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福 粒米藏日月 · 持慧 毫芒有乾坤

【證嚴上人11月5日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開示】

「今年（2016年）我們慈濟是五十年，想到了五十年，就會不由自己地想起五十年前的（推動慈善）第一個月，也是那一念間，一念下了決定的心，就開啟了慈濟的道路。那個時候是『克難慈濟功德會』，顧名思義就知道是多麼困難，日日都是舉步維艱，要踏出去的路很困難。第一要取得人的相信，談何容易啊！」

克難起步發大願 忍辱負重慈悲行

11月5日在新啟用的新店靜思堂裡，證嚴上人為來自馬來西亞的三百九十二位參與海外培訓委員慈誠精神研習會學員授證，從而回溯起五十年前開始做慈善救濟時所遇到的困難，以及一路走來，如何以毅力及願力克服的心路歷程。

「因為我們自己都還在窮困中，而且還要做小工來生活，突然下決心說要做救濟。人不相信這是很自然的事，可是人一不相信，這聲音就會很多，我們要堪得起耳邊聽來的聲音，這要堪得起，要忍辱著，所以就開始了第一步。要布施就開始要忍辱，忍不下一個聲音就做不下去了，何況在什麼都沒有，還說要救濟別人，我們臺灣叫做『講話發大願』。」

上人憶及，當別人聽到這種「發大願」的話，有時候會回應出來很難聽的話；事實上這種難聽的話，在慈濟五十年來未曾中斷過，每年都會遇到不同情況難聽的話，但他仍是以感恩的心，堅定地走下去。

「我時時都以感恩心，感恩喔！就因為有聽到了難聽的話，才會很堅定道心，要做好自我警惕，要做得好；就是因為有聲音警惕，我才能做得好，才能步步為營，平平安安用愛鋪路走過五十年，回過頭來時時感恩啊！」

全球近半大愛潤 無求付出半世紀

上人感恩的是，這五十年來，即使遭受種種剌耳的語言，但更有一大群與他有緣的人，不顧事情有多麼艱鉅困難，仍然發心投入在他的身邊，跟隨在後面，或作為他的前導、旁邊的護持，讓他不感到懼怕。

「就這樣的，這一路一路地支持著我、陪伴著我一路走來，不知不覺五十年。五十年就是半世紀，一世紀是一百年，今年剛好是五十年，等於世紀的一半。更巧合的那就是全球一共是一百九十七個國家，慈濟剛好在這樣的國家中，（接近）半數國家慈濟人的足跡曾踏過，都是去愛灑、都是去付出，當這麼多的九十多個國家有災難、有苦難，慈濟人的足跡就是這樣踏過。為什麼能踏出這麼廣、這麼擴？就是因為人多，年年都有在成長的菩薩，這國際間有不斷的愛的灑播，新芽的萌芽出來，小樹成為大樹，所以人越來越多，要走的路會越來越，足跡越穩越普遍。」

時序又來到了年底的歲末祝福，每年這時候，上人都會行腳臺灣各地會所，參加歲末祝福場次。慈濟五十周年的歲末祝福的主標題是：「大愛之道廣披寰宇，長情之路古往今來」而在全球慈濟大家庭裡，上人感動於法親之間真正有如一家人般，即使互不認識，也能彼此互相照顧。

「這就是菩薩在天下，都是這種的長情大愛，法親的情是超越一切的友情，比朋友還朋友、比親戚還要親戚，真正的這種法親之情。所以慈濟大家庭在今年（2016年）是『大愛之道廣披寰宇，長情之路古往今來。』大家要記得，今年五十年，過去的慈濟這樣一路走來，是步步寸寸無不都是鋪著大愛，拉著長情，這樣走過來的路。五十年半個世界，五十年足跡踏過半個地球的國家的數字，真的是很感動。」

借米施糧青山鑒 白雲皎潔藍天映

2016年即將過去，展望2017年，上人為慈濟明年所下的標題為：「修福 粒米藏日月；持慧 毫芒有乾坤。」

「我們要修福，總是要記得『粒米』，一粒米中藏智慧，長長久久，我們從慈濟開始以來，第一個月開始，我們所發的是白米，因為窮人最最需要就是米飯吃……米在當初功德會是克難的，而且師父有一個堅定的志願，就是分分毫毫都不漏掉，這是分毫都要做救濟工作。」

1966年是「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成立的第一年，開始從事救濟發放的時候，上人和幾位常住眾的生活其實是十分艱辛的，往往自己都沒飯可吃，還要做各種手工來營生補貼家用，卻在這種情況下，仍堅持要推動慈善，在每月舉行法會的同時，定期發放大米給照顧戶，救濟他人。

「那個時候剛開始，來領米的人不多，來參加法會的人也很少，總是可以向著地藏菩薩廟（普明寺）借米借油，煮的是鹹粥，所以我們可以第一個月、第二個月，但三、四、五、六個月開始，人就慢慢地增加。因為救濟的人慢慢增加，付出的人也慢慢增加。所以有人假如來說：『師父，今天的米不夠，人增加了！』就說：『再多加一瓢水進去，多人就多一瓢水！』一直加到了這蓋子掀開，米少水多。」

當掀開蓋子時，這種水多米少的薄粥，清澈得竟然可以映照出藍天白雲和附近的山河大地。

「你要問我說，為什麼我們（慈濟）的工作服叫做『藍天白雲』？叫做『藍天白雲』就是那個時候我想到了，最常看到的就是藍天白雲，那在鍋蓋裡面掀起來的就是藍天白雲。連廚房都沒有，天蓋地載下的大鍋裡，影像出來的就是藍天白雲。還有，有山、有樹這都是我們開頭的時後，常常我都用『粒米藏日月』，從這樣開始。真的，米很珍貴，人多總是多加水，要得來的米糧很不簡單。」

點滴募愛未曾改 微末善意聚成塔

慈濟慈善的腳步從五十年前這分克難精神開始，「一粒米中藏日月，半升鍋裡煮山河。」粒米成籮、涓滴成河，才能一步步走到現在。

「到現在還是一樣，常住就是要承擔。這個點點滴滴收來的錢都是在救濟、救災、救苦、救難，我們的四大志業都是捐出的錢，一毫都沒有漏掉，這都是我們要記得的。這樣修福是從那樣地珍惜，點點滴滴的累積。常住是這樣地承擔，付出的錢是那樣地分毫沒有漏掉，累積起來，才有我們今天的四大志業。」

上人再舉當年籌設花蓮的慈濟醫院以及靜思堂的過程，也都是大眾用愛募集，一磚一瓦蓋出來的。

「要記得，修福總是粒米成蘿，在粒粒米中都是有歷史，都是藏著日月！我們不能浪費、這種的小點滴的浪費。」

福慧兩足尊，須要同時並進。除了「修福」，惜物、愛物之外，也必須要「持慧」，精進聞法，在小地方中用心，才能得見乾坤般的奧妙。

「法是很微妙，真理的法是無體、無形、無相，看不到、摸不著，總是要用心去體會，已經體會到了，你就可以發揮很大很大的功能，你的心腦思想就會轉，轉惡為善，轉掉錯誤的，向人間道理的路上走，這樣就對了！」

http://www.tzuchi.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9751%3A2016-11-06-06-18-55&catid=59%3Adaily-speech&Itemid=576&lang=zh

Bob Dylan的沉默是一种宣言

/ Adam Kirsch

1964年夏天，鲍勃·迪伦(Bob Dylan)推出了他的第四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里面有《宝贝儿，那不是我》(It Ain’t Me Babe)这首歌。“从我的窗边离开，是快是慢都由你，”歌曲开头唱道。“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宝贝儿。你需要的不是我。”

那年秋天，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发出了异曲同工的论调，解释了虽然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自己为什么不打算接受。他坚称，“作家”必须“拒绝让自己被塑造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大师，哪怕是在最光荣的情况之下”。迪伦是在对一个想象中的爱人说话，萨特面对的则是真实存在的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但他们传达的信息是相似的：如果你喜欢的是真实的我，就不要试图把我变成我所不是的样子。

我们不知道52年前的那个秋天，迪伦是否注意到了萨特的举动。但现在自己也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他似乎在追随萨特的脚步。实际上，迪伦比那位哲学家更进一步：他没有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压根不承认它的存在。他没有发表声明，甚至没有给瑞典学院回电话。鲍勃·迪伦官方网站上曾短暂出现过有关他获奖的信息，但接着就被删除了——是否是他的授意，没人知道。瑞典人习惯了获奖者表现出更大的感恩之情，现在似乎也失去了耐心：瑞典学院的一位成员称迪伦的行为“无礼且傲慢”。

这样的事态转变似乎饱含着因果报应的成分。自托妮·莫利森(Toni Morrison)1993年获得该奖项之后，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诺贝尔奖委员会好像一直就当美国文学不存在一样——现在轮到一位美国人当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存在了。将这一奖项授予迪伦，是对经常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所有美国优秀小说家和诗人的一种侮辱。其中传达的信息不言而喻：传统定义上的美国文学就是不够好。这种想法荒唐可笑，但却不妨碍瑞典人真的这么想：2008年，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霍勒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曾宣称，美国作家“并不真正参与大的文学对话”，他们被自己的“无知”给局限了。

不过，很难说迪伦是有意这样保持沉默，以维护美国文学的荣誉。（他毕竟接受了普利策因其“极富诗意的歌词创作”而授予他的奖项。）没人知道他的意图——鲍勃·迪伦总是很难解读，不管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名歌词作者，这是人们喜爱他的一个原因。但是，为了理解和称赞他的沉默，最好还是回到萨特，尤其是他的“虚假信念”（bad faith，指人类在社会压力下接受虚假价值观，放弃内心自由，做出虚伪的行为，中译或为“自欺”——译注）观念。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一书中解释道，“虚假信念”是本真的反面。之所以会存在虚假的信念，是因为人类无法像墨水池之为墨水池那样，单纯地成为自己。更确切地说，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必须“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样子”。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萨特举了一个咖啡馆侍者的例子。这名男侍者在做自己的每项工作时，都有点太到位、太热情，太过虚情假意。他是一个在扮演侍者这个角色的侍者。但这种“成为自己所不是的样子”的做法是对自由的放弃；它要求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客体、一种角色，用来给别人看。要想保持自由、保持“真诚信念”(good faith)，则需要一直做不受局限的、自由而变化多端的人，也就是我们真实的样子，哪怕这是一种令人焦虑的生活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曾被称为存在主义的东西，迪伦是它结出最大的硕果之一。像一个完全无人知晓的人、一块滚动的石头一样活着，就是秉持萨特所谓的真诚信念活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迪伦的生活给人的陌生感，可以被看作面对巨大的名声压力时不顾一切维持这种自由的努力。同样是在1964年，《纽约客》曾发表一篇迪伦的人物特写，其中引用他的话写道，他“不想再为人们写歌”，而是想“依照自己的内心创作”。

然而，成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意味着允许“人们”定义你是谁，意味着成为一个客体和公众人物，而非自由的个体。诺贝尔奖实际上是虚假信念的终极版本：一小群瑞典评论家冒充上帝的代言人，公众则假装诺贝尔奖得主是文学的化身。所有这些伪装都与真正的文学精神相悖，而真正的文学精神只存在于读者和作者之间个人层面的交汇当中。迪伦可能还是会接受这个奖项，但到目前为止，他拒绝接受瑞典学院的权威的行为堪称一种绝佳的示范，呈现了何为真正的艺术自由与哲学自由。

Adam Kirsch：诗人和评论家，最近著有《人与书籍：18本犹太文学经典》(The People and the Books: 18 Classics of Jewish Literature)
翻译：常青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1027/the-meaning-of-bob-dylans-silence/

陰謀與動機、後果與責任

 ■ 李怡

前日文章蒙黃毓民以「陰謀論也許誅心，後果論卻是實相！」作回應。承教了。

拙文沒有將陰謀論與動機論、後果論與責任論加以辨析，恕老人有思慮不周語焉不詳之處。謹以此文作補充。

德國政治學大師韋伯（Max Weber，1864-1920年）認為，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

的從政者，需要貫徹兩種倫理，一種是「意圖倫理」，一種是「責任倫理」。前者是指從政者需以他們內在的心志與外在的終極目標來決定自己的政治行為。這就是從政動機。因此從政者有動機不但不是壞事，而且是理所當然。倘若沒有內在心志和外在目標，一味隨着政治利益而左搖右擺，就是卑鄙政客。

但人類政治行為不能僅僅從善良意願、良好動機、偉大信念等等出發，更重要的是考慮自己的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一個政治人，需要熟慮自己的政治行為所產生的可以預見的後果，並對之負責。這就是韋伯提出的從政者的另一倫理，即「責任倫理」。

堅持意圖倫理的人，亦要考慮責任；強調責任倫理的人，也要有自己的意圖。只講意圖倫理，那就會只關心自己的動機是否純正，所做的事是否對得起良知，至於自己的行為是否能產生合乎理想的後果，或後果竟與意圖相反，往往就顧不到。要使意圖能夠逐步實現，就要貫徹責任倫理，即每一政治行為，必慮及它的現實後果，而不應只從自己的道德、理念等願望出發。從政者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所導致的每一個後果負責。韋伯認為，政治家的基本素質是：投身理想目標的熱情，即意圖倫理；責任感與冷靜的判斷力，即責任倫理。

我所講的陰謀論不是指從政的動機，從政者必須在政治行為中表達自己的從政心志和意圖，亦即動機，若政治人由選舉產生，從政意圖更是選民投票給他們的主要理由。陰謀論是不看他們表達出來的意圖，而是以脆弱的依據去推斷他們是人還是鬼，無根據地說誰誰誰收共產黨錢，是共產黨卧底，目的是分裂民主派等等。這種以陰謀推斷的誅心論，與韋伯所說從政者的意圖，完全是兩回事。

我所講的後果論，也不是認為從政者不須為自己政治行為而產生的後果負責。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但是貫徹「責任倫理」所必須，而且是基本的做人原則。但近年社會流播的後果論，不是指對行為負責，而是以現實政治的種種沉淪崩壞現象，慣性地找個人來怪罪，結論是「一日最衰你玩嘢」。正如民主派分裂本是理念分歧造成，但後果論就說某人收了共產黨錢搞分裂。這次將梁振英連任、踐踏三權分立，也全部入梁游二人之數。這是社會政治意識的墮落。

在釐清陰謀與動機、後果與責任的區別之後，我希望梁游能夠明白，他們得不到公眾支持，很大程度是在他們身上，看不到這兩種倫理：從未清晰表述他們的意圖，也從未勇於表示承擔自己政治行為的責任。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028/19814671

「天下一家」與無限流徙

：盧斯達

移民是香港人的「民族性」，中國人也如此。避秦，或者討生活。在沒有飛機的年代，坐船出海，東南亞於是滿佈了華人。到了近代，去歐洲、去美國、加拿大的「華人」也越來越多。舊金山叫舊金山，就是一個非常中國中心論的名字。雨傘佔領期間，一個黃皮膚黑眼睛的芝加哥人跟我講了一件事。這個人在芝城經營拉麵店，他告訴我，他們本來想舉辦若干活動，聲援香港人抗爭，希望有當地傳媒報道。但活動未開始，當地的「華人商會」就向他們施壓，最後活動沒有舉辦，一切如常。

我們也聽說，各大歐美城市的同鄉、親宗組織，全部都有中國官方協調。有事情的時候，例如雨傘革命時期、習主席來訪要人搖旗吶喊，他們就行動起來。最近，一些「英國華人」也突然關心起香港的時事，譴責「支那論」。所謂「外國華人」是怎樣的東西？這些人移民的時候，究竟帶著怎麼樣的心態去？

很多「華人」離開母國之後，似乎並無融入另一個國家，而是成為母國播張海外的勢力網絡的其中一點。而這種強烈的異心，在「海外華人」來說似乎不受良心責備，不是不忠於新的共同體，這種與故國的強烈聯繫，在他們心中更可能是天經地義。

中國人並不是服膺西發里亞條約式的主權國家體系，雖然大家已經進入廿一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號稱自己是一個共和國，但實際上統治者和人民，都是帝國式的臣與民。紅色貴族是一個隨時離岸走人的特殊群體，而千萬人民由於差異很大，在官方不參與的時候，並無恆久的可以稱之為國族情感的共同體感受。

長久以來，我們屬於家庭、鄉鎮、宗族、行業、省籍等的共同體。但帝國本身是天下，天下不是一個共同體。正由於現實所不可能，所以才會有「天下一家」的理想。理想，即是未能、不可能實現的東西。

缺乏「國族認同」仍然是華人共有的心理結構。因此，「華人」脫華到達彼邦，宣誓當食生菜，固然是希望活在人傑地靈的世界一流異鄉，但懷有異心，繼續做法律上的X國人，但文化上政治上仍然是中國人，十分普遍。「海外華人」也會有充滿距離的離岸愛國主義，因為距離，所以不用負責。他們的海外捐款，推翻了滿清帝國，推動無數革命，但中國帝國主義壓迫其他地方時，海外華人也是搖旗吶喊的幫兇。

我有親戚是多代的泰國華僑。所謂華「僑」，就是僑居他方。但這些東南亞國家，不像講究「文化多元」和保護弱勢的西方國家，而有恆常而殘酷的種族鬥爭、排華活動。他們在泰國，仍講究低調和融合。很多人都不講究自己的華人世系，索性不知道就更好，因為雙重身份，不是一個能令你活得更好的身份。至於在現代西方，「華人」享受的優容就比較多。他們不只可以保留雙重的效忠，也享受白人政治正確文化環境的保護，他們甚至可以在市政府升起五星紅旗，嘗試在大都會辦有關毛澤東的節慶。

之前馬嶽有份的調查報告《Migrants and Democratiz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Hong Kong》指，中國移民在香港需要四十年才能與主流群族的意識融合無間。我想事實上並不是人種問題、也不是出生地的問題、亦不是廣東話有沒有口音的問題，而是在政治意識上，他們與一般香港人存在距離。有人會在「住夠七年就不算新移民」的定義上玩文字遊戲，但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即使技術上不是新移民，這群外來者都傾向大中國、反共意識淡薄、對現況傾向滿意等等。

即使在外國，過了一代兩代，他們仍視自己為「華僑」，對彼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抱持某種忠誠，何況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區中國人，只有一條羅湖橋分隔，那種忠誠的純度可想而知。天朝上國的影子，在現代世界遭遇弔詭的變型；天下一家，其陰暗面是天下人無法建立單一的共同體。在中國本土的中國人，也只是在靜定的狀態中經歷精神的流亡，以及無家。

http://dadazim.com/journal/2016/10/the-world-of-hua/

污辱智慧

我们会不认同领袖的决定，这是正常的。但是当他们作出不当言论污辱我们的智慧，则又不同了。

举例，哈迪阿旺指他提呈的私人法案中提出的建议和伊斯兰刑法无关，只是纯粹寻求加强伊斯兰法庭的权力。

事实是这样吗？

然而，他和伊斯兰党不是一直声嘶力竭地寻求落实伊刑法吗？尽管他的建议不会令偷窃即断肢，婚外情即被丢石头致死的刑罚马上被执行，但是这会是迈向落实的第一步。毕竟这就是伊党所要的。

此外，总检察长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并没有剥夺元首颁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当然没有。紧急状态条文还在，只是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赋予首相权力将某些地区颁布为安全区，其实这种情况也是类似颁布紧急状态了。

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没有剥夺元首权力，但是给予首相与元首同等的权力。

然後，诺奥马说巫统与红衫军无关。唯在一张照片中，他不止穿上红衣出席红衫军活动，还绑一条红头巾，看起来就像走样的“蓝保”。

这些人竟然说得出这样的话，还期望人们相信，简直是污辱我们的智慧。

然而，问题就在於此。这些人的权力直接或间接源自於马来选票。我感到伤心的是，相当大部份的马来选民似乎非常着迷於他们的幼稚种族和宗教言论，被蒙敝了双眼，看不清事实。

：Azmi Sharom/马大法律系副教授

http://www.sinchew.com.my/node/1578477/%E9%98%BF%E5%85%B9%E7%B1%B3%E2%80%A7%E6%B1%A1%E8%BE%B1%E6%99%BA%E6%85%A7

人生交叉點

：李怡

在電視劇《瑯琊榜》中，每次皇帝對皇子的加封加賞，其實都含有對該皇子的警告：獲賞之後你要好自為之，要更忠心於父皇，更要夾着尾巴做人。若不明此意而自以為得寵，開始囂張弄權，那就是敗亡的開始。雖是電視假戲，實際上卻是中國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千古不易的潛規則。

我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當時我主編《七十年代》，在文革後期沒有緊跟中共的極左思潮，在毛去世、四人幫被捕後因報道和揭露四人幫的上台和下台，批判當時仍然流播的極左思潮，呼籲鄧小平復出，刊物反映了大陸幹部中潛在而不敢明言的反文革思想，受到中共逐漸重掌權力的領導層關注。大約1978年，中共在香港的高層負責人，表示邀我當政協委員。我以掌傳媒工作不方便為由委婉拒絕了。

1979年初，我去北京訪問並報道了當時火紅的民主牆。不久，魏京生被捕和審判，中共駐港高層提示我不要報道和評論此事，我沒有依從。接着，《七十年代》忽然被中共海關查禁。我在雜誌接連寫了三期社論表達對言論自由的堅持，明顯抗拒中共路線。隨後是過程艱困漫長、一言難盡的在財務與經營上的脫胎換骨，終於被中共明令杯葛封殺。對此，許家屯回憶錄也有談到。

1978年時香港政協的人數不多，對於中共來說，政協算是一種政治賞賜，我沒有接受這賞賜，是與中共關係疏離的分水嶺。倘若我接受了這賞賜，很可能就無法堅定走獨立輿論的道路，對魏京生和其他異見人士的聲援，對中共特權的揭露，甚而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七十年代》就不會是後來所呈現的面貌了。

後有熟悉內情者告知，以當時我在香港左派中的地位和聲望，尤其在左派陣營中扭轉左傾思潮的影響力，我拒絕這項政治賞賜是不可思議的事，對掌權者來說這是不識好歹。但實際上，我的思想認識的轉變在多年前已開始。

人生交叉點是1970年3月至6月，我寢食不安地日夜思想着自己從少年時形成的人生目的、理想追求，開始深切懷疑過去篤信的「真理」，儘管還沒有徹底覺悟到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謬誤，但對追隨共產黨卻有保留了。上述這段日子，是妻子在深圳被隔離審查的時日。捫心而言，我絕不是因為妻子遭到橫逆這個私怨而對中共反感的。但這個打擊卻是從感情到理智促我深刻反思的觸媒。

過去，妻子與我共同走那條追隨共產黨的道路。她父親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幹，她在大陸升讀大學曾經受到重點培養。大學畢業後被調到寶安教書，後與我結婚，雖多次在寒暑假回香港探親，她也從不肯留下，仍然要回大陸為祖國服務。1970年6月，她審查後被釋放，我回大陸與她相見恍如隔世。她第一句悄悄對我說的話是：如果再有機會回香港，我不會回來了。

我的人生新階段就由她的這句話開始。我們幾個月不見，卻有共同的反思，儘管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但共同的想法是：應該從依附權力的道路走開去了。

（生命回望之四）

小心輕放

：區家麟

近來身邊有不少「半百老翁」開始想像退休，每次我都記起一個「搖搖板與大象」的比喻，認真警告：小心，唔好死！

很多人都有類似經驗，工作繁重，累得快死，每天只睡幾小時，一樣龍馬精神、日理萬機；卻總在放下重擔，放假時才大病一場。退休是悠長假期，生命大轉變，更加高危。耳聞目睹，不少朋友人於退休短時間內健康急轉直下，退休好夢一場空。

研究焦慮的生物學家 Robert Salposky 以「搖搖板與大象」(Why don’t zebras get ulcers, p.14-15)，解釋這種現象。一個人工作壓力大，會出現焦慮，身體起變化，激素失調。但是人體懂自我調節，長期重壓下，會釋放另一些激素平衡。故此，長期精神緊張的人，身體看來無甚大礙，但其實有大量不正常劑量的激素，艱苦地平衡着。

情況就像遊樂場的搖搖板，一邊的激素增加，身體會增加另一種激素以調節，壓力長期累積，有如兩頭大象坐在搖搖板的兩邊，暫時可以平衡，但危機一路累積。

首先，大象的存在，消耗身體的寶貴資源，本來用作長期維修或生長之能量，浪費了去處理短期的焦慮危機。再者，大象之笨重，會搗毀遊樂場的小花，令搖搖板加快損耗。

大象體型，也令卸重困難，一旦忽然退休，精神緊張一夜間消除時，有如兩頭大象的其中一頭瞬間消失，激素一下子失衡，重重跌一跤，大病一場。

如此看來，徹徹底底的「祼辭」，生活節奏一下子變化太大，大象硬着陸，激素翻滾失衡。也有不少朋友，勞碌大半生，職場上奮進前行，卻苦無時間經營「副業」，培養興趣；退休後一下子太空閒，苦悶無聊無目標，不只是心的折磨，也有損身體健康。

身體裏的大象，要小心輕放；生命中的副業，也要一早經營；如此這般，生命有take2，玩足往後三十年，最少到2047。

http://aukalun.blogspot.my/2016/10/blog-post_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