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確實是絕頂聰明:拿過神學、哲學與醫學的學位,是神學博士,當過大學的神學院院長,是出色的巴哈管風琴演奏家,是管風琴結構的改良者與維修專家,是醫生,拿過諾貝爾和平獎。但我羨慕的不是他的多才多藝與聰明過人,而是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要如何去善用自己的一生。換個較通俗的說法,他從20歲生日那一天起就決定了自己這一生活著是為了什麼。
相較之下,托爾斯泰一輩子都在問:活著,為了什麼;而且一再給出答案,一再否定自己;過了50歲還強烈地想要自殺。史懷哲對自己這一生要做的事清楚到簡直像是個天才──基督徒或許會說那是因為他有堅定的信仰,以及來自神的呼召。
20歲以前他跟很多傑出的德國青年一樣,熱愛真理和學問,充滿熱情,白日埋首學問而夜間忙於跳舞和追求美麗的少女。不過,在他20歲生日的那一天早晨,他在清澈的晨光中就像受到感召一樣,心裡浮起一個清晰而篤定的念頭:他要在30歲以前為自己而活,然後把30歲以後的人生獻給人類,認真仿傚耶穌基督的行誼(每一個基督徒領洗時所發的誓願)。於是,他開始滿懷熱情地在大學裡學習哲學、神學、管風琴演奏、對位法,以及管風琴維修,並且在24歲那一年完成博士論文並獲得神學的學位。25歲那一年他開始擔任牧師,26歲成為母校神學院的院長。
30歲那一年他到醫學院去詢問入學註冊的事,醫學院的教授告訴他:30歲才開始學醫太晚了,會很辛苦。他毫不猶豫地辭去神學院院長的職務,並註冊為醫學院大一新生,開始學醫,而在37歲那一年獲得醫學方面的學位。38歲那一年他帶著太太和年幼的兒子一起深入非洲,一磚一瓦地建立起一座醫院,專門服事當地土著。
40歲那一年,讀胡塞爾的 Cartesian Meditations,騖然覺悟到他想說的早已超過語言所能書寫的,也警覺到我不可能再靠讀書來加深自己對生命與人生的了解,只能靠自己的生命經驗和省思去繼續累積對生命的體認。於是,我生平第二度走到自己人生已知路徑的盡頭,不確知接下去該怎麼走。
運氣很好地,就在我已經不可能靠讀書提升自己的生命時,也已確實信服:稟賦比別人好的人應該要去協助需要幫助的人。於是,我走出書房,想知道自己可以為這塊土地做些什麼事。從擔任清大藝術中心主任到現在,將近20年,我還是無法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社會上最能幫上忙的是什麼樣的角色,要怎樣利用我的時間才能對這社會產生最大的效益。
但是其他方面的問題我就都不清楚。譬如,要不要繼續寫經濟問題的評論?要不要花那麼多時間繼續深入閱讀與思考經濟與產業問題?要如何跟年輕學者以及學院外的年輕人結合,以便更恰當而有效地突破台灣社會當前的困境,對有需要的人產生最大的助益?關於這些行動上的策略我都還是「摸著石頭過河」。
每次想起托爾斯泰和史懷哲的人生故事,我都會羨慕史懷哲的清明、澄澈和篤定,但也慶幸自己在托爾斯泰的引導下少去了許多的曲折和折磨。在他們兩人身上,我看到宗教以不同的方式帶給他們生命的力量與深度;也同時從他身上,我看到他們以自己的踐行恢復了宗教的力量與深度。
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稟賦和際遇,刻劃出每一個人不同於他人的生命軌跡,也等待著他循此軌跡去摸索、發展出自己接下來的軌跡。生命可以彼此有啟發,卻不可能彼此模仿或抄襲,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從前人的生命史得到激勵與啟發,卻不可能亦步亦趨地重複前人走過的軌跡。
生命的前頭永遠有著未知的艱難與挑戰,也充滿不期而遇的機緣與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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