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6 January 2021

墨悲丝染

/ 曾昭智


已故著名文学书法前辈于右任,在形容名书画家黄居正先生时,用了十个经典的文字:澄潭一轮月,老鹤万里心。他借此赞扬比其年轻的黄先生心如潭中明月一般澄澈,未来虽然年纪老了也依然壮心不已。一个人,明心见性不忘初衷最为难得。《千字文》里头也有一句话:墨悲丝染,诗赞羔羊。说的是墨子看到纯洁的丝绸被染了色不褪,为此而悲泣。诗经里,咏赞具羔羊般纯洁品德之人,是令人敬佩的。

儒家主张人性本善,三字经的一开头“人之初,性本善”就已清楚说明。我们常说的“天良”,此善良本性乃与生俱来,人们当好好珍惜。人一出世,就像一匹纯洁的雪白丝绸,其性本善良且单纯。但经过多年生活历练,渐渐因为面对环境挑战与威胁,人之个性慢慢变得复杂,失去其原有的单纯特色。白丝开始不再纯洁,掺杂了不同的色彩,无论如何洗涤,再也还原不了其羔羊毛皮般的质朴洁白,墨子因而悲其丝染而叹。

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论语》中的“性相近,习相远”,阐述了人性会随个人习性而改变,此话用于政坛、职场人士最是贴切了。墨子例举: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 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我们常说: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这句话除了耳熟能详之外,现实生活中也确实目睹不少这类案例。

许多人一旦登上枝头变凤凰后,就再也不是原来友善和蔼的喜鹊了。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本就是一个大染缸,这话却也不假。我们也常形容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久了,人就常常变得“老油条”或变得“滑头”,再也回不到当初的无邪本质。所以墨家学说认为,一张雪白丝绸,一旦掉入大染缸换了颜色,不能还原回到原来的雪白色泽,是可悲的。换了位置,换了脑袋之后,再也不是原来单纯的自我了。

后来另一位著名儒家学者荀子,提出相反的“人性本恶”的理念,把生物之欲求视为人之本性,常为生存资源而争夺,各类邪恶之事因此衍生。故荀子强调礼义,凡人须遵守法律,将贪戾之人本性化解及管束,这理论称之“法家性恶论”。我们又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讲人本性就坏,再怎样改变也改不了其“狗吃屎”的恶习,这又是另一极端的说法了。

不论儒家或法家,都认同人若改变了,是极难还原做回当初的自己的。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longmen/2021/01/04/384502

Monday, 4 January 2021

東柏林‧西柏林

/ 區家麟


2019年,香港被一些外媒稱為冷戰時期的「西柏林」;早陣子,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稱香港為「東柏林」

一年之間,由「西柏林」變「東柏林」,意義差天共地。

往日遊學到柏林、訪圍牆,發現很多人不明白這段歷史,不理解柏林地理位置,如何用一道圍牆把整個城市圍起來?

二戰末盟軍反攻,光復德國滅納粹,英美法軍與蘇聯軍隊在柏林相見,把德國瓜分成四個佔領區,英美法的管理區後來合併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行資本主義,擁抱自由民主;蘇聯佔領區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行社會主義,豎馬列銅像。盟軍同樣瓜分首都柏林,西柏林屬西德,東柏林屬東德。

問題來了,柏林位於東德境內,即是說,西柏林是「飛地」,有如一個「孤島」,任何外國人進出西柏林,一是坐飛機,否則就要經陸路穿越東德,才能跨境到西德。資本主義真邪惡,西柏林物質豐富,有牛仔褲有巧克力;文化生活多姿采,有樂與怒音樂有色情電影,求職擇業自由、思想言論開放,吸引東德人遷居,一去不返。面對嚴重人才流失,加上面子很難看,東德1961年把心一橫,在西柏林周邊建高牆,阻止人民用腳投票,圍牆成為東西方冷戰標記。柏林圍牆長百多公里,把整個西柏林團團圍住,東西柏林本來是一個城市,地鐵道路相通,為了阻隔來往,制止人民出逃,東德政府連地鐵站的地下通道都要用磚頭封死。

西柏林,代表一個被專制重重圍堵的自由之城,圍困之中堅持自己的生活;東柏林,根本就是專制的一部分,權貴掌控一切,渴望忠誠,老羞成怒時,會築圍牆,架起步槍,槍口對準不忠的人民。

西柏林、東柏林,哪個比喻較合適,請自己參詳。

https://aukalun.blogspot.com/2021/01/blog-post_4.html

Wednesday, 30 December 2020

讀傅雷,見傅聰

/ 舒非


說起來竟是20多年前的事了。1980年初我進香港三聯做「助編」,跟隨盛美娣大姐和梅子先生編書。後來「滿師」,自己負責。我記得最先任「責編」的書之中,有一本是傅雷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

這本書給我的影響,可以說是終生的。那真是一本叫我愛不釋手的書。在這之前,我沒怎麼看過這類書,對西方的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都很陌生。這本書為我打開了一扇從未打開過的窗子,使我看到一片從未見過的美妙天空,也教我第一次嚐到親手編輯出版一本好書的莫大樂趣──從此獃在出版行業20多年。當年看傅雷手稿,他用的是毛筆,寫的是行書,字體之俊逸瀟灑,令人神往。10多萬字啊,每一筆每一劃都一絲不苟。

拿到簇新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興奮激動,樂不可支,我忍不住對當時的老總蕭滋說:「感覺就像生了個孩子!」

不久之後的一天,父親到三聯辦公室來「探班」。老闆客氣,請了在隔壁的紅寶石餐廳午膳。我記得老蕭突然開玩笑問:「你生了幾個孩子了?」父親愕然,他女兒還未結婚啊!

後來就見到傅聰了。

今天回想,的確是一次難得的聚會──當時還是《新晚報》老總的羅孚宴請傅聰和丁玲。傅聰是來香港開演奏會,丁玲和陳明接受三聯邀請首次訪港。晚宴的客人除了我之外都是名人:劉以鬯、小思、舒巷城、葉維廉、黃繼持、施叔青、黃俊東、潘耀明和馮偉才。我叨陪末座還不夠資格呢!我接送丁玲,主人就留我吃飯了。那是1982或1983年的事吧,我第一次見羅老總,之後再見到他,已經經過十載風霜,人事皆非了。

整個晚宴最惹人注目的,我想是傅聰。當年的傅聰,大概40多吧,穿黑色西裝,裏面是黑色高領套頭毛衣。臉很白,臉盤很大,讓人想到「面如朗月」的形容,兩道濃眉,一臉微笑。當時年紀輕,只知好看,不懂形容。現在想來,真是英姿勃發,風度翩翩。第一流的氣質加滿懷的自信,流露不凡的魅力。

我留意鋼琴家的一雙手,手跟臉一樣雪白,白得很顯眼,手指修長。20多年後,我送了還是我做責編的《走出〈傅雷家書〉──傅聰訪談錄》給顏純鉤先生,他認為用「傅聰在倫敦」的照片做封面效果會更好,「那雙手有一種無可奈何的表情。」照片是1962年的傅聰,去國8年,家國的恩情,藝術的前程,多少矛盾和徬徨都寫在臉上,真是「一臉憂傷,無盡心事」。

到了我見到傅聰,時間又飛轉20個年頭,他已經沒那麼憂傷了,至少表面如此。在那個觥籌交錯的夜晚,傅聰健談而幽默,是談笑風生的中心。但整個晚宴最精彩的,我想是傅聰和丁玲的對話。

可惜沒記日記,具體的語言已不復記得,只是很明顯的察覺到,這兩位當晚最重要的人物,一整晚話不投機,言語間還有一點火藥味。

1904年出生的丁玲,首次來港應該是78高齡了。寫過《莎菲女士日記》的女作家,本是浪漫甚至有點頹廢的湖南女子,我想像年輕時的丁玲是漂亮而潑辣的,臉圓圓的,眼睛大大的,很有神采(傳言延安時期的毛澤東愛上她,贈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的詩句。但是丁玲偏偏不愛毛,卻愛彭德懷),一生充滿傳奇又歷盡坎坷。到了我有緣見她之時(晚餐之後我扶她上天橋,忘了是劉以鬯還是施叔青開玩笑說:「舒非,你應該寫首詩,就叫〈扶丁玲過天橋〉。」),她已歷經丈夫胡也頻被殺、坐完國民黨的牢又坐共產黨的牢、1949年之後受重用當大官、1951年獲斯大林文學獎、被打成「反黨集團」首犯、下放勞改長達20年、又復出掌權、和至交沈從文鬧翻等等。

我至今想不明白丁玲是有意在眾人面前表現她的「黨性」立場,與「叛國」的傅聰劃清界限(當年內地文壇還很左,遠沒有今天開放,而我的確也察覺到公眾場合中跟私底下的丁玲有很大的不同),還是真的認為西方音樂沒什麼了不起;或者在北大荒生活了那麼長時間的她,再也看不慣傅聰的洋派作風?總之,我感覺到丁玲言語間的不屑。當然,住慣倫敦的傅聰是不會有激烈反應的,對丁玲的冷嘲熱諷也只是一笑置之。

傅聰深受傅雷的待人處事之道


再一次見到傅聰,是1991年的夏天。

那個夜晚,我去看香港話劇團演的《傅雷與傅聰》。這是個悲劇,寫的是文革期間傅雷、朱梅馥夫婦如何被逼害至死。時空交錯,觀眾看到父子、母子在自盡前的悲情對話,也寫到父母雙亡之後,亡魂到歐洲去找魂牽夢縈的兒子。未看戲之前,我讀了沈鑒治《倫敦行》的文章。原來沈太太袁經楣是傅聰太太卓一龍的同學,兩家人素有往來。在傅聰家裏做客的沈鑒治問傅聰,回不回香港看《傅雷與傅聰》?傅聰長嘆一口氣,說:「我和爸爸都不懂粵語啊,怎麼看粵語話劇?」

沒有想到在大會堂的劇院裏我還是見到了傅聰,而且很巧,他就坐在我的前面,中間隔一道走廊──他是開幕的前一分鐘才進場的,但我一眼就認出來了。

那個戲有11場,足足兩個半小時,我看到傅聰一整晚只有一個姿勢,就是側着身體用手托着沉重的腦袋,好像一座雕像。一身黑衣,襯得手指分外雪白修長。而那張「朗月」般的臉,被一綹耷下來的頭髮遮住了……

重讀《傅雷家書》(加了八萬多字的全新增訂本),有一部份文字讀來令人特別心酸。那是做母親的不止一次寫信給兒子,說父親身體一天比一天差,家裏經濟不好,想買些營養品,又怕加重兒子的負擔。

讀過《傅雷家書》的人都知道傅雷是那種鐵骨錚錚的人,如果不是如此狷介孤傲、不肯妥協的性格,他們夫婦不會不堪屈辱而雙雙自盡。在我心目中,朱梅馥是賢妻良母的典範,那種美麗溫厚善良賢淑,時時處處以丈夫、兒子為重為先的作風,可以說是達到了中國傳統婦女品格的最高境界。難得的是她在精神上又如此熱切追隨丈夫和兒子,在文學和藝術的道路上努力以赴。

這樣一位媽媽,要寫信向千里之外的兒子訴苦伸手,你說有多麼的艱難。

手頭有一本傅雷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1957年初版,沒寫印數,到1980年第一次重印已經是35萬冊。所有在內地生活過的人都知道,《約翰‧克里斯朵夫》是一部影響內地幾代知識份子的書,總印數應該上百萬吧?只要一本書分版稅一塊錢就很可觀了,還有其他幾十部羅曼‧羅蘭和巴爾扎克,都是當時內地青年追讀的暢銷小說,怎麼譯者傅雷會鬧窮呢?

上個世紀的90年代末,我還見過傅聰一次。那是因《傅雷家書》的版權事情,和一位同事到半島酒店去找他,而他也像當年一樣,來香港開演奏會。

我見到的傅聰明顯的老了,臉龐不再像「朗月」,有了很多黑斑。最令我吃驚的是一雙手用紗布重重包纏,傅聰說那是中藥治療。他領我看一個臉盆,裏面是褐色的中藥湯,說每天要浸泡好幾個鐘頭。原來傅聰的十指嚴重勞損,是長年刻苦練琴所致,疼痛入心。他說西醫建議他做手術,但是有風險,風險是可能敏感度差,彈不好琴。他不願承擔這個風險,只好求助中醫。

我們談得很好。門鈴響了,進門的是傅聰的太太卓一龍。之前我已經知道卓一龍是鼓浪嶼人,份屬同鄉,更感親切。但看來卓一龍是個嫻靜不愛說話的鋼琴家,她說自己不大能說閩南話了。

在半島酒店的套房內,我看到的傅聰對太太噓寒問暖,無微不至,是位細心體貼的好丈夫。

中國已經很難找到像傅雷這樣嚴謹的翻譯家了,他的譯筆難以超越。在《家書》裏我們看到,他每翻一部作品,都要找遍跟原作者有關的資料或評論來細讀。一年只翻十多二十萬字,精雕細琢。有人找他譯別的作品,他說自己文字和氣質都不近,那個作品楊絳楊必姊妹來翻更為合適。

中國也很難找到像傅雷這樣的父親了,為教導孩子長篇累牘的寫家書,最長一封竟逾8000字,還是蠅頭小楷。當然現在的孩子也不可能像傅聰,受得了父親的語重心長喋喋不休。

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份執着和精神。「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藝術家,再其次才是做音樂家。我說的『做人』是廣義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內」,「或許這個原則對旁的學科的青年也能適用」。

負責、認真、專注、堅持,「心靈的境界」,「高尚的品格」,正因為這些可貴的「傅雷精神」,《傅雷家書》才能贏得那麼多的讀者!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讀傅雷,見傅聰/

Friday, 25 December 2020

這個聖誕快樂不快樂

/ 啊樂

年初之時,我寫道:「口罩般的普通用品,頓時身價被抬高,竟成為「財富」高低的新指標,這種光怪陸離的社會氛圍,也見證身處在這個城市的可卑。」,想不到,距離撰寫此段文字十個月之後,城市依然被疫情所困擾,雖然口罩並不再矜貴,但從當時第一個確診的數字,一路走來的個案都以為是結局,結果至今依然未見終止之勢。情況蔓延至今,令今年冬天成為最失色的聖誕,或許已成事實,接下來是我們思考如何用自己方法,可以彌補失落之感,減少因為疫症而帶來節日的失真。

手寫聖誕卡,可能只屬於小學生的玩意。還記得,當年我還唸小學,每逢十二月,班主任會派一張聖誕卡,要我們在卡背寫上心意,然後送給一位任教的老師。那時還小,不懂得當時學校想營造師生和諧的氣氛,便隨意寫了幾句新年祝賀的說話,交回班主任,目的只為不想增添當天的功課量,便草草了事。但現在回想起,似乎謝師活動老早已騎劫了聖誕節? 日月如梭,轉眼間那年的小學生也快將三十歲, 電腦打字可能比手寫的文字,落筆更快,更利落,但卻欠點感情,無疑今天書寫比鍵盤打字更要思考,因為寫錯字要尋回失蹤多時的塗改液,已是難事,再者不是輸入速成的字母,文字的筆劃和筆順,也頓時成為最棘手的難題。所以,今年我把這種形式的心意限量起來,一種重質不重量之傳達,畢竟用手壓過的文字,才最有溫度,而且勾勒的痕跡也是歷久不衰。

無疑,資訊的發達,令到人與人之間距離拉近,亦不用等待6G面世也可以做到的。我望著熒幕上的電話簿,不斷挑選一些值得聯絡,或是願意和我聯絡的人。縱使他們都在我成長路上,曾經出現一段較長,或者只是短暫的時間,就似沿路的樹木,有些高大長年常綠,有些則較矮呈點點黃,但都是一幀風景,一起結構成我的人生地圖。可能在資訊科技發展下,雙向的對話漸見不受重視,單向的錄音,和符號恐怕已經成為主流。所以,我選擇了即時通話,但請珍惜致電給你的我,因為除了要是不害怕接受你任何狀態的回應,還有這是一次願意向你發出鞏固友誼的邀請。

以前總覺得聖誕節,是最好的借口在年終前聚頭的好時機,是一種年度的回顧,為來年準備增添色彩。然而,這年的人和事已經把整個社會的人民壓迫得很,但我不會說今年過得不好,因為人始終都會快樂過擔心過失望過,當日子過去,也不過是冰山一角的小事,依然有不少同行者並肩。有時懂得轉換角度的想法,接受轉變慶祝聖誕的形式,可能會是今年最大的得著。

祝2020年的你,在這個聖誕依然會快樂!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79781

Wednesday, 23 December 2020

數典忘祖

/ 李怡


冬至,是華人「冬大過年」的家人團聚日子,明天的平安夜是西方人的家人團聚日子。從古到今,東方西方,都重視家庭,儘管破碎家庭、不幸家庭常令人嘆息,但嘆息中正含有對家庭價值的珍視。家庭是社會的組成單位。

家,不是房屋,而是父母子女所形成的聯結。抗戰後期我從淪陷區逃難到後方,難民群儘管都流離「失所」,但家人還扶老攜幼、拖家帶小地維繫在一起。那時候沿途有住家願意收留難民暫住。有一副對聯:「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國是破了,但家仍然在,而且處處有家。

《孟子.離婁》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民為本、家為本,有家才有國。當然,有「身」才有家,因此《大學》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成長順序與邏輯。

中國專制主義長達二千多年。專制帝王雖然世襲和享有絕對權力,但有兩樣傳統一直維持着對帝王的制約,一是敬天,一是敬祖。

從公元前1100多年的周朝以來,就有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儀式。秦建立專制王朝的壽命很短,秦以後的西漢,由董仲舒提出「尊君」以鞏固王朝統治,他雖主張「抑民而尊君」,卻也提出「抑君而尊天」,也就是說,在君主的絕對權力之上,還有「天」在監察着「君」。所以皇帝稱「天子」,要定期祭天,若遇天災要視為「天譴」,皇帝往往要下「罪己詔」以改善施政。

帝王時代的尊天,一直延續到清末,北京仍然保有祭天的天壇舊址。

尊天,實際上也是基於要善待人民。唐代醫神孫思邈說:「善言天者,必驗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意思是:善於講天道的,必須應驗於人,善於講人的,必須本着天道。

中國的另一傳統是敬祖。祭天是帝王的事,但祭祖就是平常百姓的事。自周朝宗法制以來,「孝」就是宗法制的重要部份,「以孝治天下」是古代帝王治國的基本思想。

在忠孝難兩全的情況下,是孝大於忠。戰國郭店楚墓的竹簡《六德》上說:「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為了父親,可以拒絕君主,但是不能夠為了君主去拒絕父親。孔子認為父親兒子觸犯國法 ,必須子為父隱,父為子隱。不能舉報。

楚國的伍子胥因父親和兄長遭讒害,被楚平王所殺,他逃往吳國,被重用,其後率吳國軍隊攻入楚國都城,為報父兄之仇,他掘開楚平王的墳墓,鞭屍三百。這樁復仇故事,先秦史籍如《左傳》、《國語》等都加以讚美,《史記》的司馬遷稱他做「烈丈夫」。 有這種孝大於忠的民眾精神氣質,在司法不公的社會,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惡政。

在無神論的專權政治橫掃中華大地後,敬天、敬祖的傳統已不復存在。在人定勝天和國家主義的思想治下,中國不斷戰天鬥地,為實現「高峽出平湖」而破壞水土,包括建三峽工程。近十多年不斷出現地震,不知是否與改變地貌的「與天鬥」有關。

由家庭觀念而延伸的敬親敬祖傳統,也被「沒有國,哪有家」,和「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國家」的統治思想消滅了。只要看每年春運的人次有十幾二十億,就知道「有了國,沒有家」已經是普遍現象。

敬天、敬祖這兩個傳統的消失意味着甚麼?意味着絕對權力沒有了最起碼的制衡。沒有對天的畏懼就無法無天;沒有對父母對祖先的敬重,社會就只有赤裸裸的權力崇拜,即使父母過去被鬥死,即使為了權力要舉報父母,在黨大於國、國大於家的觀念指導下,就甚麼都做得出來。敬天、敬祖是中國的典與祖,拋棄了就是數典忘祖。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1223/B75TZFULDRDHJHXDWQKE3E6BQE/?fbclid=IwAR2lBKrRDVADacTB_RYX7kW0k4oQOsdU7QDCNhKNZGlsvClyaTLW9pUXpm0

Monday, 21 December 2020

自我的消融

/ 聖嚴法師

自我的消融,是要從自我肯定及自我成長的過程中逐漸完成的。如果連自我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人,同他談自我消融是毫無價值的。譬如對一個不知道錢為何物的人,說不要錢,便等於廢話。諸位不要因為聽到說佛教講「無我」,就等於否定了自我的價值。所以一定先要有我,然後才能無我。

我是什麼?是生命加身體。可以用一個「十」字來標示,豎的一條線代表時間,橫的一條線代表空間。在時間這條線的座標上不斷地移動的是生命,昨天在,今天在,明天還在,表示我還活著,這是生命的存在;在空間這條線的座標上,我的身體要佔據一個位置,或是在這裡,或是在那裡,不停地移動,表示我有一個活著的身體,在兩條線的交叉處「+」,便是活動於時間和空間中的自我價值的存在。

自我的價值,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正面的價值是獲得的成就,負面的價值是遇到的挫折,成就和挫折使人產生了愛和憎,因此愛和憎相加,也等於自我。愛什麼?首先是愛自己的身體所擁有的生命,有了命,另外想愛的東西就多了,財、色、名、位、權、勢等,恨不得整個世界都屬於我的。可惜的是,世事無常,包括老命在內,一切的東西,都不能保有多久。因此,身體加生命,所構成的自我,是那般的脆弱與無奈。因此,自我的另一個代名詞就是「無常」。從觀念上說,這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故也人人可把自我消融。自我消融就等於佛說的無我。

但諸位不要害怕,一聽到無常、無我的道理之後,回家去就會連先生、太太、孩子都不要了。因為一切都是無常嘛!因為自我消融,並不等於不負責任。何況無常無我,也不就是什麼也沒有,尚須有慈悲的責任及智慧的功能。

無常並非不好,如果當你正處在接受厄運折磨的情況下,因為厄運也無常,你就不會絕望,往往厄運過後否極泰來;因緣的轉變,壞事可成善果,這種因緣就是自己的努力,加上時勢環境等的配合。菩薩就是按照因緣果的法則,從凡夫轉化為聖人,從菩薩完成佛果。成長到佛的層次,就是從自我的成長中,逐步完成了自我消融的境界。(摘錄自《聖嚴法師教禪坐》)

文/聖嚴法師‧圖/釋常濟

Friday, 18 December 2020

大學之道

/ 林沛理

天才不羈,難怪講求服從、井井有條的正規教育(institutional education)常常成為他們嘲諷的對象。馬克.吐溫說:「我從未讓上課妨礙我從其他途徑獲取知識」(I've never let schooling interfere with my education.)。詩人拉金(Philip Larkin)說,只有上過大學,才會發現大學教育不值一哂(Going to the university is the only way of finding out it's not worth it)。

這是小看了大學教育。大學除了有它的功能性之外,還應有其更高的目標。這個更高的目標,就是做社會的「逆我」(critical self):本著良心,基於公義,運用紮根於事實與邏輯、知識與理性的方法去挑戰權力、月旦政事、評論社會和介入公共議題。換句話說,大學要維護和彰顯理性批判與深思熟慮之後提出異議(intellectual dissent and reasoned contention)的學術傳統。它不應只是一個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更是一個用學問來「為無權無勢者出力,為無聲無息者發聲」(give power to the powerless, 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的地方。無怪乎所有偉大的大學,從哈佛到芝加哥大學,從牛津到上世紀的北京大學,都是公共知識分子和批判型思想家的溫床。你甚至可以說,所謂最佳學府,就是可以讓最優秀的學者理直氣壯而又無後顧之憂地批評政府和大企業的地方。大學要做社會的「逆我」,便必須與建制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並培養一種自我反省的能力;而自省的能力,恰恰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本地大學最缺乏的。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思維及其他專欄/2020-51/1608175972783/大學之道/專題/薄評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