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沛理今天重讀卡繆七十三年前發表的《瘟疫》（The Plague），已成一項抗疫儀式。卡繆的小說之中，《異鄉人》（The Stranger）才是我的至愛，《瘟疫》予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它對「英雄氣質」（heroism）的理解。
現代人對英雄的想像往往來自通俗文化。比方說，電影的天職是娛樂大眾，在它塑造的幻想天地，普通人也可以當英雄。然而我們活在一個說大話和誇海口的世界，在這個什麼都超額和過度的年代（the Age of Excess），英雄也逃不了被「加強」、「加大」和「加碼」的命運。今日最受歡迎的電影賣的不再是「常人英雄主義」，而是「超級英雄主義」（superheroism）。
「超級英雄」是個矛盾詞，英雄值得景仰，不是因為他們本來就異於常人，而是因為他們雖是常人卻能克服常人的恐懼、怯懦和自私，做出種種令人嘆服之舉。換言之，英雄本來是常人，超凡的是他們的勇氣和犧牲，不是他們與生俱來的與眾不同。
這正是卡繆在《瘟疫》為英雄下的定義：見義勇為的普通人就是英雄（Heroes are ordinary people doing extraordinary things out of simple decency）。在小說中對抗瘟疫的抗爭者就是這樣的人。抗爭者隊伍的骨幹成員格蘭（Grand，英文有雄偉、堂皇的意思）是個平凡不過的低級公務員，他想留住要離開的妻子卻開不了口，想寫小說卻無法下筆。
領袖賴斯（Rieux）是醫生，視抗疫為履行職責。他相信，抗疫不是英勇行為，只是做正當、應該做的事情。他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加入抗疫大軍沒有什麼特別，不加入才奇怪。親眼目睹疫症帶來的苦難，只有瘋漢、瞎子和傻瓜才會選擇不作為。」
這是《瘟疫》的道德教訓，也是卡繆對世人的忠告：不必做英雄，只要不做瘋漢、瞎子和傻瓜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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