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家麟
正是：今番良晤，豪興不淺。
吳靄儀最後總結說：
「查良鏞是一個很複雜的人，很深沉的人，有很多傳統讀書人的因子，若然查良鏞一生對我們有什麼啟示，那是在我們的血液裡，有很多對權力的崇拜，對權力的屈服，要青史留名，這些『崇高的理想』有時可以用不太光彩的方法達到。」
此話從何說起？
Brew Note文化沙龍，是夜題目是「金庸｜查良鏞 江湖與現實」。
若以為此夜是「金迷」的聚會，談金庸的武俠世界，你會失望；因為，講者叫吳靄儀。
吳靄儀寫過多本關於金庸武俠小說的書，自言每本金庸小說翻過可能一百次，熟悉金庸；吳靄儀於1986至1990多事之秋任職於《明報》，主要負責寫社論，近距離認識查良鏞。
她說，不要誤會查良鏞是金庸；她要說金庸與查良鏞的關係、說金庸的江湖與查良鏞的現實，兩者之差距。
吳靄儀開宗明義說：「查良鏞不是大俠，但大家因為查良鏞寫了這些武俠小說，都覺得他是一個大俠。」但無疑《明報》初開辦時的吸引力，正源於金庸武俠小說的名聲，令讀者群增加，也吸引一群知識分子加入《明報》。
然而，吳靄儀認為，查良鏞正正因為金庸的魅力而付出代價：查良鏞的政治主張惹起反彈，也在自己創辦的《明報》碰壁，原因是他遇上了一批金庸迷：「他們認同金庸小說，是因為當中的情操、意境，你養大了一班人，個個都迷戀你的英雄理想，你忽然說我是韋小寶，大家非常失落。」「《明報》上下，都中了金庸武俠小說毒，我們一個二個都好有理想……」「一方面你培養了一班很有理想的人，作為你的大擁躉，但你的現實政治令這些人大失所望。」
查良鏞的「現實政治」，最為人所知，乃八十年代末，香港特區基本法草擬階段的政制方案蘊釀過程，查良鏞與查濟民提出當時被廣為批評極端保守的政制方案，拖延全面直選，最令吳靄儀不高興的地方，是查良鏞的意態：
「用政治手腕去探測中方想要什麼，然後夾埋查濟民，說這個是香港人要的；你知道北京要什麼，你就去配合，說這些係香港人要的……你好體察皇帝心意，你講出來，皇帝賜予你，你就光宗耀祖，皇帝就順應民意，我覺得這件事好disgusting。」
吳靄儀請大家留意《碧血劍》裏的附錄〈袁崇煥評傳〉(劉進圖寫過一篇〈憶金庸：獨裁是中國災難的根源〉，認為是金庸作品中道德境界最高的一篇。)，金庸寫過，一天仍是封建制度，一天沒有民主，袁崇煥一定要死；但是現實政治裏的查良鏞、社評裏的查良鏞政治，貫徹始終，都是堅決反民主。
吳靄儀認為，查良鏞的政治很守舊，他們的一代經歷很多戰爭，追求穩定政治環境，故支持港英政府維護穩定，他是Pro香港，當年興建地鐵的爭論，他支持興建，認為錢應用在香港身上，他寫過，若把獅子山雕得更似獅子山，他都贊成；查良鏞只是贊同要保持香港原有生活方式，但他不是民主派，甚至不是李柱銘口中的「半個民主派」。
沒錯八九六四屠城前夕，查良鏞辭去基本法草委一職；但吳靄儀形容，六四事件漸淡，查良鏞並無改變，一樣覺得民主係大災難，共產黨係皇帝，你向它爭取民主，等於謀朝篡位，不會有好下場。
吳靄儀注意到查良鏞的「明君」情意結。1981年，鄧小平在北京接見了查良鏞，查有如遇到一個開明的皇帝，他希望輔助這位君主，要「勤王」，見鄧小平回來後，查良鏞真心相信這是開明路線的共產黨，應該全心全意幫忙。
吳靄儀指出查良鏞一直以來的盲點，他信奉自由、法治是香港的重要支柱之一，但忘記了法治不可能在專制政權下維持，沒有民主，自由法治毫無保障。
吳靄儀的問號
講座中，吳多次談到她心裏的一個大問題：「為何查良鏞，一個成就如此大的人，卻如此渴望得到建制的承認？」
吳靄儀所說的「建制」，包括政治權力最高層，也包括學院，例如劍橋大學博士學位的名銜；也包括金庸多番改寫小說，不想做一個「說書先生」，希望令武俠小說提升至「有文學價值」，大家興高采烈談論小說也不夠，為何要升格成為「金學」？去「研究」？
吳靄儀憶起《天龍八部》少林寺藏經閣內的無名老僧，金庸能寫得出如此高遠的意境，為何查良鏞會去追求一些如此庸俗的承認？
「我真係唔明白」，吳靄儀說。
席間有聽眾問到查良鏞為何沒得到諾貝爾獎，西藏專家薯伯伯談到西藏人看金庸小說，往往發現金庸筆下的西藏人，如金輪法王，都是大壞蛋，西藏人越讀越覺不妙。而金庸後來修改小說，去掉了好些今天看來大漢族主義太重的描繪，變得政治較正確。
吳靄儀謂，類似的修改，正是她對金庸小說有保留的原因：「作者自己去修改作品，令它更加政治正確，是任何時候我們不能接受的事。」她舉例，就算一個記者，一個評論人，文章寫了就寫了，不會刻意去把它改成更切合時代的思維，或改成更切合你想得到的社會地位，令它變得政治正確，「如此作品要適合諾貝爾文學獎，都幾難」。吳靄儀說，文學值得尊敬的地方，是不理會現實世界的阻力，他認為是真實的，就寫出來；如此修改，把小說變成服務個人的雄心與目標。
「天地本無完體」，吳靄儀借用了《倚天屠龍記》一句。
當然，吳靄儀對查良鏞也不乏讚譽(本文只是筆者偏向選擇令人有更多反思之內容而已)，查先生確實禮賢下士，聘請了不少文人及知識分子到《明報》工作，而且容許編輯記者激烈爭辯，締造了報界少見的文化；有時吳靄儀寫的文章，與查良鏞對着幹，查先生亦不改一字。
被問到查良鏞的貢獻，吳靄儀說，有二：
第一，他的小說「咁多人睇得咁開心」，一代又一代年輕人，例如她自己，無心上課，但捧讀金庸小說，學好中文，也認識了詩詞。「你得益唔該要多謝人，就算果個人唔係好人你都要多謝人(眾大笑)，更何況佢唔係唔係好人，做人要恩怨分明。」
第二點貢獻，「無論他自己如何背棄自己理想都好，他居然創造了一批好堅持理想的人」，查良鏞的《明報》確實聘請了一大批很有理想的編輯隊伍，《明報》待遇不佳，令這批深受金庸小說影響的理想主義者流散到其他報章，無心插柳，成為香港報業的中堅分子。
程翔的問號
講座聽眾中有程翔，主持周保松請程翔說幾句，程翔說，他無讀過金庸，所以不識金庸，但對查良鏞則略有所知。
對查良鏞的過去，程翔有些問題，畢生大惑不解，於此寫兩個。
程翔提醒大家，武俠小說是五十年代中國在香港的統戰手段。當年主管港澳事務及統戰的廖承志出點子，為了擴大左派報章市場，特別請查良鏞及梁羽生出手寫武俠小說。查良鏞曾於《大公報》工作十年。
程翔說，這是他難以接受的地方：查良鏞父親被共產黨槍斃，他為何願意為共產黨做團結群眾的工作？甘心做統戰工具？「這是一個大問號」。
另一個不解之謎，乃鄧小平1981年接見查良鏞，究竟鄧對查說過什麼？
程翔說，當時查良鏞不同意中國收回香港，曾寫過，香港這麼細小為何一定要收回，蘇聯佔領中國大面積領土，為何又不收回？外交部認為，惟有等鄧小平出來「做佢工作」；鄧當年設宴招呼之後，查良鏞不再反對收回香港。
程翔一路在想，這餐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令查良鏞瞬間改變主意？有三個可能，一是動之以情，鄧小平以一國之尊宴請你，根本不用說什麼；第二，也許曉之以義，解釋國力未足以收服俄羅斯之類 (眾笑)；第三個可能，是動之以利，查良鏞後來當了草委，主導政制設計。
還有，金庸小說可以在大陸流通，《明報》可以入大陸，而且獲得很多內地「獨家新聞」。
吳靄儀則回應，其實答案已經好清楚。
她叫大家看看鄧小平接見查良鏞的照片，查良鏞低頭彎腰，態度恭敬，鄧小平不只說了我是你粉絲，還張開雙手很熱情。
「有樣嘢，權力的魅力，有些人覺得我接近權力，受到權力的青睞，已經很重要……」吳靄儀說：「這是傳統讀書人要青史留名，好普遍的心理，你現在仍然看到有些人，諗嘢幾掂，頗有原則，唔知乜嘢特首或特首手下同佢好啲，咁就會行咗過去對面……」
要青史留名，習慣拜倒於權力，是幾千年來中國讀書人的迷障。
執筆之時，又見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恩澤時刻，習近平接見港澳名人巨賈，高度評價；權力之魅影，迷倒眾生，萬試萬靈。
感謝金庸，締造了一個醉人的幻想世界；感謝查良鏞，讓我們體察人心，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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