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30 December 2020

讀傅雷,見傅聰

/ 舒非


說起來竟是20多年前的事了。1980年初我進香港三聯做「助編」,跟隨盛美娣大姐和梅子先生編書。後來「滿師」,自己負責。我記得最先任「責編」的書之中,有一本是傅雷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

這本書給我的影響,可以說是終生的。那真是一本叫我愛不釋手的書。在這之前,我沒怎麼看過這類書,對西方的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都很陌生。這本書為我打開了一扇從未打開過的窗子,使我看到一片從未見過的美妙天空,也教我第一次嚐到親手編輯出版一本好書的莫大樂趣──從此獃在出版行業20多年。當年看傅雷手稿,他用的是毛筆,寫的是行書,字體之俊逸瀟灑,令人神往。10多萬字啊,每一筆每一劃都一絲不苟。

拿到簇新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興奮激動,樂不可支,我忍不住對當時的老總蕭滋說:「感覺就像生了個孩子!」

不久之後的一天,父親到三聯辦公室來「探班」。老闆客氣,請了在隔壁的紅寶石餐廳午膳。我記得老蕭突然開玩笑問:「你生了幾個孩子了?」父親愕然,他女兒還未結婚啊!

後來就見到傅聰了。

今天回想,的確是一次難得的聚會──當時還是《新晚報》老總的羅孚宴請傅聰和丁玲。傅聰是來香港開演奏會,丁玲和陳明接受三聯邀請首次訪港。晚宴的客人除了我之外都是名人:劉以鬯、小思、舒巷城、葉維廉、黃繼持、施叔青、黃俊東、潘耀明和馮偉才。我叨陪末座還不夠資格呢!我接送丁玲,主人就留我吃飯了。那是1982或1983年的事吧,我第一次見羅老總,之後再見到他,已經經過十載風霜,人事皆非了。

整個晚宴最惹人注目的,我想是傅聰。當年的傅聰,大概40多吧,穿黑色西裝,裏面是黑色高領套頭毛衣。臉很白,臉盤很大,讓人想到「面如朗月」的形容,兩道濃眉,一臉微笑。當時年紀輕,只知好看,不懂形容。現在想來,真是英姿勃發,風度翩翩。第一流的氣質加滿懷的自信,流露不凡的魅力。

我留意鋼琴家的一雙手,手跟臉一樣雪白,白得很顯眼,手指修長。20多年後,我送了還是我做責編的《走出〈傅雷家書〉──傅聰訪談錄》給顏純鉤先生,他認為用「傅聰在倫敦」的照片做封面效果會更好,「那雙手有一種無可奈何的表情。」照片是1962年的傅聰,去國8年,家國的恩情,藝術的前程,多少矛盾和徬徨都寫在臉上,真是「一臉憂傷,無盡心事」。

到了我見到傅聰,時間又飛轉20個年頭,他已經沒那麼憂傷了,至少表面如此。在那個觥籌交錯的夜晚,傅聰健談而幽默,是談笑風生的中心。但整個晚宴最精彩的,我想是傅聰和丁玲的對話。

可惜沒記日記,具體的語言已不復記得,只是很明顯的察覺到,這兩位當晚最重要的人物,一整晚話不投機,言語間還有一點火藥味。

1904年出生的丁玲,首次來港應該是78高齡了。寫過《莎菲女士日記》的女作家,本是浪漫甚至有點頹廢的湖南女子,我想像年輕時的丁玲是漂亮而潑辣的,臉圓圓的,眼睛大大的,很有神采(傳言延安時期的毛澤東愛上她,贈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的詩句。但是丁玲偏偏不愛毛,卻愛彭德懷),一生充滿傳奇又歷盡坎坷。到了我有緣見她之時(晚餐之後我扶她上天橋,忘了是劉以鬯還是施叔青開玩笑說:「舒非,你應該寫首詩,就叫〈扶丁玲過天橋〉。」),她已歷經丈夫胡也頻被殺、坐完國民黨的牢又坐共產黨的牢、1949年之後受重用當大官、1951年獲斯大林文學獎、被打成「反黨集團」首犯、下放勞改長達20年、又復出掌權、和至交沈從文鬧翻等等。

我至今想不明白丁玲是有意在眾人面前表現她的「黨性」立場,與「叛國」的傅聰劃清界限(當年內地文壇還很左,遠沒有今天開放,而我的確也察覺到公眾場合中跟私底下的丁玲有很大的不同),還是真的認為西方音樂沒什麼了不起;或者在北大荒生活了那麼長時間的她,再也看不慣傅聰的洋派作風?總之,我感覺到丁玲言語間的不屑。當然,住慣倫敦的傅聰是不會有激烈反應的,對丁玲的冷嘲熱諷也只是一笑置之。

傅聰深受傅雷的待人處事之道


再一次見到傅聰,是1991年的夏天。

那個夜晚,我去看香港話劇團演的《傅雷與傅聰》。這是個悲劇,寫的是文革期間傅雷、朱梅馥夫婦如何被逼害至死。時空交錯,觀眾看到父子、母子在自盡前的悲情對話,也寫到父母雙亡之後,亡魂到歐洲去找魂牽夢縈的兒子。未看戲之前,我讀了沈鑒治《倫敦行》的文章。原來沈太太袁經楣是傅聰太太卓一龍的同學,兩家人素有往來。在傅聰家裏做客的沈鑒治問傅聰,回不回香港看《傅雷與傅聰》?傅聰長嘆一口氣,說:「我和爸爸都不懂粵語啊,怎麼看粵語話劇?」

沒有想到在大會堂的劇院裏我還是見到了傅聰,而且很巧,他就坐在我的前面,中間隔一道走廊──他是開幕的前一分鐘才進場的,但我一眼就認出來了。

那個戲有11場,足足兩個半小時,我看到傅聰一整晚只有一個姿勢,就是側着身體用手托着沉重的腦袋,好像一座雕像。一身黑衣,襯得手指分外雪白修長。而那張「朗月」般的臉,被一綹耷下來的頭髮遮住了……

重讀《傅雷家書》(加了八萬多字的全新增訂本),有一部份文字讀來令人特別心酸。那是做母親的不止一次寫信給兒子,說父親身體一天比一天差,家裏經濟不好,想買些營養品,又怕加重兒子的負擔。

讀過《傅雷家書》的人都知道傅雷是那種鐵骨錚錚的人,如果不是如此狷介孤傲、不肯妥協的性格,他們夫婦不會不堪屈辱而雙雙自盡。在我心目中,朱梅馥是賢妻良母的典範,那種美麗溫厚善良賢淑,時時處處以丈夫、兒子為重為先的作風,可以說是達到了中國傳統婦女品格的最高境界。難得的是她在精神上又如此熱切追隨丈夫和兒子,在文學和藝術的道路上努力以赴。

這樣一位媽媽,要寫信向千里之外的兒子訴苦伸手,你說有多麼的艱難。

手頭有一本傅雷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1957年初版,沒寫印數,到1980年第一次重印已經是35萬冊。所有在內地生活過的人都知道,《約翰‧克里斯朵夫》是一部影響內地幾代知識份子的書,總印數應該上百萬吧?只要一本書分版稅一塊錢就很可觀了,還有其他幾十部羅曼‧羅蘭和巴爾扎克,都是當時內地青年追讀的暢銷小說,怎麼譯者傅雷會鬧窮呢?

上個世紀的90年代末,我還見過傅聰一次。那是因《傅雷家書》的版權事情,和一位同事到半島酒店去找他,而他也像當年一樣,來香港開演奏會。

我見到的傅聰明顯的老了,臉龐不再像「朗月」,有了很多黑斑。最令我吃驚的是一雙手用紗布重重包纏,傅聰說那是中藥治療。他領我看一個臉盆,裏面是褐色的中藥湯,說每天要浸泡好幾個鐘頭。原來傅聰的十指嚴重勞損,是長年刻苦練琴所致,疼痛入心。他說西醫建議他做手術,但是有風險,風險是可能敏感度差,彈不好琴。他不願承擔這個風險,只好求助中醫。

我們談得很好。門鈴響了,進門的是傅聰的太太卓一龍。之前我已經知道卓一龍是鼓浪嶼人,份屬同鄉,更感親切。但看來卓一龍是個嫻靜不愛說話的鋼琴家,她說自己不大能說閩南話了。

在半島酒店的套房內,我看到的傅聰對太太噓寒問暖,無微不至,是位細心體貼的好丈夫。

中國已經很難找到像傅雷這樣嚴謹的翻譯家了,他的譯筆難以超越。在《家書》裏我們看到,他每翻一部作品,都要找遍跟原作者有關的資料或評論來細讀。一年只翻十多二十萬字,精雕細琢。有人找他譯別的作品,他說自己文字和氣質都不近,那個作品楊絳楊必姊妹來翻更為合適。

中國也很難找到像傅雷這樣的父親了,為教導孩子長篇累牘的寫家書,最長一封竟逾8000字,還是蠅頭小楷。當然現在的孩子也不可能像傅聰,受得了父親的語重心長喋喋不休。

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份執着和精神。「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藝術家,再其次才是做音樂家。我說的『做人』是廣義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內」,「或許這個原則對旁的學科的青年也能適用」。

負責、認真、專注、堅持,「心靈的境界」,「高尚的品格」,正因為這些可貴的「傅雷精神」,《傅雷家書》才能贏得那麼多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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