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救藥地站在弱者一邊

：李怡

許多人都認同村上春樹高牆與雞蛋的比喻，而忘記或不提他最重要的一句是：「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因此，不是去討論誰正確，誰錯誤，而是只要屬於弱勢的反抗者，只要以弱勢對抗體制的強權，在高大堅硬的牆和「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村上春樹「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為甚麼不論正確或錯誤？因為反抗者往往就是要站在「政治正確」的對立面，因為正確或錯誤不易判斷，而高牆與雞蛋的強弱對比則一目了然。反抗強權的弱者可能有許多錯誤，高牆有機制的運行因此出錯機會較少。但這從來不應該是站在弱者一方的人需要考慮之處。

上周寫〈不畏群情〉時，最末一句是：「尤其是見到為對抗強權而遭到『一沉百踩』的弱勢者，我幾乎是無可救藥地會站在他們一邊。」

有朋友問：為甚麼說自己是「無可救藥」而不是「義無反顧」？因為儘管我相信儒家的「義在信之上」，但我無法相信或不相信憑猜測的弱者行為動機。我只知道「Hong Kong is not China」是事實的陳述，並無「不義」；而《人民日報》把這句話扭曲地繙譯成「香港不屬於中國」則肯定是「不義」。這一刻意的卑劣扭曲，和在釋法中對《基本法》104條僭建「及其」二字，強要包括外籍法官在內的公職人員效忠中共國，均說明其實把梁游拉下議席只是手段，真正目的是要毀掉使專權政治在香港礙手礙腳的三權分立。

「無可救藥」的另一原因，是在群情洶湧之下，許多人都以向弱者踩幾腳來博取掌聲，站在弱者一邊就等於為他們擋子彈，是極大的不智。從現實角度來看，可能是「無可救藥」的病態的不現實。

我的「病」是從閱歷更是從文學閱讀中來，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契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可憐的小人物，那些卑微的市民，充滿病態的自卑，內疚的罪犯，絕望的傢伙，曾經深深撼動我的心靈，形成一種無可救藥的同情弱者、支持被欺凌者的情操。以社會現實的眼光來看，這種情操不現實，對己無益甚而有害，對解決問題、澄清是非也未必有幫助。

我不是一個好的論政者，當然更不適合從政。因為站在弱勢者這邊沒有勝算。村上春樹說，「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但那又怎樣？象徵體制的高牆是冰冷的，沒有生命也沒有靈魂，依附體制的人其實也已喪失了靈魂，而反抗體制的雞蛋卻有生命，而且每個靈魂都獨一無二。村上春樹認為，「雞蛋戰勝高牆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我較他悲觀，是因為反抗的靈魂不是彼此融合，而是相互踐踏。但悲觀不等於消極，悲觀而積極，而忠於自己的信念與情操，能夠「不畏群情」才是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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