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過去的一月四日，為卡繆逝世的六十周年與三毛遠離了滾滾紅塵的三十周年，他們的影響力仍然以不同「叛逆」的面貌呈現在讀者的眼前──「反抗」與「荒謬」一直都是他們的作品的代名詞。
《撒哈拉的故事》的英文譯本首次在2019年出版，三毛的傳奇得以在英文讀者的世界裏流傳。在糾纏不清的疫情影響下，卡繆的作品如《鼠疫》及《反抗者》的作品等，成為了我們在面對孤獨和隔離時候的時代讀物。
三毛的作品常被評論為文學性不足，而卡繆的哲學理念亦被沙特在1952年的《摩登時代》期刊裏批評為：「《反抗者》的出版會否就是用來證明你在哲學思想上的貧乏？」卡繆的荒謬主義一直被學術界劃定為一種不嚴謹的哲學，而三毛的文學作品都只被認為是消遣小品，但是他們都是熱愛生命與生活的人，他們筆下的理念和故事都是為了毫無修飾地呈現生活的本質：一種荒誕的荒謬感。這一種撲朔迷離的存在危機，糅合卡繆在《反抗者》裏的「形而上的反抗」思想，可以體現於三毛在《撒哈拉歲月》內的一篇散文〈啞奴〉（原作收錄在《哭泣的駱駝》）。
主人與奴隸的荒謬
在《反抗者》中，卡繆這樣描述一個「形而上的反抗者」所擁有的特質：「形而上的反抗，是人起而對抗自身情況與人類全體情況的行動，之所以形而上，是因為它對人的最終目的與創造提出質疑。」在卡繆的哲學系統裏，當人們在實行「形而上的反抗」的時候，他們反抗的不只是他們自己所面對的不公義情況，同時亦在反抗世界上一切的荒謬。他形容所有抗爭的開端都是個人的，每一個反抗者在還沒有反抗意識之前都只是一個奴隸；在他們洞悉到自己正在承受不公平的待遇以後，才衍生出一種個人的反抗情緒。此刻仍然是奴隸的他們看見了其他亦在被壓迫的奴隸後，而得到覺悟再蛻變為一個真正的反抗者。
無企圖的偶然與巧合
這亦是為甚麼卡繆在《卡繆札記Ⅰ1935-1942》裏寫下：「我並不會在自己的糾結中盤旋，而是先由外在的世界演化到自己的內在，再由內在反饋到世界的現象。」奴隸在成為反抗者之前，首先要認清及確立自己與主人亦同樣是奴隸的身分，因為主人需要依賴奴隸的存在，才可以擁有屬於「主人」的身分。雖然有一些現象學家會認為卡繆的論述跟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有著類近的哲學邏輯，而確實卡繆亦沿用了黑格爾的論證作為基礎，但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裏提倡著一個可以打破主奴關係之間的輪迴的可能性，就是讓主人與奴隸同時認知自己只是一個個體的身分，從而分散他們的階級之分。在卡繆的思想中，可能性的存在本來就是違背了荒謬的本質，因為其中的「可能」已經屬於其中一個的解決方法，而荒謬亦再也不可以歸類為荒謬；一個存在著企圖的行動已經無法對抗荒謬，因為荒謬只可以在無企圖的偶然與巧合之間瓦解。
〈啞奴〉裏的反抗者
在三毛的〈啞奴〉裏，她描述了自己與一個被撒哈拉威大財主所擁有的黑人啞奴之間的認識與分離。這一個故事已經被後殖民主義學者用以解讀，但是在卡繆的荒謬主義的詮釋上，啞奴自身的「反抗」經歷仍然有待分解。啞奴在故事中作出了卡繆所形容為的「形而上的反抗」，而有別於我們在日常自願接受的社會契約，啞奴是一個真正需要侍奉主人的奴隸。由於一個革命家需要感同身受別人的窘況才可以成就一個革命，牢困在主人家中的啞奴只可以運用「形而上」的方式來進行反抗──那是一場個人的反抗。啞奴接受自己是奴隸的命運，他透過對於家人的愛和照顧，進行了一場思想上的反抗。
想像的權利
對於卡繆而言，反抗荒謬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接受自己是奴隸的命運。啞奴明白到一場行動上的革命在現階段是不可行的，所以思想上的反抗就是他現在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在故事的最後，啞奴被賣到另一個富戶家庭裏去，而三毛是這樣形容當時離別的情況：「幾個年輕人上去捉住啞奴，遠遠吉普車也開來了，他茫茫然地上了車，手緊緊的握在車窗上，臉上的表情似悲似喜，白髮在風裏翻飛著，他看得老遠的，眼眶裏乾乾的沒有半滴淚水，只有嘴唇，仍然不能控制的抖著。」啞奴臉上那似悲似喜的表情，會否亦是薛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峰時的神情？當薛西弗斯知道自己快要成功把石頭推到山上的終點時，他是快樂的。但當他意會到在結束了以後石頭就會從山上滾下來的時候，那一刻的他是悲慟的──薛西弗斯每一天都要承受著宙斯所判予的懲罰。除了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裏所述：「我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我們亦應當想像啞奴和他的家人是快樂的，因為如果是想像的權利亦被扼殺，我們就失去了反抗一切荒謬的機會。
卡繆與三毛都經歷過一段被放逐的歲月，卡繆的阿爾及利亞、三毛的撒哈拉沙漠，他們亦明瞭到自然的規律都是由混亂和紛爭所組成的。當失去了正常，一切都也只會是荒謬。鄉愁成為了我們的呼吸，荒謬埋藏於混沌之中──或許死在一月四日也不錯。
參考文獻：
三毛（2010）。《撒哈拉歲月》（頁341）。台灣：皇冠文化。
嚴慧瑩（譯）（2017）。《反抗者》（頁44）（原作者：Albert Camus）。台灣：大塊文化。（原作出版年：1951）
嚴慧瑩（譯）（2017）。《薛西弗斯的神話》（頁188）（原作者：Albert Camus）。台灣：大塊文化。（原作出版年：1942）
Camus, A. (1963). Notebooks, 1935-1942. (P. Thody, Trans.) (1st ed., p. 76). New York: Harvest/HBJ Book.
Sartre, J.-P. (1964). Réponse à Albert Camus. In Situations IV (p. 108). Paris: Gallimar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2)
/ 林靖風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三毛與卡繆-荒謬的一月四日/
三毛的作品常被評論為文學性不足，而卡繆的哲學理念亦被沙特在1952年的《摩登時代》期刊裏批評為：「《反抗者》的出版會否就是用來證明你在哲學思想上的貧乏？」卡繆的荒謬主義一直被學術界劃定為一種不嚴謹的哲學，而三毛的文學作品都只被認為是消遣小品，但是他們都是熱愛生命與生活的人，他們筆下的理念和故事都是為了毫無修飾地呈現生活的本質：一種荒誕的荒謬感。這一種撲朔迷離的存在危機，糅合卡繆在《反抗者》裏的「形而上的反抗」思想，可以體現於三毛在《撒哈拉歲月》內的一篇散文〈啞奴〉（原作收錄在《哭泣的駱駝》）。
主人與奴隸的荒謬
在《反抗者》中，卡繆這樣描述一個「形而上的反抗者」所擁有的特質：「形而上的反抗，是人起而對抗自身情況與人類全體情況的行動，之所以形而上，是因為它對人的最終目的與創造提出質疑。」在卡繆的哲學系統裏，當人們在實行「形而上的反抗」的時候，他們反抗的不只是他們自己所面對的不公義情況，同時亦在反抗世界上一切的荒謬。他形容所有抗爭的開端都是個人的，每一個反抗者在還沒有反抗意識之前都只是一個奴隸；在他們洞悉到自己正在承受不公平的待遇以後，才衍生出一種個人的反抗情緒。此刻仍然是奴隸的他們看見了其他亦在被壓迫的奴隸後，而得到覺悟再蛻變為一個真正的反抗者。
無企圖的偶然與巧合
這亦是為甚麼卡繆在《卡繆札記Ⅰ1935-1942》裏寫下：「我並不會在自己的糾結中盤旋，而是先由外在的世界演化到自己的內在，再由內在反饋到世界的現象。」奴隸在成為反抗者之前，首先要認清及確立自己與主人亦同樣是奴隸的身分，因為主人需要依賴奴隸的存在，才可以擁有屬於「主人」的身分。雖然有一些現象學家會認為卡繆的論述跟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有著類近的哲學邏輯，而確實卡繆亦沿用了黑格爾的論證作為基礎，但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裏提倡著一個可以打破主奴關係之間的輪迴的可能性，就是讓主人與奴隸同時認知自己只是一個個體的身分，從而分散他們的階級之分。在卡繆的思想中，可能性的存在本來就是違背了荒謬的本質，因為其中的「可能」已經屬於其中一個的解決方法，而荒謬亦再也不可以歸類為荒謬；一個存在著企圖的行動已經無法對抗荒謬，因為荒謬只可以在無企圖的偶然與巧合之間瓦解。
〈啞奴〉裏的反抗者
在三毛的〈啞奴〉裏，她描述了自己與一個被撒哈拉威大財主所擁有的黑人啞奴之間的認識與分離。這一個故事已經被後殖民主義學者用以解讀，但是在卡繆的荒謬主義的詮釋上，啞奴自身的「反抗」經歷仍然有待分解。啞奴在故事中作出了卡繆所形容為的「形而上的反抗」，而有別於我們在日常自願接受的社會契約，啞奴是一個真正需要侍奉主人的奴隸。由於一個革命家需要感同身受別人的窘況才可以成就一個革命，牢困在主人家中的啞奴只可以運用「形而上」的方式來進行反抗──那是一場個人的反抗。啞奴接受自己是奴隸的命運，他透過對於家人的愛和照顧，進行了一場思想上的反抗。
想像的權利
對於卡繆而言，反抗荒謬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接受自己是奴隸的命運。啞奴明白到一場行動上的革命在現階段是不可行的，所以思想上的反抗就是他現在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在故事的最後，啞奴被賣到另一個富戶家庭裏去，而三毛是這樣形容當時離別的情況：「幾個年輕人上去捉住啞奴，遠遠吉普車也開來了，他茫茫然地上了車，手緊緊的握在車窗上，臉上的表情似悲似喜，白髮在風裏翻飛著，他看得老遠的，眼眶裏乾乾的沒有半滴淚水，只有嘴唇，仍然不能控制的抖著。」啞奴臉上那似悲似喜的表情，會否亦是薛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峰時的神情？當薛西弗斯知道自己快要成功把石頭推到山上的終點時，他是快樂的。但當他意會到在結束了以後石頭就會從山上滾下來的時候，那一刻的他是悲慟的──薛西弗斯每一天都要承受著宙斯所判予的懲罰。除了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裏所述：「我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我們亦應當想像啞奴和他的家人是快樂的，因為如果是想像的權利亦被扼殺，我們就失去了反抗一切荒謬的機會。
卡繆與三毛都經歷過一段被放逐的歲月，卡繆的阿爾及利亞、三毛的撒哈拉沙漠，他們亦明瞭到自然的規律都是由混亂和紛爭所組成的。當失去了正常，一切都也只會是荒謬。鄉愁成為了我們的呼吸，荒謬埋藏於混沌之中──或許死在一月四日也不錯。
參考文獻：
三毛（2010）。《撒哈拉歲月》（頁341）。台灣：皇冠文化。
嚴慧瑩（譯）（2017）。《反抗者》（頁44）（原作者：Albert Camus）。台灣：大塊文化。（原作出版年：1951）
嚴慧瑩（譯）（2017）。《薛西弗斯的神話》（頁188）（原作者：Albert Camus）。台灣：大塊文化。（原作出版年：1942）
Camus, A. (1963). Notebooks, 1935-1942. (P. Thody, Trans.) (1st ed., p. 76). New York: Harvest/HBJ Book.
Sartre, J.-P. (1964). Réponse à Albert Camus. In Situations IV (p. 108). Paris: Gallimar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2)
於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修畢藝術理論及哲學系研究碩士學位，曾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及多個香港與台灣藝術展覧展出多媒體（雕塑、插畫、設計及攝影）作品、亦同時獲得相關藝術與設計奬項。
以二十歲之齡在英國哈德斯菲爾德北屋藝廊舉辦首個個人展覧，於 2018 年出版首本個人小說《憂鬱藏紅首部曲：艾塔》及於 2019 年獲 TEDx Royal Central London 邀請進行以存在主義為主題的大型公開演講。Instagram: @cyrus_lamp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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