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緣起武漢 十七年教訓盡忘

己亥冬，疫發武漢。庚子春，湖北大疫，國內疫者八萬餘，死者三千。民不出戶月餘始遏，惟疫未止已外傳。三月，全球大疫，世衛後知，未及宣布大流行。諸國欠措施缺儲備，迅大疫。星、港、澳及台（原文為中華民國）皆免於大疫，惟零星海外輸入之症及小群組不絕，尚未失守。

此疫由病毒所致，因其形如冠，故名曰冠狀病毒。世衛由2015年開始避免用人名、地名、動物、食物、文化、職業等為疾病命名。故是次以「年份」為此病冠名以資識別，稱此病為冠狀病毒感染-19（COVID-19）。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 ICTV）以病毒基因排序為命名標準，每段基因逐一細心分析，其他因素不作考慮。蓋因此冠狀病毒基因排序「未夠新」，屬沙士冠狀病毒的姐妹，故稱之為沙士冠狀病毒2.0（SARS-CoV-2）。民間及國際媒體則稱之為武漢冠狀病毒或武漢肺炎，直接簡單，亦無不可。

社會上就此疫之命名爭議甚多，事實上疾病之名由世衛起，病毒之名由ICTV起，而俗名則是約定俗成，清楚明白便可。科學研討或學術交流，必須用官方名字COVID-19稱此病或SARS-CoV-2稱呼病毒。市民日常溝通及媒體用語，則可以武漢冠狀病毒或武漢肺炎稱之，通俗易明，方便溝通。

庚子大疫 始於武漢

約75%之新發傳染病源於野生動物，而數隻能感染哺乳類動物的冠狀病毒，其元祖病毒（ancestral virus）則源於蝙蝠或雀鳥。兩者皆能從數千公里外飛抵發現病毒之處，故病毒之命名系統亦會以發現處名之記之。欲查病毒之源，準確客觀之法乃從動物宿主身上分離出病毒。可惜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早被清場，研究人員抵達蒐證取樣本之時，場內之活野味早已不知所終，病毒之天然宿主（natural host）及中間宿主（intermediate host）身分成疑。據當地人員述，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內之野生動物從中國各地、東南亞各國及非洲（走私出口）運抵此處集散，武漢冠狀病毒之元祖病毒源於何地則無從稽考。

以基因排序之法尋源，查得一隻蝙蝠冠狀病毒株（RaTG13）與武漢冠狀病毒極為相近，其排序高達96%近似，故相信此病毒株為武漢冠狀病毒之始祖。此病毒株於雲南的中華菊頭蝠（Rhinolophus sinicus）身上分離得之，故相信蝙蝠乃武漢冠狀病毒之天然宿主。流行病學研究明確顯示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為初期擴散點（amplification epicenter），病毒很大機會在場內由天然宿主交叉感染中間宿主，再於中間宿主體內出現適應人體之突變，繼而出現人傳人之感染。

中間宿主身分未明，但基因排序顯示武漢冠狀病毒S蛋白受體（Spike Receptor-binding domain）與穿山甲冠狀病毒株近似度高達90%。雖然未能確定穿山甲為中間宿主，但此穿山甲冠狀病毒株極可能捐出S蛋白受體基因（甚至全段S蛋白基因）給蝙蝠冠狀病毒株，透過基因洗牌重組成為新的冠狀病毒。

野味市場 萬毒之源

零三沙士，疫發河源，廣東大疫，傳香港。沙士冠狀病毒於果子狸身上尋得，其後中國明確禁絕野生動物交易。十七年矣，惟野味市場禁而不絕，而且愈趨猖狂。中國人完全忘記沙士教訓，讓活野味市場立足於先進城市之中心，明目張膽售之烹之吃之，令人側目。活野味市場內動物排泄物多含大量細菌病毒，環境擠迫、衛生惡劣、野生動物物種交雜，病毒易出現洗牌及基因突變，故須禁之。

改革街市為防疫重點，中國政府及港府必須迅速改善環境、加強通風、滅蟲滅鼠。在完全淘汰活禽市場前，必須妥善處理禽畜糞便，減少病毒洗牌機會。

網傳病毒源自美國之說，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勿再亂傳，以免貽笑大方。臨大疫而不亂，首重資訊透明，冷靜理性分析，勿人云亦云，以訛傳訛。沙士後沒有雷厲風行關閉所有野味市場乃大錯，欲戰勝疫症，必須面對真相，勿再一錯再錯，諉過於人。武漢新冠狀病毒乃中國人劣質文化之產物，濫捕濫食野生動物、不人道對待動物、不尊重生命，為滿足各種欲望而繼續食野味，中國人陋習劣根才是病毒之源。如此態度，十多年後，沙士3.0定必出現。

/ 龍振邦 /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名譽助理教授
/ 袁國勇 /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霍英東基金（傳染病學）教授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00318/s00022/1584457829823/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文-龍振邦-袁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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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龍振邦撤回《明報》刊登文章】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及同系名譽助理教授龍振邦，星期三在《明報》以《大流行緣起武漢　十七年教訓盡忘》為題撰文，指出中國人陋習劣根是病毒之源。《明報》報道，兩人撤回文章，並對引起任何誤會表示歉意。

報道引述，龍振邦和袁國勇表示，他們是科學家，終身追求科學真理，不了解政治，從來無意捲入政治，文章表達不適當，用詞甚至有錯誤，並非原意，希望外界不要將他們捲入政治，留給他們一個空間研究。他們又指，文章與政治無關，旨在提出尊重真相、移風易俗。
不過報道未有提及，兩人所指文章有甚麼表達不適當，和甚麼用詞出錯。

原本文章指，民間及國際媒體使用「武漢冠狀病毒」或「武漢肺炎」直接簡單、通俗易明，亦方便溝通，並批評網傳病毒源自美國是毫無實證、自欺欺人。沙士發生17年後，野味市場禁而不絕，活野味市場立足先進城市中心，認為沒有雷厲風行關閉所有野味市場是大錯，如要戰勝疫症，必須面對真相，不要再一錯再錯，諉過於人。

文章批評，武漢新冠狀病毒是中國人劣質文化的產物，濫捕濫食野生動物、不人道對待動物、不尊重生命，為滿足各種欲望而繼續食野味，如此態度，十多年後，「沙士3.0」定必出現。

奸雄曹操的另一面：憂國傷時的大文豪

3月15日是東漢末年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逝世1800年的忌辰，他除了在政治、軍事上笑傲三國時代外，他的詩歌亦氣魄雄渾，慷慨悲涼。「三曹」（曹氏父子）和「七子」（孔融、陳琳、阮瑀、徐幹、王粲、應瑒和劉楨）共同開創了建安一代文學，史稱「建安風骨」。

一般人對曹操的印象，大抵都是從《三國演義》那個「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奸雄形象中得來，尤其是《演義》指他殺害「神醫」華佗，更令人義憤填膺（奇怪的是同時期的名醫、《傷寒雜病論》作者、「醫聖」張仲景，在《三國演義》中卻不存在）。史籍也往往評價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不過，與此同時，歷代文學評論家對曹操詩歌卻多有正評，例如鍾嶸的《詩品》曰：「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劉熙載的《藝概》則云：「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

現存的曹操詩歌不多，且多屬樂府體裁，例如我們熟悉的《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這首詩寫得氣韻沉雄，用詞質樸簡潔，在大巧若拙中表現雄心壯志和進取精神，不愧為曹操詩歌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借用《詩經》的兩句「呦呦鹿鳴，食野之苹」，用詞寓意，甚至影響到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日本華族（貴族）接待外賓的宴會場所名「鹿鳴館」，就是取「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之意。

白骨露於野 千里無雞鳴

曹操詩歌另一個特色，是反映東漢末年的現實和民生疾苦，另一首名作〈薤露行〉真實反應了權臣董卓入京後，廢少帝、立獻帝，獨攬大權，肆意殘殺，焚毀洛陽，脅逼皇帝西遷長安的歷史事實：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又有一首〈蒿里行〉，描述了董卓之亂後，軍閥爭權奪利，長期混戰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蕪的悲慘景象：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這些詩歌，真實地描述了當時社會的動亂和人民的痛苦，因此，明代鍾惺的《古詩歸》讚道：「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除了這些寫實的詩歌外，曹操晚年還創作了富於哲理的《龜雖壽》詩，詩云：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人的壽命長短，不完全決定於天數；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壽。從這首詩歌可見曹操對人生的積極態度。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5%a5%b8%e9%9b%84%e6%9b%b9%e6%93%8d%e7%9a%84%e5%8f%a6%e4%b8%80%e9%9d%a2%ef%bc%9a%e6%86%82%e5%9c%8b%e5%82%b7%e6%99%82%e7%9a%84%e5%a4%a7%e6%96%87%e8%b1%aa/

爬人生的第二座山

/ 盛治仁

最近閱讀了大衛布魯克斯新作「第二座山」。作者前一本書「品格」，探討我們一生在履歷表和追悼文的選擇上，如何做最好的取捨。這次則以人生可能攀爬的兩座山作比喻，繼續思考人生的態度和價值觀。

多數人一開始爬的第一座山，就是社會文化設定的目標，希望自己名利雙收，生活幸福。在第一座山成功的人，不一定會感到滿足，或是因為發生各種意外，從山頂跌落谷底。有些人開始自暴自棄，憤世嫉俗，也有人因而擴張自己的境界，開始攀爬第二座山。

第二座山的重點不再是滿足自己，而是達成自身利益之外的使命。第二座山的重點不在獲取，而在於貢獻。為了自己投入的呼召，全心奉獻。書中列舉許多人物攀爬第二座山的歷程，非常精彩。

人生只有在爬第二座山的時候，才會感到真正的喜樂。當一個人超越了自己的得失，投入了服務他人的行列，在其他人看起來可能過得很辛苦，但是當事人卻能甘之如飴，在其中找到莫大的使命感和喜樂，如同德蕾莎修女一樣。第一座山登頂的幸福，是建立在外在成功和物質環境下，可能隨時失去。攀爬第二座山的喜樂，則是發自內心的滿足，是一個人轉化後的體悟，不會再隨外在環境改變。

林肯的故事是個典範。他在年輕的時候野心勃勃，追求名聲和權力。後來全心投身於維護美國聯邦的存續，小我就變得不重要了。他曾經帶著國務卿去拜訪McClellan將軍商討作戰策略。等了一個小時後將軍回到家，直接經過客廳。半小時後管家告訴林肯總統將軍已經就寢，請改天再來。林肯安撫和他同行官員，說現在不是計較個人尊嚴的時候，能找到為聯邦而戰的將軍才是重點。這就是他已在爬第二座山了。

他對聯邦和國家的愛，遠高於對自己陣營的愛。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所有的關鍵詞都是「我們」、「所有人」和「雙方」，而不是以北方勝利者自居。林肯沒有把奴隸制度說成南方的制度，而是美國的制度。「不對任何人懷恨，要對所有人寬容」。國家的存續和團結，成為帶給他每天奮鬥動力的使命。

在當前個人主義至上的年代，追求個人成就、滿足個人慾望成為主流，但諷刺的是，光鮮亮麗的社群網路生活和充滿自信的外表，往往隱含對自己未來的焦慮和困惑。而社會因為對自我太過執著，開始造成內部的分裂和疏離，成為在內部區分敵我的部落主義，讓社會持續處於憤怒模式中相互對抗。結果自我越膨脹，群體越弱小。

第二座山的重點，不只是談個人的生命實踐，更重要的影響，還在於社會群體將如何被影響。唯有多數人都願意建立一個以人際關係，而不是以個人為核心的生活理念，才能建構把大家連結的社會網絡，帶給所有人更好的生活。不管攀爬哪一座山，關鍵問題是，要為為何活著思考意義，為如何活著找到方向。

（作者為雲品國際董事長）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4404890?fbclid=IwAR145hCH0SQCro4oFmpY2lpT3F-UfqNds4LhR73wFzkBd5CdAUtMYtdxTO0

改變對你對身體的看法

/ 戴禹鑌

身體一定會退化嗎？以科學的角度來看，這是非常理所當然的事實。因為科學的理論視身體為一個機器，因此機器在被預期使用長久之後必然功能會衰退。賽斯強調這是人的信念問題，信念告訴你身體雖然是一個最令人讚嘆的機器，但它卻仍只是個由各種零件組成的機器。例如醫生們預期人在三十歲之後視力會開始退化，有無數的病歷證明這種退化的的確確是事實。賽斯告訴我們，一幅人體的畫面，它是反映了人的信念，以及被信念影響的樣子。

賽斯說：「身體自己的能力，就那方面來說，感官不會退化。單單是年紀本身，從不會導致任何身體靈活度、心智能力或欲望的任何減退。」這段話很重要，再強調一次，感官不會退化。感官包括聽力、視力、嗅覺、味覺、體力等等。所以人並不一定要走向重聽、白內障、老人痴呆的地步，就因為年紀大了。

感官不會退化，不代表人不會死，「死亡必然會降臨到每個活著的人，然而，其時間與方式基本上是看每個個人而有所不同的。」你什麼時間死亡、用什麼方式死亡，其實是你跟你的潛意識決定的。你可以觀察看看，如果你的性格是急驚風，那麼通常你生病會快來快去，死亡也不會拖泥帶水，坐下來可能就掛了。但如果是慢郎中性格的人，生病可能會慢來慢去，老是拖一段時間，就連死亡的到來，也會像坐在搖椅慢慢聊一樣。

可是要怎麼樣才不會老化呢？除了信念的改變外，賽斯說：「在任何年紀，有意義的工作都是重要的。你無法以嗜好來令老年人滿足，正如你也不能以嗜好令年輕人滿足一樣。有意義的工作也意味著具有遊戲活力的工作，而就是那遊戲性在其本身內含著一種療癒及創意的偉大特質。」這也是為什麼老年人常常全身是病的原因之一，無法用嗜好興趣來讓老年人滿足的。因為就算人已退休了，不需要再工作賺錢，不愁吃、不愁穿，到死掉之前錢都花不完，他仍然需要去找有意義的工作來做。很多人害怕退休，不是不能退休，而是害怕退休之後，找不到有意義的生活、有意義的工作。工作不一定就代表非有利可圖不可，工作需要有意義、遊戲性、充滿活力，但可能沒什麼報酬。當你在做那一份有意義的工作，不管錢多錢少，你自動就得到療癒了。

前面說過，年紀大視力聽力不見得一定要退化，反而甚至可以變好。例如約瑟的視力進步了，賽斯告訴約瑟：「你的眼睛以一種遊戲方式改進了它們的能力。感官想要超越自己，它們也「透過經驗」學習。你近來畫得比較多，你的眼睛變得更投入了，你的眼睛享受它們在那個活動裡的角色，就如耳朵享受聽覺一樣，那是它們的目的。你自己想畫的欲望，加入並且加強了你眼睛天然想看的欲望。」你的眼睛、耳朵等感官是有意識的，它們想要超越自己，它們會隨著歲月，透過經驗學習而進步，這又再次地違背了醫學的理論。

享受你的「看」，喜歡看美麗的事物，就去多看，你的視力就會進步。所以保護視力，並非減少使用眼睛，而是「看」的心態問題。可是如果你不喜歡這個世界，不喜歡你的環境，不想看到討厭的人越多，視力就越不好、越模糊。例如有學員眼睛有黃斑病變，或有視網膜剝離的症狀，我會問一個問題「你有什麼不想看到的？」可能是不想看到公司大門、老闆、開會通知、查帳、評鑑等等，所以賽斯心法它有很多的自我覺察。

老年人會退化，就是因為他越來越沒有欣賞環境美的能力。你的眼睛在享受「看」的過程中，它就會進步。同樣地，聽覺亦是如此。年紀大會重聽的人，經常是旁邊有個碎碎唸的人，他越來越不想聽人家囉嗦，不想聽到他討厭的東西。所以很多身體的退化、感官的退化，都是跟著信念、執著、習性有關。如果把一個眼睛、耳朵有問題的人，長時間置於一個賞心悅目、餘音裊裊的環境，視力、聽力就會得到進步了。這解釋了賽斯所說的：「並沒有單單被年老帶來的疾病，身體往往因為用得越來越少而被用壞。」

～戴禹鑌取材自許添盛醫師講座與夢進化與價值完成賽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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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et idéologie

/ 黃杰

法國巨著控訴全球不平等，皮凱提呼籲改革超級資本主義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出版新著《資本與意識形態》，意圖從「資本主義創造不平等」的理論回歸到歷史現實，以歐美經驗為鑑，提出比較樂觀的結論，即「思想上的改變可以解決經濟不平等」。

七年前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以《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異軍突起、風靡全球。雖然該書足足七百頁厚，充滿經濟學公式和巨大得令人喘不過氣的資訊量，卻創下二百五十萬冊銷售量。皆因該書主旨擊中了這個時代的核心議題：經濟不平等，讓時下很多年輕人都膜拜他為進步政治（progressive politics）的理論大師。七年以後，皮凱提再一次鎖定經濟不平等的議題，寫出了一千一百五十頁厚的《資本與意識形態》，意圖從「資本主義創造不平等」的理論回歸到歷史現實，提出一個比較樂觀的結論，即「思想上的改變可以解決經濟不平等」。

此書的英文版尚未出版，已經引來媒體廣大關注，《金融時報》、《經濟學人》、《彭博》等等媒體已經搶先對皮凱提作出專訪。經濟學專書向來在出版業中不叫座，因為研究領域往往過份專業狹窄，未能引起讀者廣大共鳴。但是皮凱提的書卻不同，《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罕見地羅列比較了歐美日二十多個國家經驗，得出有廣泛代表性的結論，使到行外人看也有普遍性的意義。而在《資本與意識形態》之中，皮凱提的野心更為雄厚，包含了印度、巴西、南非、中國、拉美、俄羅斯等多個地方的殖民史、革命史，寫出了一部世界經濟不平等的巨著。

本書研究的廣度可謂在經濟學中史無前例，除了馬克思從德國哲學體系出發寫成的《資本論》所試圖拿捏的普遍性可與之相比以外，幾乎就沒有如此淵博的著作了。但是與《資本論》的抽象體系遠遠不同，皮凱提是歷史和數據的堅定信徒，因此書中和其網上資料庫包含了超過二百張圖表和數據列表，其中大部分都是取自他有份創立的「世界不平等數據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和倫敦大學的國際不平等研究中心。這兩個檔案庫的資訊量巨大，也是全靠它們皮凱提說的話才有憑有據，有充分的權威性和影響力。

除了對於數據有科學家般的執著以外，皮凱提另一個吸引讀者的特質在於他對於自己所寫的言行一致。成名以後皮凱提獲得學術巨星般的影響力，曾有不少對沖基金邀請他到公司發表關於過度資本主義的演講，他都幾番拒絕，即使對方開價兩至三倍仍然堅定拒絕。他說：「如我書中倡議的百分之九十的稅率一樣，我非常樂意繳付高稅額，我根本不需要那麼多錢。」可以說，在知識取態、金錢觀、甚至說話的語速上，皮凱提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工男。而由這麼一個別具匠心、擁有科學家精神的經濟學家寫出的經濟學，可以說是在經濟學這個經常被政治沾污的領域中，很接近客觀的一本著作了。

這麼的一部世界經濟不平等簡史，皮凱提從自己的家鄉法國開始，說出最讓法國人引以為傲的法國大革命的陰暗面，那就是法國大革命在經濟上並沒有為法國人民帶來更平等的社會。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以後，西歐隨即進入資本主義階段，本來的神權政治被世俗化的價值所取代，「私人財產」變成了新的供奉對象。在法國大革命後期，曾經有討論新政權需要徵收所得稅和遺產稅，可是都因為權力的不平等而被廢止了。當時，其中一個最流行反對所得稅和遺產稅的說法則是，一旦開始徵收稅項，那就等同褻瀆了私人財產，而國家將會有無限的權利徵收更高的稅項。可見當時私人財產作為不可褻瀆的對象的威力，所以法國一直到一戰以後才徵收所得稅。

私人財產成為新的上帝

其中「私人財產不可褻瀆」最極端的例子就是十八世紀的廢奴運動中，英國、法國皆賠償巨額給奴隸主，因為「國家充公了他們的財產」。還有就是海地革命以後，法國要求海地賠償殖民宗主國的財政損失，也是私人財產不可被侵犯的表現。可以說在新發資本主義期間的歐洲，私人財產取代了宗教成為新的上帝，國家沒有權力監控社會上經濟不平等的表現，造成了極端的不平等的狀態。在整個十九世紀以來，巴黎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財產佔比從全國的百分之四十七升至六十六，而底層人民的財產幾乎沒有增長。財富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變得越來越集中，革命並沒有帶來平等。

而這個情況在歐洲來說是普遍的。以十九世紀的法國、英國和瑞典為例，最富有百分之十的市民佔有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財產。其中瑞典的民主制也不是「一人一票」的，而是按財產來決定持有票數，並且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有權投票。今天我們想像十分平等的北歐國家其實在一百年前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皆十分不平等，由少數的社會精英決定了大多數人的秩序。對皮凱提來說，這個他經常喜歡引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因為瑞典的經驗代表了，只要人們在思維上改變了，隨後政策的大幅度改變是可能的。社會的精英經常告訴我們改變是不可能的，但是歷史卻證明了他們是錯的。」

高所得稅一度普遍

事實上，歐洲的社會要一直等待到俄國革命的輻射影響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真正的開始高所得稅（progressive taxation）的計劃，開始大型公共建設，包括教育、基建等等。皮凱提強調，這個改變除了是受到一戰的刺激使到各國皆有大型重建計劃以外，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前期各種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改變了人們的意識形態，繼而讓政策得以改變。在一戰以前，西歐和美國大部分國家只有最高不到百分之十的所得稅，可是在戰後卻一躍而升至百分之四十（德國）、六十（英國）、七十（法國）和七十五（美國）。明顯地，這同時也是美國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崛起的時期，可見高所得稅完全沒有降低社會生產力，反而是造就了更平等和更有競爭力的社會。

雖然一戰後的高所得稅並不是維持了很久，但是這個社會實驗也足以證明了高所得稅並不會破壞市場秩序，也不會使到人們失去工作的動機，而最有力支持皮凱提的論據莫過於二戰以後維持了三十年的高所得稅率。二戰以後，各國急於重建歐洲，紛紛推出高所得稅的計劃，法國的百分之六十已經算是歐洲國家之中最低的，其中英國、德國、美國均設有最高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稅率。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零年這段時期非但沒有結束了資本主義，卻是歐美中產階級發展最蓬勃的黃金時段，而經濟不平等在這段時期亦開始減少。這是皮凱提不斷重複的一個歷史例子：在經濟發展最蓬勃的時候，高所得稅是普遍常態。證據表明了戰後的高所得稅不但是合理的，更是有效的，同時也是社會普遍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段。

在皮凱提眼中，這個時期是歐美發展的黃金時期，而事實上也是世界經濟不平等最小的時期。而繼後的「列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蘇聯的倒台促成了打破高所得稅的新自由主義時期，而在皮凱提眼中，那是完全失敗的一個歷史經驗。皮凱提形容過去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時期為「超級資本主義」（hypercapitalism），各國政府施政偏袒大財閥，盡收低稅甚至是逃稅，嚴重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使到社會動盪，民怨四起。他客觀的指出，雖然過去四十年世界不平等的增長還是遠低於十九世紀，但是已經促成了如法國的黃背心運動，或是右翼對新移民的歧視等等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統計上來說，他認為現在的社會不平等大概回復到一戰以前的時期，並且沒有特別有效的社會發展。

對弱勢的人道關懷

因此，皮凱提對當前經濟問題的建議就是回復到戰後時期的高所得稅、遺產稅，並且組成龐大的國際機構、簽訂新的經濟協議去確保沒有大財閥可以逃稅，同時也包括向所有年滿二十五歲的市民發放十二萬歐元（約十三萬三千美元）的「公共遺產」。這些「激進／進步」（progressive）的建議背後，其實隱藏了的是皮凱提對當前歐洲政局變化的不安和人道關懷。皮凱提說道：「社會上的經濟不平等讓大多數人不滿，而有一少部分的政客利用了這個不滿的民粹，指責是移民人口搶走了人們的財產。這在數據上是錯誤的，排斥移民也無助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他特別憂心右翼民粹政治的崛起，認為他們是往錯的方向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對於被指建議過份激進，他卻回應道：「與其控制人口流動，不如控制資本。我希望我們不用等到下一場經濟危機或是戰爭才覺醒，相對來說，增加稅收一點也不激進。」

另一個皮凱提關心的群體就是工人階級。他指出，瑞典和德國的公司當中，工人代表均有三分之一至到二分之一的投票權。而這些公司都表現良好，也創造了更平等的薪酬和工作環境。所謂「一股份一票」（one share, one vote）的模型並不一定是最好的。皮凱提說：「這些小的例子都代表了，只要人們的想法改變，很多事情都可以不一樣，也不一定要全世界都改變才有進步。德國和瑞典自行實驗了半個世紀，而結果並不壞。這不是完美的制度，但是可以讓工人們參與到公司的長期規劃。」

超國家的國際主義

這種參照了歐洲戰後成功經驗和對弱勢群體關懷的意識形態，皮凱提稱之為「二十一世紀的社民主義」，其中主要包含了教育正義、教育平等、工人權益和高所得稅。背後的假設就是有一個超大型的超國家機器作為執行主體，可視為一種國際主義。在右翼民粹於歐洲抬頭、威脅著弱勢群體、鞏固了國家秩序和國家邊界的時刻，皮凱提這種理想的國際主義可以說是針對他們而構想出來的一種新的政治模式。

雖然說這種理想主義並不一定會成功，但是如皮凱提的歷史證據所指出，只要意識形態改變了，政策的改變並不一定不可能。或許，這也是為何吸引大量年輕讀者的原因：除了是說中了時代要害以外，皮凱提的理想主義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美好、更平等的世界。■

/ Thomas Piketty 1971年生於法國克利希。倫敦政經學院及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曾任教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1995年返回巴黎，曾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巴黎經濟學院教授。著有《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資本與意識形態》。■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E6%96%87%E5%8C%96/2020-10/1583381700547/法國巨著控訴全球不平等%E3%80%80皮凱提呼籲改革超級資本主義

The Most Selfish Man

/ Zaid Ibrahim

政治是把个人私欲粉饰为国家利益的一门艺术。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这句名言老早就有了，但直至上周，见证过那场政治闹剧，我们才真正深刻体会这句话。分析事情后，我由衷地认为，马哈迪是确实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史上无人能及。

他为什么辞掉首相？不是因为他终于决定不当首相了，而是这样才能一举铲除所有的内阁部长。

首相一旦辞职，则内阁就荡然无存。那是自私。他不应该把辞职当作其权力游戏的筹码。我们能不把公职当儿戏，应该珍惜和履行服务人民的机会，同时做些好事。

他不应该接受国家元首委任他为看守首相。看守首相其实负责协调新首相的委任，而新首相则是通过选举或元首劝告下，取得大多数支持的人选。他不应该自己安排自己的上任。你知道史上有哪个过渡首相，自己支援自己的夺权游戏吗？在文明世界里，压根儿没有这种事情。马来西亚是世上首个允许这可议行径的国家。

用看守首相职权满足私欲

马哈迪辞职翌日，就清楚知道自己还要再当首相。他不应该利用看守首相之便，满足私欲。你真是自私绝顶。

土著团结党决定退出希盟时，是他亲自主持的会议。这使希盟陷入水深火热，尤其影响它在国会所掌握的席次。他这么做，显然是为了否决安华任相的机会（我希望他会徒劳无功。）

这是又一次自私的决定，他背叛昔日盟友，即便这些人不仅让他当上了首相，而且在过去两年不管外人的异样眼光，老是赞颂他。（别忘了希盟曾为马哈迪辩护，说对方不必为喜来登政变负责任。）

我敦促马来统治者支持国家元首，拒绝让这个最自私的人出任看守首相，避免国家继续受到伤害。如果安华在国会掌握大多数支持，那么他即日就应该宣誓任相。若不，那就举行大选，无论我们将付出多么沉重且不利的代价。

注：本文作者再益依布拉欣（Zaid Ibrahim），曾在前朝国阵政府担任首相署部长。本文翻自作者的英文文章“The most selfish man”，大题经本刊修改。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512383

「武漢不哭」與「風月同天」

/ 莫明

「武漢不哭，武漢加油」言簡意賅，氣勢磅礡，中華民族之情油然而生。可惜，同時也展露出中華文化之衰落與悲哀。

黃河流域文明由黃河中下游發跡，歷經新石器時代，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唐宋詩詞千古傳誦，近代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人才輩出，中國歷朝歷代向來講求一脈相連，何解到了共產黨統治的今天，淪落得留下「武漢不哭，武漢加油」這兩句歐化句子丟人現眼。

二十世紀初，中國雖經歷政治社會動盪，但文化道德倫理等價值仍然得以保存於每個中國人的體內，不致失傳，但直到1949年共產黨上台就迎來徹底的禮崩樂壞，每樣事情也先談立場，不談理性；先論背景，不論才能。政府帶頭將國家種種問題歸究地主、知識份子，在三年困難時期已餓死超過三千萬人，及後又牽動全國進行文化大革命，主張「破四舊」，國家文物，古跡等幾乎全受到破壞，道德倫理體制也崩潰，學生鬥老師，子女鬥父母，將國家推入十年的無底深潭，幸而，世界各地文明國家把碩果僅存的中國文化保存起來。

武漢肺炎期間，日本為武漢送上物資，每個包裝紙箱外面都印上數句有意思的中文祝福語：「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出自《詩經 秦風·無衣》，意思是「誰說我們沒衣穿？與你同穿那長袍」，這首詩據是當時吳兵侵犯楚國，秦哀公應楚臣申包胥之請，出兵救楚，而這首詩就是哀公出征前對三軍朗誦，流露並肩抗敵之情。「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則是出自王昌齡的《送柴侍御》，王昌齡以想像化遠為近，雖然地域上你我分隔兩地，但以青山、雲雨、明月等景象，重新與友人連繫於一起。「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源於公元八世紀，當時唐朝國力正盛，日本長屋王希望促進中日經濟文化交流，在贈送唐朝眾僧的袈裟上，繡上的四句偈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中國失落的文化，如今因日本得以保存下來，難怪山西衛視早前宣佈暫緩播出電視劇《紅高粱》中的抗日情節，表達謝意。相信待疫症過後，日本成為condom，就應該是這套劇集重見光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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