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辯滔滔的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在《謊言的衰朽》（The Decay of Lying）中提到，人們不再懂得巧言令色和文過飾非，令藝術淪陷、文化墮落。他認為，現代文學失色，跟現代人對「事實的畸形崇拜」（monstrous worship of facts）大有關係。在他的眼中，杜撰美麗的假象（the telling of beautiful untrue things）才是藝術的真諦。
一百三十年後的今天，王爾德哀悼的年代早已消失無蹤。今天不僅是「說謊者成藝術家」（liar as artist）的年代，更是「大話精做領袖」（liar as leader）的年代。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師承納粹德國的國家元首希特勒，兩人皆明白，「大話」要人相信，必須夠大。這一點，希特勒在他的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說得毫不含糊。他指出，大話越誇張、越離譜，越難以拆穿，因為說此大話的人如此理直氣壯，較這個大話更令人難以置信。特朗普在去年的總統大選敗給拜登，卻堅稱自己大勝，正是這類大話的表表者。
想深一層，這並不令人意外。我們活在資訊年代，而所謂資訊時代，說得準確一點，其實是數據時代。問題是數據提供的信息不一定有用，甚至可以產生相反效果(counterproductive)。美國數據分析專家西爾弗(Nate Silver)在二零一二年出版的《訊號與干擾——準確預測的關鍵》（The Signal and the Noise: Why So Many Predictions Fail--But Some Don't）指出，數據不一定可以幫助我們解惑、釋疑、預測和決策，有時反而會令我們更無所適從，甚至錯判形勢。按照西爾弗的分類，數據之中只有極小部分是有用的事實和資料（他稱之為「訊號」(signals)），其餘大部分是無關重要的資料，他稱之為妨礙我們尋找訊號的「干擾」(noise)。
這正是互聯網的問題所在。它是全球最大、最方便的信息、情報和資料中心；但當中大部分是未經過濾的觀點和沒有查核的數據，以及無法證實的傳言和猜測。利用先進的通訊科技，把這一切放進現代人隨身攜帶的智能電話供他們任意使用，產生的結果，就是一個同時充斥著信息、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的社會，為說謊者提供最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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