，就要忍受甚而要聽取食客的指指點點。要從政，就要聽取論政者甚至是一般市民的意見。說「你來做做看」，或以「精人出口，笨人出手」來嘲諷，其目的就是要不同意見者收聲。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論政多年，目的都是要提供一些愚者千慮之見。

其實「出口」者也未必是「精人」。真正的「精人」應該是甚麼都不說吧，也就是江澤民所說的「悶聲發大財」。「出口」者也同「出手」者一樣，要付代價的，只不過所付代價未必相同而已。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401/19553341

方圓

方是原則，圓是機變。

方是以不變應萬變，圓是以萬變應不變。

方是做人之本，圓是處世之道。

“方”，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指一個人做人做事有自己的主張和原則，不被他人所左右。

“圓”，圓滑世故，融通老成，指一個人做人做事講究技巧，既不超人前也不落人後，或者該前則前，該後則後，能夠認清時務，使自己進退自如，遊刃有餘。

一個人如果過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將碰得頭破血流；但是一個人如果八面玲瓏，圓滑透頂，總是想讓別人吃虧，自己佔便宜，也必將眾叛親離。

因此，做人必須方外有圓，圓內有方，外圓內方。

外圓內方之人，有忍的精神，有讓人的胸懷，有貌似糊塗的智慧，有形如瘋傻的清醒，有臉上掛著笑的哭，有表面看是錯的對……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樑。

人僅僅依靠“方”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圓”的包裹，無論是在商界、官場，還是交友、情愛、謀職等等，都需要掌握“方圓”的技巧，才能無往不勝。

“圓”是處世之道，是處世的錦囊。現實生活中，有在學校成績一流的，進入社會卻成了打工的；有在學校成績二流的，進入社會卻成了老闆。

就是因為成績一流的同學過分專心于專業知識，忽略了做人的“圓”；而成績二流甚至三流的同學卻在與人交往中掌握了處世的原則。

正如美國著名的企業家、教育家卡耐基所說：“一個人事業上的成功，只有15%是由於他的專業技術，另外的85%要依靠人際關係、處世技巧、有效說話等軟科學本領。”

真正的“方圓”之人，是大智慧與大容忍的結合體，有勇猛鬥士的武力，有沉靜蘊慧的平和。

真正的“方圓”之人，能對大喜悅與大悲哀泰然不驚。

真正的“方圓”之人，行動時幹練、迅捷，不為感情所左右；退避時，能審時度勢，全身而退，而且能抓住最佳機會東山再起。

真正的“方圓”之人，沒有失敗，只有沉默，是面對挫折與逆境的積蓄力量的沉默。

總之，人生在世只要運用“方圓”之理，必能無往不勝，所向披靡；無論是趨進，還是退讓，都能泰然自若，不為世人的眼光和言論所左右。

http://hshieh.blogspot.sg/2012/03/blog-post_27.html

受難日隨想

· 李怡

今天是復活節假期的第一天，也稱作耶穌受難日。耶穌因傳播「神愛你並與你同在/彼此相愛/每個人都極其寶貴」等訊息而聲播遐邇，並引起掌權的羅馬當局注意。由於聲稱自己就是神，直接干犯了宗教律法，被當局處死。死後三天，許多人見證耶穌復活，引發了廣大的追隨者。耶穌受難日英文叫「Good Friday」，明明是受難，何以叫good呢？「Good」表示由耶穌殉教帶來的拯救是對世人的上好饋贈。

聖者、先知、革命家受苦受難給眾生帶來福祉，還有眾多傳說和歷史記載。希臘神話的普羅米修斯違抗神的意旨，把火帶給人間，因而受永無休止的懲罰。釋迦牟尼苦行六年，忍受飢餓，轉而前往菩提迦耶，坐在菩提樹下七日七夜，於黎明剛臨時瞻望明星而悟道。

先知、先烈的犧牲，帶來民眾的覺醒，帶來社會的改變，歷史載有甘地、馬丁路德金等不少事迹。但先烈犧牲民眾就會覺醒嗎？魯迅在1919年發表的小說《藥》，講的是相反的故事。

小說的背境和起意，是1907年民主革命家秋瑾的起義和犧牲。小說寫一個革命者夏瑜（影射秋瑾），關在牢房，被判砍頭；百姓華老栓為了給兒子治癆病而花錢買刑場上沾滿鮮血的饅頭。茶館中人對革命者的冷漠，對劊子手康大叔畢恭畢敬。講到革命者挨牢頭打，茶客都笑逐顏開；革命者對牢頭說「可憐可憐」，茶客的回應是「打了這種東西，有甚麼可憐呢？」後來知道革命者說的是牢頭「可憐」，於是他們都紛紛說革命者「瘋了」。

革命者為救國救民被殺害，民眾麻木不仁。他們的鮮血被迷信的百姓買來做人血饅頭去醫治癆病。1926年，魯迅在一篇哀悼學生示威被殺的文章《死地》中說：「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裏，先烈的『死』是後人『生』的唯一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裏，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先烈的犧牲，必須是民眾覺得死屍沉重、不願抱持才有意義，這樣的死才是後人「生」的「靈藥」。但對於愚昧無知冷漠的民族來說，先烈的死給他們帶來的卻是人血饅頭這種害人的假「藥」。這是《藥》這小說的深刻含義所在。小說終局是兩座並排的墳：革命者的墳和吃了他的人血饅頭而「一同淪滅」的華小栓的墳。

《藥》發表至今，快一百年了。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歷來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非自然死亡的人數都以千萬計，許許多多持異見者慘死，但中國民眾卻越來越對死屍沒有感覺了。掌權者嘛，闖下再大的人禍，他們的感覺也正如斯大林所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則只是個數字」。大躍進死多少？三千萬？天津爆炸死多少？都只是數字。

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325/19544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