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能 Tenet》： 無知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 盧斯達

用中國話來說，《天能》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放飛自我」的作品。早前幾套作品的劇本都有胞弟編劇家 Jonathan Nolan 聯合創作。到《Dunkirk》（2017）Nolan 已經包辦導演和整個劇本，將「作者電影」的程度推向高峰。

可以將《天能》視為作者「暴走」和相當自我的作品，這也肯定導致各界界對電影褒貶不一。以標準來看，科幻故事 — 包括 Nolan 自己的《Inception》、《Interstellar》— 通常都是在科幻設定之下，講述人文和情感的故事。《Inception》裡面有主角對妻子的悔恨、《Interstellar》則是家庭或人類之愛；蝙蝠俠三部曲更是原著本來就有飽滿的人設，而產生非常的化學作用。

電影就像歷史，是關於「人」，不會有一部電影全時拍攝一顆死寂星球上面的死寂（雖然歷史學也有年鑑學派，在此就先不鑽入去），宇宙必須與人類相關，作為人類的觀眾才會有代入感。一些觀眾對《天能》的不滿，就出自於裡面的角色和人物是蒼白、欠缺感情，認為這部片為了塞滿 Nolan 對時間的設定和「作者簽名」，冷冽異常，忽略了講述「人物故事」這個基本功。

大歷史的操控

Nolan 至此已隱藏不了電影作者的王者式自戀、操控狂（無人知道完整劇本）以及自我膜拜（自我致敬）。《天能》對他來說，是一個精緻的模型迷宮，裡面的人物固然是多少帶有裝飾性，一切都是為了呈現這個劇本和概念有多複雜而自圓其說，有時你會覺得他為複雜而複雜。

然而《天能》也是講人的，而且作為此時此刻的香港人，也可以從中得到多少感悟。有很多人包括自己都會發牢騷：究竟黎明之前的黑暗（這句大概是梁天琦看完蝙蝠俠之後，在集會上引用而在政治圈子變得知名）何時過去；有時人們又會討論，如果過去我們不是做了某些事，今日的政治狀況會否沒那麼壞？

有時人們會恐懼，如果我們決定做某種事，大局會否因而急速變壞？因為大家處於時間之中，或我們對時間一向線性理解，而時間觀念會垂下一個無知的黑幕，你永遠看不到下一格，也不知道自己不斷向前能否改變歷史，還是不過成就了大歷史的操控。我們永遠無法肯定，自己當下的存在和反抗是否「有用」。

《天能》就是嘗試解答這個問題。

按步就班的銜尾蛇

簡單來說，《天能》的世界是一條銜尾蛇，現在和未來平衡並互相吞食和交織。透過一堆據說是未來人留下的逆熵機，人和物品可以逆時而行；一開始展示的是一顆子彈，後來是一個人，再後來是一支軍隊；一開始是子彈逆行，後來是可以將整個宇宙逆行，將宇宙消滅萬物，以此拯救未來生態敗壞的地球。

一開始我們認為「演算機」、俄羅斯佬和背後的未來恐怖份子，就是這部疑似特務片的 antagonist 和未解之題；但後來我們發現，諸主角一開始經驗的東西，其實是後來逆行的自己，於是他和逆行回來的自己扭打在一起；黑人主角一開始以為自己是被吸收進「天能組織」，但其實是在他處理「未來危機」時招募了拍檔，自己招募了自己，他才是組織的首領。

導演透過拍檔 Neil 不斷提醒觀眾，發生了的就是發生了，這就帶出了中心的悖論，整個故事講不通，因為它想呈現「這個劇本就是一個悖論」。未來恐怖份子、「演算機」和「旋轉門」是引起整個故事的元件，我們被告知，這些東西是由不懷好意、想殺掉自己祖父的孫輩傳送回來。未來其中一個對《天能》最主流的解釋是，黑人主角在未來通過逆行培養了過去的自己，創立了天能。就像黑人在機場自由港遇到逆行的自己、女人在遊艇看到逆行回來的自己跳下水；因為「現在」的主角，根本消化不到來自未來的訊息；要學習到未來，就只能按步就班演下去，才能水到渠成；有很多知識和思考在當下根本「不需要」。

另一個更黑暗的解釋是，其實未來恐怖份子似乎就是今日的天能組織。天能組織必須擁有一個成立的原因，那就是處理來自未來的危機；所以未來的天能組織就必須逆行回去製造危機，也就是使用他們手上拿到的逆時科技，而他們的中間人就是俄國佬，俄國佬就是擔任那道「旋轉門」的角色。有了危機，就有解決危機的天能組織；有了解決危機的天能組織，才有發動危機的未來恐怖份子。

所以一開始主角聽到，有未來的恐怖份子想毀滅世界，可能是假的，因為恐怖份子正是他們自己；但情報員不能告知實情，否則就像主角在自由港場景跟自己扭打，如果當時看到自己的臉，而不是蒙面的自己，他們就會停止行動，大喊 WTF，銜尾蛇就接不上頭和尾。所以情報員會不斷強調「說謊是基本程序」、「無知才是你的力量」。你要走到未來，你必須行動，並且是按步就班的行動。

被未來培育的自己

其實拋開複雜的劇情設計，用人話都可以嘗試解釋這個邏輯。任何組織，不管是國家本身、特務或者政府部門，都會製造危機給自己解決。一個組縮裡面都分幾十條線，每一條線都不知道其他線路在做甚麼。一些人在裡子製造危機、扮演恐怖份子，一些人則在表子解決危機、攻打恐怖份子。歌劇院襲擊固然是重演了黑幕重重的車臣恐襲。歌劇院恐襲之後，就是俄羅斯種族屠殺車臣地區；奧斯奧的飛機撞擊則隱喻 911 襲擊，因為自由港的職員表示過這個倉庫「按照五角大廈設計」，撞擊之後就是美國攻打伊拉克。

如果兩件事都是銜尾蛇，就是隱然指向策劃者不只是恐怖份子，或者恐怖份子的構成也很複雜。而現實中的拉登，在最早的時候也是接收 CIA 的援助反抗蘇聯。在此亦可以說，911 的兇手是 CIA 自己豢養出來的毒蛇，亦即 CIA 自己。一開始的歌劇院恐襲，烏克蘭軍方根本知道 CIA 有臥底、俄羅斯佬本來也是英國情報管的線人，這又是非常冷酷的一筆。

不管培養正向時間主角的組織是天能，或者內裡是天能扮演 / 資助的恐怖份子都好，這些「沒有情感」的角色，都是在總結一個人的存在處境。當時間是一條線性、有一個叫做「未來」的概念，即今日的事情亦早已發生；在你行動之前，你行動的結果就已經寫在牆上。時間停止、時間逆轉、世界毀滅、命運是否早就決定好，日本的《JOJO 奇妙冒險》就已經探討過很多，只是不以特務片的骨架呈現。既然人類一向是以線性的假設去思考時間和歷史，思考下去就會變成虛無主義，人只是自以為有選擇，其實是從來沒有。

Nolan 的設定是發生了已經發生了，但他強調人在「此際及當下」必須安於無知、並且繼續演好自這個被未來培育的自己。劇本也許一早已經寫好，但人用努力「送頭」、前仆後繼的送頭，證明自己的能動性。即使知道巨頭會在山頂滾下來，這一刻還是要推。像一條盲目的銜尾蛇，對命運和時間作盲目的抗爭。只有盲目，才能抗爭，才能獲得未來的青睞，才能存在於這一刻。

「然後呢？」
「無知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這十年二十年，香港經歷的策略辯論，也是一個如此的大悖論。某些價值觀和思想浮起、兵戎相見，會帶來整個世界毀滅；保守派會認為，既然毀滅早就已寫在劇本的未來，「一國兩制」就要盡力守好，盡量將諸神的黃昏推遲，除此之外，任何抵抗都是徒勞無功；有任何新動作，社會賢達都會問：「然後呢？」因為人類對自己此刻的「無知」感到恐懼，他們無法理解為何有人明知如此都繼續「送頭」。

然而「送頭」就是安於無知，演好這一刻的劇本，蒙著眼等待未來的接引。賢達崇尚理性，崇尚時間表和路線圖，認為無法想通來龍去脈，就不應行動；然而在時間的幕下，每個人都被謊言和時間的幻覺包圍，沒有人可以擁有超越悖論的上帝視覺，有限的人，就接受了自己的有限，在無知中繼續行動。

這就是現在有人說的那句；不是因為有希望才堅持，而是因為堅持才有希望；不是了解一切才去生活，而是不了解一切都要嘗試生活。如果有人問：「XXXX 了，然後呢？」我們找到了一句更合適的回應：「無知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天能-tenet-放棄過剩思考-按步就班按照劇本行動/

蒙古再想像

/ 區家麟

當你手上只拿着槌子，你會以為所有東西都是釘；當你每天高呼民族自豪，若耳邊響起聽不懂的語言、牆上掛着扭曲的文字，你就想一槌打下去。

近日，內蒙古學校減少蒙古語文授課，尊崇普通話，引發蒙古族人憤怒，罕有爆發罷課；迪士尼電影《花木蘭》上映，國人驚覺原來代父從軍的孝順女兒是鮮卑人，北魏是鮮卑人侵佔中原建立的國家。日本歷史學家杉山正明更會認為，中國的分裂時期比你想像中更漫長，若以唐玄宗時代南北對峙的分裂局面起計，中間經歷五代十國，北宋積弱又不算大一統的話，這時期的中國「分裂」，歷時530年，南北疆土才再度整合「統一」，那位皇帝也不是漢人，他叫忽必烈。

課程裏的中史，必定曾在學生腦海湧起大堆問號，明明是蒙古人打下的江山，為何變成中國的元朝？為什麼明明是襄陽陷落國破家亡，有些書本裏的中國版圖卻劃至西亞？

杉山正明書寫的蒙古史，叫人不要拘泥於中國古代「王朝輪替」的正統史觀；宏觀地看，那個版圖從東海到西亞的國家叫「大元汗國」。忽必烈建立的蒙古帝國有三大支柱，中國江南的雄厚經濟力乃其一；中亞波斯的穆斯林商旅，則打通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中亞草原的蒙古軍事力，則打通了通訊基建，促進文化交流融合。杉山正明形容，忽必烈改造了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融合了草原軍事力、中華經濟力、以及穆斯林商業力，中華文明是三條支柱之一。

也不要忘記，馬可孛羅書寫那個令歐洲人嚮往的盛世中國，正是蒙古人治下的中國，馬可孛羅寫的可能是大都，而大都正是日後朝代北京首都圈建設的雛形。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明朝鄭和下西洋事迹，正是繼承蒙古人與波斯商人的海上絲路，鄭和本人是穆斯林，祖輩來自中亞。

當年行銷全世界，歐洲人視之為瑰寶的青花瓷器，也是在蒙古一朝發揚光大。中國瓷器沒有塗上圖案的傳統，那是波斯與阿拉伯人喜愛幾何線條紋飾；青花瓷鈷料的鈷藍色礦物中國也沒有，乃來自波斯；而深藍與白則是蒙古人的品味，是他們建立的全球化物流網絡，令青花瓷器產業化，變成行銷全球的高級商品。

杉山正明寫的蒙古史，有論者認為證據未夠確鑿，忽必烈是否有這種策略宏圖，甚有疑問。但以這種宏觀亞洲視野重塑蒙古人事迹，無疑一新耳目。

明白了沒有什麼是自古以來，明白了歷史都是勝利者所書寫，會對少數民族多一分尊重與謙卑、對歷史多一分溫情與敬意。

https://hk.appledaily.com/author/16634496/%E5%8D%80%E5%AE%B6%E9%BA%9F/

平等的歷史議題

/ 李怡

一些網友回應拙文，指美國獨立宣言和世界人權公約都提到「人人生而平等」。

實際上獨立宣言在這一句之後，講的是「造物者賦予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人權宣言和兩個人權公約講的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是權利平等而不是起點平等。

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說：「所謂的平等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第一，結果平等（不可能的）；第二，起點平等（也不可能）；第三，機會平等（不完全可能）；第四，規則平等（比較可取）。」

但人類的生存所需主要體現在衣食住行的物質生活上，因此自古以來，貧富不均，就是人類社會最受關注的問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分配平等理論出現，1917年俄國革命的實踐，使這種平等的理想似乎可以實現了。

1920年代社會主義思潮在西方和中國風靡一時，中國國學大師王國維對此思想提出質疑，他在1924年寫道，社會主義所講的均產，是「將使國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頃即見矣。」

可惜這段睿智的話，沒有被社會注意。1945年，英國作家奧威爾說：「所有的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也是同樣意思。

追求分配平等必然產生另一種「不均」和「更平等」，這種「不均」和「更平等」就是「少數人使均之」的權力。「更平等」的不是金錢而是權力——可以控制一切包括所有資源、包括人的自由和生死的權力。

社會主義宣稱生產資料公有制，但使之實現的就是權力私有制。金錢是可以量化的，貧富不均也可以量化，但權力不可以量化。當權力成為衡量社會地位和操控一切的準則，分配平等就被拋諸腦後了。社會主義在任何國家「實現」之後，專政必然剝奪人民包括尊嚴與權利的所有平等，權力成為唯一競逐目標，一方面逐漸使專政走向極權和獨裁，另方面社會價值觀就將人等級化，分成十等或以上，道德沉淪。

1944年，經濟學家海耶克提出：人類追求平等的理想，實際上是「通往奴役之路」。財產私有不可怕，因為金錢會向窮人開放；權力私有非常可怕，它不可以量化，而且永遠不會向無權者開放。

海耶克說：「在這個世界上，平等待人和試圖使他人平等這兩者之間的差別總是存在。前者是一個自由社會的前提條件，而後者意味着『一種新的奴役方式』。」在保障財產私有的自由社會，儘管貧富不均，但所有人大都能夠平等待人，但在社會主義社會，或習慣了在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人，即使到了自由社會，也往往以等級觀念待人。

自從有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繼而有「國家民族社會主義」的納粹德國，人類百多年來就被自由對抗奴役、民主對抗極權的歷史主宰。儘管社會主義的實踐在大多數國家敗亡，但社會主義追求平等的意識形態的延伸，包括社會主義民主、福利主義國家、無差別的平等、劫富濟貧、大愛精神等等仍然在西方社會意識中佔據道德高地，反歧視的平權思想催生出的逆向歧視（即從保護少數逆向為歧視多數）亦大為流行。當政治正確設下越來越多禁忌，自由也就褪色和趨於泯滅。與之對抗的是美國傳統的保守主義。這是在意識形態上，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差別和抗鬥。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911/GI6OKGZ55FCYLGTJF7CVESTI6E/?fbclid=IwAR0pU4X-MarxZs4mSRJxReeVlWdfnlssVX7lu8lRMAO5jFJlwfe57yRfDwE

沒用的聰明人

/ 林沛理

最近重讀錢鍾書的《圍城》，如珠的妙語中有一句特別刺人：「我問你這聰明人，要什麼代價你才肯做傻子？」

張愛玲甘心做性捕食者胡蘭成的獵物，多年後寫成的《色，戒》既慨嘆女人的賤，更痛罵男人的狠。出身富裕家庭的捷·古華拉（Che Guevara）深信只有在全球發動革命才可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連根拔起，他一次又一次走上革命之路，最後在玻利維亞遭當地的軍隊處決。冒險家馬洛里（

George Mallory）在嘗試攀登珠穆朗瑪峰之前是名人，之後是傳奇。他在途中失蹤，屍體七十五年後才被發現。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為同性戀人與整個保守社會翻臉，結果鋃鐺入獄，身敗名裂，鬱鬱而終。

這些聰明絕頂的人有一共通點，他們都為愛而傻，英文的說法是「fools for love」。不管是自私的愛情，抑或是對全人類的大愛，還是那股無以名之、要挑戰自己和征服大自然的熱情，愛令這些聰明人飽受愚弄、屈辱、折磨和摧殘，甚至萬?不復。

蘋果公司的喬布斯（Steve Jobs）二零零五年在史丹福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題為《死之前該怎樣活》(How to live before you die)，一度在網上瘋傳。他告訴在座的畢業生，人必有一死，所以應該一無所懼追求自己的夢想；更期盼他們「常懷渴求與赤子之心」(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香港向來盛產善於向上爬與深懂致富之道的聰明人，直至最近隨著社會的急速政治化和激進化，出現了一批「有用的傻子」。然而香港畢竟是香港，在這裏，「沒用的聰明人」遠比「有用的傻子」多。這些「沒用的聰明人」有財閥、大學校長、各界翹楚和社會精英，當其生於斯長於斯的社會走向分裂和沉淪，他們選擇隔岸觀火和明哲保身。有的為保清譽，甚至選擇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當然，做「沒用的聰明人」總比做「有用的傻子」好，這是肯定的。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思維及其他專欄/2020-36/1599102864506/沒用的聰明人/專題/薄評厚論

崇拜亦有分別

/ 陶傑

中國歷代行帝王君主制，天子在位，聖旨就是一切，此所謂「九五之尊」。但是天子在金鑾殿的聖旨只是國家大政，由宰相與各部官員具體執行。

而且中國皇帝的聖旨，絕不等於聖經裡的金句或可蘭經阿拉的旨意。因為中國文化儒佛道三家，皇帝只是「天子」，也就是說舉頭三尺，另有神明，皇帝的話，不必在全國的書院與農田之間，由士人到百姓無一例外，個個都要「學習」。

不論唐太宗還是朱元璋，不論漢高祖還是康熙皇帝，至少口頭都聲稱以孔孟學說為尊，都沒有自己的思想。

朱元璋並無「朱元璋學說」，但明朝一代有王陽明為儒家另開途徑，成為「理學」。王陽明的理學在明朝朱姓皇帝管治之下，可以自由宣播，因為理學是儒家思想的延伸，而儒家價值觀與皇帝的信仰並無衝突。雖然到了明朝，儒家的執行已經與孔孟兩千年前，有很大的分別。

因此帝王個人專權，不等於帝皇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只在宗教裡有。

如基督教，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穌還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耶穌以如此權威自命時，三十歲還不到。

但耶穌是基督教的開創教主，耶穌這樣講之前，帶著十二門徒周遊巴勒斯坦和加利利，講了很多人生的智慧和道德，真的能吸引信眾，成為一股民間的感召力量。

佛教開創者釋迦牟尼，據說剛出生，走了七步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了一句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然後就不說話了，變成普通的嬰兒。所以釋迦牟尼另有童子像。

當然，以現代生物理論，此一「神蹟」不可能。但這不重要，因為釋迦長大後喜歡孤獨沉思，年輕時讀書精進，精通宗教、哲學、數學，甚至武術，樣樣都第一流水準 。

釋迦在皇宮裡始終不快樂，只考慮人生去來問題。他還思慮：宇宙萬物，從何起源？釋迦少年時有這樣的氣質和學問根底，而且有宣播智慧的對話紀錄。與耶穌一樣，釋迦牟尼成為佛教始祖，那句「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宗教開創人的自信。

基督教和佛教都經歷了兩千多年的考驗。雖然幼嬰生而能言，並無科學根據，但他的影響力，兩千多年卻卓有信證。

中國的毛澤東也曾一度想效法宗教教主，豈知 1976 年死亡之後鄧小平復出，起用胡耀邦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已經否定了整個「毛教」。

如果毛澤東可以做教主，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即是笑話。若毛澤東那個萬壽無疆的宗教代表了智慧，對毛澤東的紅衛兵狂熱，不會隨著毛澤東死亡煙消雲散。

因此「唯我獨尊」這四個字，古今中外，能擔當得起的，只有耶穌和釋迦牟尼兩人。他們之後，千百代的信徒，都不敢講這四個字。

這就是個人崇拜造成的極權，與個人崇拜的宗教有根本的分別。

https://www.cup.com.hk/2020/08/25/cult-of-personality/

為什麼要做好人？

/ 郭柏年

【明報專訊】德福一致是人類的宿願。我們總希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現實更多時候是背道而馳。惡人當道，義人蒙難的例子俯拾皆是。由此，「為什麼要做好人？」似乎是所有人都必須思考的人生課題。下文將討論一些常見的講法，供讀者思考。

先從問題的對象和預設開始。誠如哲學家尼爾森（Kai Nielsen）所言，質問「為什麼我要做好人？」的人，不一定是十惡不赦之徒，也不必是個認為世上沒有客觀是非標準的道德虛無主義者。就如你我一般，他們大都不會否定道德標準的存在，甚至很明白社會上道德規範的理據，但就是認為自己不見得有必要遵循。換言之，他們只是一些做了壞事也不會內疚，覺得損人利己並無不可的普通人。面對這種「普通的壞人」，我們能提出什麼理由證明他們應該道德（下文開始將會把「為何做好人？」與「為何道德？」兩者視作同一問題）？再者，當嘗試以理由證明人應該道德的時候，比較恰當的做法是提出一些「非道德理由」（non-moral reason），好像經濟、個人利益，或美學上的理由等等，而不應為「道德理由」（moral reason），否則便會犯上乞題（question-begging）的謬誤。例如有人質疑為什麼道德要求我們孝順父母，你說回報養育之恩才是道德上正確的話，此舉只是將「孝順才是道德」這個預設重申一次，沒有任何證成力量。最後，以上的想法其實預設了「非道德理由」比「道德理由」有更根本的地位，前者足以證明後者是合理的行動（Nielsen, 1984, p.81-83）。

那麼，有什麼理據可用以證成我要做好人？於此大致有三類論據：第一類是訴諸超越的形而上標準，例如宗教，或客觀自存的道德律令。其次是社群的考慮，指出道德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基石，令所有人受惠，所以我們理應遵從。最後是着眼個人利益，相信長遠來說道德是爭取自身利益的最佳方法。由於第一類理據涉及抽象煩瑣的形而上學細節，礙於篇幅未能討論。下文將探討「社群」與「個人」兩類說法的理據。

個人惡行能摧毁社會穩定？

說道德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基礎，當中的道理明顯不過。相比於互相傷害、毫無秩序的混亂狀態，道德規範旨在使人們和平共存，讓社會順利運作。既然我們都不希望身處危險而無序的社會，因此任何理性的人，都應該服膺道德的規範。於此尼爾森指出，這種想法其實只能夠說明「我們」應該道德，而不是「我」應該道德（Nielsen, 1984, p.84）。社會穩定是大家的共同目的，因此從群體考慮，我們應該致力製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讓大家好好生活，這沒有問題。可是從個人的立場而言，情况卻不必如此。只要社會上大部分人都奉公守法、依道德而行，零星偶爾的壞事，根本不會對社會有太大影響。我個人的惡行並不會有如斯的破壞力，足以摧毀社會穩定。其實壞人不必然是全日無休的，他可以選擇在不被發現與安全的情况下做壞事。簡言之，這其實是搭順風車（free rider）的問題。就以考試作弊為例，如果所有考生都作弊的話，整個考試制度便再無公信力而崩潰，無人得益。但當絕大部分考生都安分守己，我又有信心騙過考官的話，既不會損害整個考試制度，個人而言又有利無害，那為什麼不作弊？由此可見，群體利益未能有效證明個人理應做好人。

道德的人更快樂幸福？

有論者認為，道德的人生會更快樂幸福，是以我有理由做好人。於此有兩種基調接近但重點相異的想法，其一是自利主義。明智的自利主義者相信，雖然凡事只以自身利益為先，短期內能獲得好處，但情况一旦持續，便會遭他人排斥唾棄。因此長遠來說，依社會道德規範做個利他的好人，才能好好的與人相處，達至美好的生活。另外，也有論者強調道德與幸福的緊密關係，深信不道德的人不可能快樂。親情、友情、愛情，這些都是幸福人生的重要元素，而一個不考慮別人感受、自私自利的壞人，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與愛人。反之，好人才可以擁有這些價值，所以我有理由道德。以上兩種論點無疑耳熟能詳，亦看似合理，卻有一重大缺陷，就是與現實不符。認真反省，定必發現實際生活中壞人往往衣食無憂，甚至飛黃騰達。好人卻總是生活困苦，無所依靠。前者反證自利主義者的計算失誤，後者顯示現實上道德與幸福其實並不如想像中密切扣連。就此尼爾森提出了這樣的反例：想像一群邪惡的精英統治者，他們視其下屬與人民為棋子，恣意操控，不理其死活。可是在這群統治者的小圈子之間，仍然可以有真誠的關係，有所愛的家人與真正的朋友，親情、友情、愛情等元素一無所缺（Nielsen, 1984, p.88）。面對這些已坐享名利、權力、美滿家庭的壞人，我們似乎再沒有方法證明他還有什麼理由要做好人。

怎樣的論證策略行得通？

不管從社群或個人觀之，似乎都未能完全說服我為何要做好人。到底問題出在哪裏？哲學家文貝利（Thomas. C. Mayberry）認為，我們的論證策略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為什麼要做好人？」這問題不能以理由證成的方式回答。首先，證成的理由可以無窮追溯。如果某人問：足球有什麼價值？無論你提出任何理由，好像強身健體、鍛煉意志，別人總可以進一步質疑此等說法，即使你再提出其他更基本的理由，他仍然可以追問下去。要避免無窮追溯，唯有指出一終極理由，就此停止。上文的論證策略，就是以社群或個人利益為最後理據。不過文貝利認為，這種以「非道德理由」（社群或個人利益）為終極理由來證成道德的方法，注定徒勞無功，因為此舉預設「非道德理由」比「道德理由」更為基礎，但這根本是錯誤理解道德的本質。假若某人是因「非道德理由」而與人為善，我們應當質疑他是否真的是道德之人。文貝利舉例說，如果某人只是出於自利而信守承諾，那他其實不明白承諾為何物。承諾的道德意義，正在於明知有損自身利益仍然一以貫之（Mayberry, 1978, p.364）。
道德訓練 內心的改變

倘若證成策略此路不通，如何是好？要回應「為什麼要做好人？」，文貝利認為只能以說明、教導的方式入手。換言之，我們應向質疑者描述道德生活的內容，引導他們明白道德的意義（Mayberry, 1978, p.364-366）。文貝利相信，「如果你不明白為何傷害別人是錯的話，你需要的不是證明而是說服，不是理據而是道德訓練，不是證成理由而是明白何謂道德，你需要的是內心的改變」（Mayberry, 1978, p.368）。我認為具體而言，最好的方法也許是從實踐中體驗道德活動的價值。就如要令人明白足球運動的價值和意義，與其長篇大論列舉足球的外在價值，倒不如直接和他看一場精彩的球賽，甚至邀請他親身踢一場，體驗足球為何物，反令他更容易決定是否投身足球運動。不過我必須指出，承認這種道德觀，其實也必須接受一無奈的真相：世上總有對道德無感的人，就此你是沒有任何文明的手段可改變對方的。

未能以理由證成「為什麼要做好人？」固然令人灰心，卻至少為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人類是理性的動物，但理性從來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道德是選擇要成為怎樣的一個人，希望過怎樣的人生。除理由外，更關乎際遇、情感和意志。企圖單純以理性解決「為什麼要做好人？」這個人生的重大議題，或許從一開始就只是將人生過分簡化的錯誤。

參考資料：
1. Nielsen, K.（1984）.Why should I be moral? Revisited.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1 (1), 81–91.
2. Mayberry, T. C.（1978）.On "Why should I be moral?".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 (2), 361–373.

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00830/s00005/1598724773175//三松閣-為什麼要做好人?

屠龍之技

《莊子》〈列禦寇〉裏有一個很簡短的故事：「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單」通「殫」）就是這麼三句。我說「簡短」，意思不同於「簡單」，因為這個故事雖然只有三句，但涵義豐富，值得斟酌細味。

驟看，故事說的不過是某人花了大量金錢和時間去學一些毫無用處的技能；果真如此，它表達的道理豈非只是「不要花金錢和時間去學無用的技能」或「花金錢和時間去學的技能，必須是有用的」？問題不是道理太簡單，而是這樣的道理不合乎道家旨趣（〈列禦寇〉屬於《莊子》雜篇，應該不是莊周所著，但它包含的義理大抵上仍是道家的）。

以道家對人生活動的了解而言，「有用」與「無用」不是絕對的，要看情況，而莊子亦有「無用之用」之說。看來有用的，可以其實無用；看來無用的，可以其實有用。此外，此一時無用的，彼一時可以有用；反之亦然。所以，也許屠龍之技在某個情況下是有用的，而它的用處並不依賴龍的存在 — 屠龍之技不一定要用來屠龍，例如應用於解牛可能也大有幫助呢！

那麼，「朱泙漫學屠龍」這個故事有甚麼深刻道理？我認為故事的重點是朱泙漫的執迷：他不但散盡家財去學屠龍之技，不但學了漫長的三年，而且三年後仍然相信有龍。讀者可能會反駁：「故事不是說『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嗎？他學無所用就是因為根本沒有龍啊！」這裏我們要分開兩個觀點。說「他學無所用就是因為根本沒有龍」，這是從客觀的觀點看；事實上沒有龍，因此他學會的技能便派不上用場。然而，從朱泙漫的主觀觀點看，他「无所用其巧」，是由於找不到龍去屠，而不是由於龍不存在。

朱泙漫能學三年之久，就是因為他深信有龍，這是他學習的動力；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學了三年後，有一天便忽然不再相信世上有龍了（雖然再過一些年月他可能慢慢覺悟）。還有，正正因為深信有龍，朱泙漫不能將屠龍之技與龍分開，因而不會想到將學成的技能應用到屠龍以外的事情上 — 一日找不到龍去屠，他便一日嗟嘆「无所用其巧」。我說的「執迷」，就是這個意思。

那位屠龍師父支離益分明是騙子。跟很多騙子一樣，他用來吸引人受騙的是「秘技」。今天有人靠傳授紫微斗數「秘技」或哲學「機密知識」來騙人錢財，遠古的「秘技」則是屠龍之技，何足怪哉？共通之處就是這個賣點：來跟我學吧（但請先付錢），學了你就會變得強大。願者上釣。

/ 魚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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