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駱玉明中國的一句成語，叫「怨天尤人」，很常用的。
以情緒強度的次序來說，應是「尤人怨天」。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遇到不如意不公平的事情，譬如受了人惡意的捉弄，免不了要「尤人」，指責旁人破壞了自己的生活。但是，倘若遇到太大的災難，特別是那些無可理喻的災難，我們就不止於「尤人」而要「怨天」了。《詩經》中就有這樣的句子：「民今方殆，視天夢夢。」——人民生計艱難，老天卻是一副昏沉不醒的樣子。元代關漢卿的名劇《竇娥冤》中，那位孝婦無辜地被處死刑，她痛號道：「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
「怨天」不分古今中外，不過洋人是把「天」稱作「上帝」。在人們的這一類怨責中，包含著一種久已習慣的意識：人世的公正和合理，在根本上應該是有保障的，即使我們遭受到某些不幸，歸根結底應該仍會受到「天」或「上帝」的關懷眷顧。總之，人類是被一種超越的偉大力量所愛著。這一種信賴，多少類似於孩童對父母的感情。在基督教中，我們確實看到上帝被描繪成父親的模樣。
相信天或上帝的仁愛，普遍存在於各種各樣的文化中。在古老的時代，恐怕沒有一位哲人像老子那樣，明白地、簡潔而深刻地指明：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芻狗」是草扎的狗，用於祭祀的場合，其意義類似於現代的花圈。當芻狗被鄭重其事地扎成，鄭重其事地放置在鬼神的靈位前，倘若芻狗有知覺，它會以為自己確乎是一件了不起的東西。然而，到了儀式完畢，芻狗就被隨便地扔到路旁，任由人豬狗羊去踐踏。天地間的萬物，莫非如此吧？各自以某種形式存在過，隨後化為殘渣廢料。天地是自然的，自然的世界毫無感情，也就說不上仁愛之心。河裡活著的魚蝦蟲豸，忽然水乾了，多少萬生靈立即枯死。
人類本也受著這規則的支配，卻偏偏自信特別為天意所愛，其實何嘗有甚根據呢？洪水、乾旱或者瘟疫，死起人來就是成千上萬。你若看見大飢荒的國家的兒童們瘦骨根根浮凸於皮膚之下，一群群等著死亡到來，不覺得這正是廢棄的「芻狗」嗎？更殘忍的恐怕是人類自身。一顆原子彈的殘殺圈內，就躺下幾十萬具焦黑蜷曲、不可名狀的屍體。倘若有天意的仁愛存在，又怎能容忍這樣的事實？獲得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美籍
猶太人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寫過一本薄薄的、內涵卻無比沉重的小書，名為《夜：納粹
集中營回憶錄》（Night），記述了他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和所見所聞。
在波蘭的小鎮奧斯維辛所建的集中營，於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間，共殺害了四百萬猶太人和反法西斯人士。那裡的煤氣室和焚屍爐，每天能「處理」六千個生命。作者記述道：當他們被迫看著一個天真可愛的猶太少年同成人一起被吊起在絞刑架時，有人低低地在他身後發問：「上帝現在在哪裡？」而威塞爾本人，也就從這一天起拋棄了他一向虔誠敬仰的「天地萬物之主」。
「天地不仁」，後人常常用來表達一種悲憤的情緒。但在老子的本意，這是對於事實的冷靜說明。天地自然，故不仁，亦未嘗有意加害於萬物。所以人類的殘忍，不能歸於天意，或那個不存在的上帝的意志。並且，老子哲理，總是從自然之道引向政治方面，在「天地不仁」之後，是一句聽起來更為駭人的話：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在《老子》中表示理想的、完美的統治者。這句話非但沒有指斥的意思，相反，還是對理想的政治的描述。在老子看來，「聖人」的統治，就是效法於道。所以他不需要愛人民，當然也不需要仇視人民；他只是讓老百姓自然而然地生活，耕耘紡織，各自度過他們的一生。關於老子的政治思想，後面還將專門介紹，這裡不多說。
也許可以這樣說：相信天或上帝的仁愛，是人類幼稚時期的心理需要。所以上帝被有意無意地描繪得像個父親，祈禱的語言往往像孩童對父親的求訴。在這一虛構的偉大關懷之下，人類建立了面對災難與巨大痛苦的信心和勇氣。
而「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則是一個冷酷的斷定——它令我們注視一位美麗女孩時，會忽然想到老年婦人鬆弛而滿是皺摺的肌膚和垂蕩如破口袋的乳房。然而，這確實是一個智慧的斷定。就老子的本意，雖不是激勵人們有所作為，由此做引申的思考，卻令我們面對事實生活，自己背負起自己的災難與痛苦。在這樣的處境下，人並不一定會失去信心和勇氣，相反可能變得更為堅毅有力。《夜》的作者在拋棄上帝以後，以他的劫後之身，長期而堅定不移地為世界和平、為維護人權而奮鬥，獲得了全世界的欽佩。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贊揚他「是人類的使徒，他傳遞給人類的信息是和平與人的尊嚴。他堅信，世界上正在與邪惡做鬥爭的力量終將勝利」。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可以這樣說：即使個人的生命終將歸於虛無，如祭祀後的芻狗，生的意義卻是由每個人自己決定的；即使人類無法從上帝那裡獲得仁愛與公正，人類還是要為自己選擇合理的目標。
/ 本文摘自 聯經出版之《人生逍遙遊：老莊教我們的自在生命哲學》。/ 駱玉明：祖籍河南洛陽，寄籍江蘇建湖。1951年生於上海。197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因講課風格幽默生動而深受廣大學生喜愛。有魏晉名士之風，愛好圍棋與茶酒。
所著《簡明中國文學史》由荷蘭博睿學術出版社出版，引起西方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與章培恆教授共同主編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參與翻譯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宋元明詩概說》、前野直彬《中國文學史》等論著，並負責各書之最後校定。其他出版作品有《徐文長評傳》（合著）、《南北朝文學》（合著）、《世說新語精讀》、《詩裡特別有禪》等。發表專業學術論文數十篇，其餘散見於中國、香港、臺灣各種報刊雜誌的各類文章數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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