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如何要求人民成為「合格的自己」？美籍華裔記者馮哲芸在《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中，沒有從經濟成長率、軍事競爭或外交口號切入，而是把鏡頭對準維權律師、少數民族教師、穆斯林居民、網路紅人與城市青年。這些人的生活看似彼此無關，卻都碰上同一道界線：當個人的語言、信仰、文化記憶與政治判斷偏離官方標準，國家會容許多少差異？
書名翻轉了毛澤東時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治口號。一名受訪者告訴馮哲芸，今天的中國只允許一種顏色的花盛開，那就是紅花。這句話貫穿全書，也點出習近平時代身分治理的核心。官方對「中國人」的想像愈來愈單一：以漢族文化為中心、使用標準普通話、宗教活動服從黨的管理，並在政治上支持國家所設定的民族復興道路。
不符合這套標準的人，面對的往往不只是行政管理。新疆維吾爾族家庭遭遇拘禁與骨肉分離；內蒙古的母語教育被壓縮，教師因堅持蒙語教學而流亡；青海、寧夏等地的清真寺被拆除阿拉伯式圓頂，宗教建築被改造成官方認可的「中國化」樣貌。法律工作者、公民記者與民主倡議者則在監控、吊銷執照、拘捕與長期騷擾中，逐漸失去公開發聲的空間。
馮哲芸描寫的並非抽象制度，而是一套會進入教室、法庭、家庭與宗教場所的日常權力。書中呈現的中國，社會仍然複雜而有活力，只是這些差異正被國家機器持續修剪，直到所有人看起來都像同一種花。
馮哲芸二十二歲抵達北京時，正值 2015 年「709大抓捕」發生後不久。近四百名維權律師與民間倡議人士遭到約談、拘留或起訴，這場行動成為她理解中國法治轉向的重要起點。此後近十年，她見證習近平權力集中、新疆大規模拘禁、香港民主運動遭鎮壓，以及新冠疫情期間嚴密的封控與數位監管。
她在書中追蹤一名化名「楊」的前檢察官。楊出生於文化大革命年代，年輕時相信法律可以維持秩序，也曾參與可能把被告送上死刑台的案件。進入體制多年後，她逐漸看見司法如何服從政治，最後轉任維權律師，替社會底層辯護。她曾經起訴的人，後來可能成為向她求助的當事人；她曾經信任的制度，也反過來威脅吊銷她的執照。
另一名律師任全牛，因代理「十二港人案」等敏感案件而失去執業資格。這些遭遇顯示，法律在中國並未消失，而是被重新安排用途。法條、程序、聽證與行政處分依然存在，卻逐步成為篩選異議、迫使服從的工具。權力不必每次都動用公開暴力，也能透過執照、工作、戶籍、簽證與家人安全，讓一個人失去行動能力。
馮哲芸自己同樣活在監控之下。她採訪新疆兒童與海外異議人士時遭到跟蹤，受訪者被恐嚇、解僱，甚至在訪談期間遭拘留。身為華裔美國人，她有時因外貌較不容易引起地方人員注意，卻也更常被官方民族主義言論指為「背叛者」。中國最終拒絕續發她的記者簽證，她只能把採訪基地移往台北，後來返回華盛頓。
外國記者陸續離開後，外界更難直接接觸中國社會。失去第一線觀察，不只讓報導變得貧乏，也使國際社會更容易用官方聲明、衛星影像與地緣政治推測來理解中國。資訊愈少，猜疑愈多，政策判斷也更可能偏離真實生活。
《唯紅花綻放》最有力量的部分，在於它沒有把中國人寫成被動而沉默的群體。國家控制深入社會，民間仍會尋找縫隙。有人保存母語，有人替陌生人打官司，有人用黑色幽默嘲弄現實，也有人把無力感轉化成網路流行語。
廣西男子周立齊因一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意外成為網路名人，是書中極具荒誕感的案例。他原本只是因偷車入獄的受刑人，出獄後卻發現自己已被網民塑造成「竊．格瓦拉」，甚至進入流量與商業合作的世界。這段故事看似與國家認同無關，卻反映中國網路文化的矛盾：審查系統能在短時間內刪除敏感內容，民眾也能迅速創造暗語、迷因與角色，把官方無法容納的情緒重新包裝。
「躺平」、東北文藝復興、女性主義社群與各種地方文化，也在相似環境中生長。這些現象不一定構成直接的政治反抗，卻讓人們暫時擺脫國家規定的成功模型與身分框架。當公開批評可能付出沉重代價，自嘲、隱喻與次文化便成為保留判斷力的方法。
馮哲芸對這些人物的書寫，也修正了外界習慣把中國社會簡化為「政府與異議人士」對立的視角。許多人不會走上街頭，也不會公開挑戰政權；他們可能一面配合制度，一面在家庭與私人生活中守住自己的語言、信仰或記憶。這些選擇不夠戲劇化，卻更接近多數人在高壓環境中的真實處境。
對北京而言，這類故事之所以敏感，正因為它們削弱了黨國壟斷中國文化定義權的企圖。中國文化並不只存在於官方博物館、宣傳影片或民族復興口號裡，也存在於被拆改的清真寺、流亡教師保存的母語，以及網民不斷翻新的笑話之中。只要這些生活仍被記錄，單一版本的「中國人」就很難成為唯一答案。
《唯紅花綻放》的繁體中文版由台灣出版社發行後，書中談論的控制機制很快在香港出現具體回聲。2026 年 7 月 15 日，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與海關搜查旺角及太子的「留下書舍」與「田園書屋」，並以涉嫌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拘捕五名書店負責人及員工。警方帶走多箱書籍，案件據報與海關攔截自台灣寄港的《唯紅花綻放》有關。
「留下書舍」由前媒體工作者創辦，遇襲前一天才宣布將因財務壓力與難以掌握的政治紅線結業。書店尚未正式熄燈，國安人員已先上門。現場畫面中，一名穿著「我是書店店員」黑色上衣的女子被反鎖雙手押上警車，讓販售書籍這件原本平常的工作，成為香港政治轉變最直接的象徵。
這次行動並非孤立事件。香港在 2024 年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後，殖民時代留下的煽動罪被納入更完整的國安執法架構。檢方毋須證明出版物曾引發暴力或公共混亂，只要認定內容可能煽起對政府、司法或執法部門的憎恨，出版、輸入與販售者都可能面臨刑責。此前，一拳書館、獵人書店等獨立文化空間也已遭搜查，政治傳記、漫畫與評論書籍陸續成為扣押目標。
香港曾是華文世界重要的出版與資訊轉運中心。許多無法在中國大陸發行的書，仍可在香港出版、販售，再流向海外華人社群。如今，海關攔截境外書籍，國安部門追查書店與員工，審查已從書架一路延伸到物流、進口與個人刑責。出版業者面對的問題，不再只是哪些書能賣，而是無人知道下一條紅線會畫在哪裡。
馮哲芸原本想記錄中國境內被壓低的聲音，這本書後來卻讓香港書店員工失去自由。事件替全書寫下殘酷的現實註腳：國家要求紅花整齊盛開時，最先遭到剪除的，往往是那些仍願意保存不同顏色的人。
書名：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
作者： Emily Feng（馮哲芸）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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