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能夠坐在弗蘭克的診所中看病，這些人當然是戰勝了他們面對的人生困境，可以回答他的問題了。
有的人說完全是因為考慮到子女的問題使其沒有步入死途；有的人說是因為自己還有某項才能沒有發揮出來阻止了選擇死亡；還有的人則說是因為保存一個珍貴的回憶才使自己沒有自殺。
醫師從長期的科學研究中，逐漸地發展出了他獨創的「意義治療法」，也就是說，給那些在生活中受到巨大打擊者尋找出意義與責任，讓他們能從死亡的邊緣上走回來，重新揚起生活的風帆。
所以，弗蘭克醫師發展出來的「意義治療法」，從本質上來說即是讓無法活下去者也能拒斥死亡，讓他們能從「鬼門關」轉回來，重新步入世間的正常生活。
弗蘭克醫生為何能發展出這樣一種造福於人類的精神治療法呢？除了他深厚的學養和刻苦之外，與他是納粹德國集中營裡為數不多的倖存者之一有很大的關係。
一、「末世臉」
二次世界大戰中，弗蘭克醫生因為是猶太人而被關進了令人恐怖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它代表著煤氣室、火葬場和大屠殺。剛到集中營的四天中，他與另外一千五百多名俘虜被關在一間只能容納兩百人的庫房內。大伙每天只有一片麵包果腹，寒氣襲人，連蹲的地方都沒有。
死亡之神已在眾人的頭頂上盤旋，但是，弗蘭克醫生在《活出意義來》中寫道：
「我們這一梯次的每個人，差不多都有個癡想：料想自己可以逢凶化吉、消災解厄。」
可實際上，他們每個人都已經與死神碰過一面了，許多人已經喪失了生命。
還在下火車時，他們就被命令分成男女兩列，以便逐一從一個隊的長官面前通過。俘虜們一個個蓬頭垢面，臉色灰黑，緩緩地走著。
這個納粹軍官「擺出一副滿不在乎、悠然自得的姿態，左手托著右肘，右手直立，並用右手食指悠閒地指向左，或指向右」。
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這左或右意味著什麼，而弗蘭克醫師卻被人告知：指向右邊表示你還有工作能力可以活著，而驅往左邊的人則意味著無力工作或有病在身而必須處死。
也就是說，這實際上是俘虜們到集中營以後的第一次生死判決。
僅僅是這第一次，就有約百分之九十的俘虜被判死刑，並在幾個鐘頭之內便由火車直接送往火葬場。在一棟巨大的建築物的門上，用歐洲各種文字寫著「洗澡間」的字樣，進去的每個人在脫光所有衣服之後得到一塊肥皂，然後進到巨大的沐浴室內。不過從蓮蓬頭裡噴出來的不是水，而是毒氣。然後，大批的屍體就被運往焚屍爐裡迅速地處理掉了。
包括弗蘭克醫師在內的少部分人成為第一次選擇的倖存者。在經過一次真正的清洗之後，他們所有的財物都被掠奪一空。弗蘭克醫生最痛心的還不是那些被沒收的物品，而是他費盡心血撰寫的一部手稿。
雖然當時的情形確實令人無法忍受，可這次的沒收實際上成為了日後挽救其生命的一個契機，因為他念念不忘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
如果說，弗蘭克醫師和他的同伴們在被運抵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第一天便與死神擦肩而過的話，那麼，他們從此以後便天天要與死亡為伍了。他們完全不被當作人來看待：晚上睡的是一層層搭起來的硬木床。每張床寬約六尺半到八尺，卻要睡下九個人，且只有兩條毯子。
「當然，我們只能側臥著彼此緊挨著身子。這倒有個好處，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
他們每天要干十幾個小時的活，或挖凍土，或搬運沉重的木頭等。這些人身上穿著單薄的破衣爛裳，兩腿大都被凍腫，鞋子往往套不進去，可每天天不亮便被趕起來，像驅牲口一般被趕往工地，稍一遲緩，監工的皮鞭就呼嘯而下。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做著如此重的苦工。
他們每天吃的又是什麼呢？一小片麵包，一小碗稀湯，另加一點人造奶油（或者一片劣等臘腸，或一小塊乳酪，或一些人造蜂蜜，或一匙稀湯似的果醬，每天都不一樣）。這些就是他們全部的食物了。這些東西對保持一個人起碼的營養水平是絕對不夠的。
而且不要忘記了，這些人每天還要做繁重的體力勞動。日復一日，集中營的俘虜們在飢寒交迫中日漸衰弱：「當最後一層皮下脂肪消失淨盡，我們便活像是披上皮膚和破衣的骷髏，眼看著自己的身體一天天萎縮下去。耗著體內的蛋白質，肌肉漸形消失，而後身體便毫無抵抗力。茅舍內的難友，一個個相繼死去。每個人都能夠精確地算出下次會輪到誰，自己又將在什麼時候撒手西歸。」
弗蘭克醫師在剛入集中營時，一難友告訴他所謂「末世臉」是什麼意思：「一個人如果臉色黯淡，形容憔悴，一副病懨懨的樣子，而且無法再勝任吃力的苦工……這人就是個『末世臉』。遲早──通常是快得很──他就會進入煤氣間。」
「末世臉」者，實際上就是人們喪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之後，在外觀上顯露出的死亡氣息。在非人的待遇下，在令人無法忍受的苦役裡，在飢寒交迫中，無數的囚徒死去了；還有的雖然沒有被折磨致死，但因為喪失了生存下去的意志，而採取了自殺的行為。
在納粹的集中營中，就是自殺也可分為兩種：一是主動的自殺，即自己採取某種行為了結自己的生命；而另一則是消極的自殺，即故意早晨不起床，故意違反有關規定，從而遭折磨至死。
有許多俘虜，早上醒來後，不肯穿衣起床，無論如何求他、恐嚇他、揍他，他就是躺在那裡一動不動，並拒絕任何幫助。此時，他已是決心一死了──而且他的願望會百分之百立即實現。
死亡，死亡，還是死亡！在集中營裡，可以說無時無處無日沒有死亡。但畢竟還是有人活了下來。這並不是說他們的身體碰巧特別的好，或者說他們的運氣特別的佳，或者他們得到了更好的待遇，而是因為他們有某種特別的保護機制。它們究竟是什麼呢？這是弗蘭克醫師在集中營裡尋找並實踐的東西。
二、精神的安頓所
痛苦就像一個揮之不去的惡魔，如影隨形般緊跟著我們每一個人；而痛苦極致的死亡也是我們每個人或遲或早都必然會遇上的。這便是人生的宿命，也是人類生存的實際存在。人類發展出文明與文化，從根本上說，皆在於使人減少或免於痛苦的煎熬；皆在於使人減少或免於死亡的恐懼。
當人們在現實的物質層面對痛苦與死亡無能為力時，就只有求之於精神層面的操作了。這一途徑在人們正常的生活裡是正確的，而在不正常的生活中，如被關在集中營裡時，就更是人們要善加運用的法寶。弗蘭克醫生對這一點有深刻的描繪。
首先，在集中營裡，宗教的氛圍十分濃厚：「俘虜對宗教的興趣，打從萌芽開始，就虔誠得令人難以想像。那種信仰的深度和活力，常使新到的俘虜既驚訝又感動。
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即興的祈禱或彌撒了。不論是在茅舍內的某個角落，或搭著載運牲口的卡車由遙遠的工地返回營區，儘管又餓又累又凍，週遭一片漆黑，大家仍不忘舉行這種宗教儀式。」
宗教是一種完全超越性的精神性活動，它是對人間苦難與死亡的深刻闡發。因其主要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上，所以它具有最大的廣泛性。即使是在凶殘的納粹集中營裡，儘管囚犯們的各種活動都被嚴厲禁止，可宗教活動還是被允許的。
猶太民族具有深厚的宗教信仰意識，其苦難的歷史就被書寫進了他們的聖經中。當這些被關進集中營的囚犯們，無論是多麼的苦與累，都不忘舉行神聖的宗教儀式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文明的苦難歷程中和超越的信仰裡尋找消解痛苦的毅力和勇氣。
弗蘭克醫師指出，因為大家無視於周圍的恐怖，反而得以潛入了豐富且無掛無礙的內在的精神生活中：「惟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可以解釋這個教人困惑的現象：
看來弱不禁風的俘虜，反而比健碩粗壯的漢子還耐得住集中營的煎熬。」
弗蘭克醫生講了一個他自己的故事來說明這一點。
有一天清晨，囚犯們照樣被趕起來站好隊，稍一遲疑便遭來一頓毒打。
在昏暗的晨曦中，他們沿著坑坑窪窪的小道蹣跚而行。在刺骨的寒風中，幾乎每個人的腳都腫痛難忍。大家不斷地滑跤、絆倒，互相攙扶著彼此拖拉著前行。
一位難友突然對弗蘭克醫師耳語道：如果我們的太太這時看見我們，不知會怎樣？我倒希望她們全都呆在營裡，看不到我們這副狼狽相。
一席話勾起了弗蘭克醫生對妻子的思念，疼痛和苦難似乎悄悄地退隱了：「偶爾我仰視天空，見繁星漸漸隱去，淡紅色的晨光由灰黑的雲層中逐漸透出，整個心房不覺充滿妻的音容。
我聽到好的答喚，看到她的笑靨和令人鼓舞的明朗神采。不論是夢是真，她的容顏在當時，比初升的旭日還要清朗。」
當一個人的肉體越接近死亡時，這個人若還有知覺，其素養也較高的話，則此人的精神便越能擺脫其肉體的束縛，趨向一種無牽無掛的精神逍遙和一種永恆之境。
弗蘭克醫生在致人死命的苦役中，想到了妻子，想到了她的笑靨，他的神思在無限的時空裡盡情地翱翔，由精神中的愉快超脫出現實的苦難，這使他明白了一個深刻的道理：「愛，是人類一切渴望的終極。我又體悟到人間一切詩歌、思想、信念所揭露的一大奧秘：『人類的救贖，是經由愛而成於愛。』
我更領會到：一個孑然一身、別無餘物的人只要沉醉在想念心上人的思維裡，仍可享受到無上的喜悅──即使只是倏忽一瞬間。
人在陷身絕境、無計可施時，惟一能做的，也許就只是經正當的方式（即光榮的方式）忍受痛苦了。」
在肉體最大的痛苦中，如果一個人善用精神，使神思飄逸出身體，去與溫暖人心的愛相系，那麼，內心的幸福便能大大改善現實令人苦不堪受的處境。
這就是弗蘭克醫生抵禦痛苦與死亡脅迫的法寶。
可見，當人們處在一種無法忍受的災難之中時，完全可以通過將思緒放飛的方式，任由其在過去的時刻，尤其是幸福的時刻停留，就可能極大地改善現實中的悲慘處境，甚至還能達到心滿意足的狀態。
弗蘭克醫生寫道：「以遁入過往的方式，找到了一個避難的港口。只要你不自羈絆，就可一任想像力馳騁於過往，咀嚼一些無關宏旨、微不足道的前塵往事。你會以懷舊的心情，把這些前塵往事一一加以美化，使其顯得遙不可及，也使你滿心渴望再度身臨其中。」
人們在過去的生活中，因為過得平常、平凡與平和，常常對身邊之人與事熟視無睹，任其流逝而不知。只有在人們經受大痛苦、大災難的過程中，或之後，
以往的那些經歷才會突然地分明起來，突然地具備了從前體會不到的重要性和意義。
它們是那樣的令人神往？那麼的使人刻骨鉻心？讓人陶醉？為什麼過去無甚意義的事物突然會顯露出特別的價值呢？
關鍵在於，人生中的意義與價值都是在比較中突顯出來的，當人們只處在一個平緩的人生階段時，所有的生活事件皆無法顯現好壞優劣是非美醜等意義與價值；而只有一個人的生活狀態突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無論是往好的方向發展還是往壞的方向發展，總之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時，過去生活的經歷便顯現出你身處其境時也體會不到的意蘊來。
這樣一種人生的實相，若我們善加利用，可以為我們的人生帶來很大的益處，猶如弗蘭克醫師在最令人無法忍受的時候，把思緒集中於想像過去的一人一事那樣。
當我們每個人皆不可避免地迎來死神時，我們過去所有的生活經歷都將迸發出前所未有的光芒，每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位相識或擦肩而過的人，更不用說那曾經給我們莫大幸福之人與事，都會帶來無盡的回味，使我們神往不已。因為，值此之時，我們將喪失一切，這個「喪失一切」也就使我們的人生中的「一切」都變得富有意義與價值起來。
由此觀之，我們每個活著的人，在自己的人生過程中，都要善於把握現在，
充分地發掘當下每件事每個人所具有的意義，讓自己的此在活得真實，過得充實，體會到幸福和快樂。
三、「死得有點意義」
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本質是，人是一種知道價值、瞭解價值的大小，並追求價值最大化的動物。
因為價值與意義賦予了人生活的動力、生存的目標。一個人只要有所希望，他的人生就會正常地延續；而當一個人完全沒有了人生的任何目的與追求，其生命無論存在與否，其生活可以說都已經停止了。
弗蘭克醫生在集中營裡的最後時光，身體已經被摧殘得十分衰弱，隨時都有可能倒下死去。而他工作的病室內，每天平均死亡六人之多。他之所以還堅持著活下來，主要是因為其尋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亦即活下去的價值──為了與那遠不可及的親人團聚；為了能盡己所能地幫助難友。
不僅如此，弗蘭克醫生還有一種更高的形而上的追求──人生的選擇與自由。在他看來，雖然在集中營裡的囚犯幾乎被剝奪了一切權利與自由，他們像一群馴服的綿羊任納粹分子宰割，即便如此，人仍舊有一種選擇的自由：「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獨立，即便是身心皆處於恐怖如斯的壓力之下，亦無不同。」
弗蘭克醫生回憶到，在全體俘虜都受到致命的飢餓摧殘時，仍然有一些人到各處去安慰別人，並且把自己僅餘的一片麵包讓給他人。雖然這樣的人非常的少，但卻足以說明：「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惟獨人性最後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剝奪。」
人在集中營這個人間地獄中生活，可以選擇當一個告密者，以換取一點少得可憐的食物；也可以當一個獻媚者，以提拔成一名獄頭，苟延殘喘地多活一段時間；但是，人們當然也能夠選擇做一個心地仁慈者，無私地幫助別人，因為有一種意義與價值的充實而堅強地活著。這就是所謂選擇自己生活的態度與方式的自由。
在弗蘭克先生看來，即便是在最為悲慘的境況裡，這仍然是人不可完全剝奪的自由。
俄國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在寒冷的西伯利亞集中營內關過很久。
他說：「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弗蘭克醫生認為那些在自己的生命受到極大威脅的時候，仍然能夠盡己所能地幫助他人的那些集中營內的夥伴們，「他們的痛苦和死亡，在在都證明了一個事實：人最後的內在自由，絕不可以失喪。
可以說，他們配得上他們所受的苦；他們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正是這種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滿意義且有其目的」。
人在世間要受到許多痛苦與災難，但是，當人們身處這些痛苦與災難之中仍然能夠自覺地選擇某種道德及利他的行為時，他便無形中把痛苦與災難轉換成了某種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與災難之中獲得了意義與價值；因其有意義與價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願望與追求；因其有了這樣的願望與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為艱難的處境下、在最最痛苦的狀態裡生存下去，從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嚴，顯示出熠熠光輝來。
弗蘭克醫生在納粹集中營中能夠活下來，也即得益於這一點。所以，他充滿感情地寫道：「一個人若能接受命運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並且肩負起自己的十字架，則即使處在最惡劣的環境中，照樣有充分的機會去加深他生命的意義，使生命保有堅忍、尊貴、無私的特質。
否則，在力圖自保的殘酷鬥爭中，他很可能因為忘卻自己的人性尊嚴，以致變得與禽獸無異。這機會，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棄，但他的取捨，卻能夠決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在生活中，人人都害怕陷入痛苦與災難之中，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必須明白：
一者，即便我們極力去避免，我們的一生中仍然不可能消除痛苦和災難的降臨；
二者，如果我們的生活中真的沒有了痛苦與災難，那麼，我們的一生裡也就不可能有幸福與快樂，因為兩者都是在比較中才得以顯現的。
既然如此，我們就要去勇敢地面對人生的痛苦和災難，而且在承受它們的過程中，善於將其轉化為一種正面的與積極的價值。
弗蘭克醫師告訴我們：「忙碌而積極的生活，其目的在於使人有機會瞭解創造性工作的價值；悠閒而退隱的生活，則使人有機會體驗美、藝術或大自然，並引為一種成就。
至於既乏創意又不悠閒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機會提升其人格情操，並在備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選擇其生活態度。集中營俘虜雖與悠閒的生活和創意的生活無緣，但人世間有意義的，並不只是創意和悠閒而已。如果人生真的有意義，痛苦自應有其意義。
痛苦正如命運和死亡一樣，是生命中無可抹煞的一部分。沒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無法完整。」
弗蘭克醫師引用了德國大哲學家尼采的一段話：「懂得為何而活的人，幾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
這就叫──參透「為何」，迎接「任何」，是弗蘭克醫生以其親歷為基礎送給世人的名言。任何人，無論在何種惡劣的處境裡，只要保持某種期待，有一個活下去的目的，那麼，他就可以忍受任何痛苦與災難。
反之，即使在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裡，人們若沒有生活的期待，也沒有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他們就不僅不能忍受痛苦與災難的煎熬，而且相當容易地走向自殺的不歸之路。
所以，弗蘭克醫師指出：「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從根本上改革我們對人生的態度。……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對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對我們有何指望。我們不該繼續追問生命有何意義，而該認清自己無時無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問。面對這個追問，我們不能以說話和沉思來答覆，而該以正確的行為來答覆。到頭來，我們終將發現生命的終極意義，就在於探索人生問題的正確答案，完成生命不斷安排給個人的使命。」
我們每個人從生下來那一刻起，便承擔起獨特生命賦予的使命。
弗蘭克醫生認為，這一使命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如果一個人陷入了像集中營這樣的人間地獄，痛苦與災難，以至死亡充斥在其周圍，那麼其惟一正確的人生態度便只能是把受苦當作他的使命：「他獨特而孤單的使命。他必須認清：即使身在痛苦中，他也是宇宙間孤單而獨特的一個人。沒有人能替他受苦或解除他的重荷。他惟一的機運在於他賴以承受痛苦的態度。」
這樣，人們就可以把痛苦看做是值得承擔的負荷，明白了痛苦之中也暗含著成就生命的機會，會勇敢地接受痛苦與災難，並在巨大的肉體痛苦中獲得精神的解脫，直至獲得某種靈魂的喜悅。
弗蘭克醫生指出，二十世紀的人的生活存在著一種普遍的現象，即：存在的空虛。因為人類要成為真正的「人」時，會經受雙重的失落：一是人類歷史之初，人就喪失掉了一些基本的動物性本能。這些本能在其他的動物行為中是保證其安全穩定的主要因素，而人自從喪失掉這些動物性本能之後，則必須面對一切，必須自作選擇。
「除此之外，人類在新近發展階段中，又經歷到另一種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為他行為支柱的傳統已迅速地削弱了。本能衝動不告訴他應該做什麼，傳統也不告訴他必須做什麼，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了。於是他愈來愈聽從別人要他去做什麼，於是他就愈來愈成為順從主義的犧牲者了」。
弗蘭克醫生的意思是，人從動物界走出來，雖然這的確是大自然的一次空前傑作，
但人要成其為人就只能放棄那些動物性的本能。這固然是福，可換個角度又何嘗不是禍呢？
因為從動物成為人，雖然獲得了高級的生活，擁有了文明與文化，社會也能夠以日新月異的速度發展，但是，人卻因為沒有了那些本能的衝動而不能自然、自發地做什麼，人變成了只能人為地做什麼：他們必須面對一切變化，作出許多的抉擇來安排自己做什麼。進入到現代社會，由於經濟的生產方式的發展使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那些曾經指導人們如何生活的傳統遭到了現代人普遍性的遺棄，所以，現代人該做什麼以及怎樣做，都成了難以抉擇的事情。
於是，現代人普遍陷入一種無可無不可的尷尬境地，痛切地感覺到人生意義與價值的缺失。
弗蘭克醫生曾經在維也納綜合醫院，對全院病人及護理人員做了一項全面的統計調查，結果發現百分之五十五的問卷者呈現或多或少的「存在的空虛感」。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人感到生命無意義。所以，現代人在生理上的疾病雖然已經得到空前未有的良好控制，但是，現代人又空前未有地患上了「意義空虛」的生存危機之病。
因此，我們每個活在世上的人，都應該從弗蘭克醫生在集中營內的經歷體認到生命的每時每刻、生活中的每一人每一物，以及人生裡的起伏跌蕩等，無不都意義盎然。因為，即便是痛苦、災難和死亡，弗蘭克醫師都成功地指出了其蘊含的意義與價值。認識到這一點，並貫之以人生的行為，現代人才可能不至於陷入「意義空虛」的生存危機中，也才能使我們的生活幸福，面對死亡亦能無所畏懼，從而才能提升存在的品質。
（資料來源：《書屋》二〇〇四年第六期（總第八十期）－存在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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