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交叉點

：李怡

在電視劇《瑯琊榜》中，每次皇帝對皇子的加封加賞，其實都含有對該皇子的警告：獲賞之後你要好自為之，要更忠心於父皇，更要夾着尾巴做人。若不明此意而自以為得寵，開始囂張弄權，那就是敗亡的開始。雖是電視假戲，實際上卻是中國專制主義政治文化千古不易的潛規則。

我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當時我主編《七十年代》，在文革後期沒有緊跟中共的極左思潮，在毛去世、四人幫被捕後因報道和揭露四人幫的上台和下台，批判當時仍然流播的極左思潮，呼籲鄧小平復出，刊物反映了大陸幹部中潛在而不敢明言的反文革思想，受到中共逐漸重掌權力的領導層關注。大約1978年，中共在香港的高層負責人，表示邀我當政協委員。我以掌傳媒工作不方便為由委婉拒絕了。

1979年初，我去北京訪問並報道了當時火紅的民主牆。不久，魏京生被捕和審判，中共駐港高層提示我不要報道和評論此事，我沒有依從。接着，《七十年代》忽然被中共海關查禁。我在雜誌接連寫了三期社論表達對言論自由的堅持，明顯抗拒中共路線。隨後是過程艱困漫長、一言難盡的在財務與經營上的脫胎換骨，終於被中共明令杯葛封殺。對此，許家屯回憶錄也有談到。

1978年時香港政協的人數不多，對於中共來說，政協算是一種政治賞賜，我沒有接受這賞賜，是與中共關係疏離的分水嶺。倘若我接受了這賞賜，很可能就無法堅定走獨立輿論的道路，對魏京生和其他異見人士的聲援，對中共特權的揭露，甚而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七十年代》就不會是後來所呈現的面貌了。

後有熟悉內情者告知，以當時我在香港左派中的地位和聲望，尤其在左派陣營中扭轉左傾思潮的影響力，我拒絕這項政治賞賜是不可思議的事，對掌權者來說這是不識好歹。但實際上，我的思想認識的轉變在多年前已開始。

人生交叉點是1970年3月至6月，我寢食不安地日夜思想着自己從少年時形成的人生目的、理想追求，開始深切懷疑過去篤信的「真理」，儘管還沒有徹底覺悟到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謬誤，但對追隨共產黨卻有保留了。上述這段日子，是妻子在深圳被隔離審查的時日。捫心而言，我絕不是因為妻子遭到橫逆這個私怨而對中共反感的。但這個打擊卻是從感情到理智促我深刻反思的觸媒。

過去，妻子與我共同走那條追隨共產黨的道路。她父親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幹，她在大陸升讀大學曾經受到重點培養。大學畢業後被調到寶安教書，後與我結婚，雖多次在寒暑假回香港探親，她也從不肯留下，仍然要回大陸為祖國服務。1970年6月，她審查後被釋放，我回大陸與她相見恍如隔世。她第一句悄悄對我說的話是：如果再有機會回香港，我不會回來了。

我的人生新階段就由她的這句話開始。我們幾個月不見，卻有共同的反思，儘管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但共同的想法是：應該從依附權力的道路走開去了。

（生命回望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