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盧峯楊絳先生在《我們仨》寫下了這幾句教人心痛不已的話：「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歲末，鍾書去世。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了我一人。」到昨天，楊絳先生的漫長孤寂與等待終於過去，她跟隨錢鍾書先生及女兒的腳步走了，失散的「我們仨」也許在某個時空重聚了。
淡泊功名專注做學問
楊絳先生過世，中共姓黨的官媒免不了把消息利用一番，捧為「國寶」不在話下，也許還會大書特書她及錢鍾書先生如何堅持留在國內，如何努力保存、發揚中華文化。楊絳先生自然當得起「國寶」這兩個字，只是她夫婦倆向來淡泊功名利祿，官府或官媒稱呼她甚麼，不稱呼她甚麼，楊絳先生都不會在乎。她楊絳還是楊絳，還是那個專注做學問、寫作、繙譯、照顧鍾書先生的人，還是一個愛讀書愛研究而不求聞達的讀書人。
看楊絳先生的散文及小說是寫意的事，既有詩經的溫柔敦厚，也有英國式的含蓄幽默；文字總是那樣瀟灑，那樣舉重若輕。即使書寫身逢橫逆的時刻也不帶半點怨恨，總是坦然無悔。還記得《隱身衣》這篇小品，楊絳先生說到顯赫與卑微這回事。她沒嘮叨說大道理，倒輕輕嘲了一下強出頭偏要做「人上人」的傢伙：「猴子爬得愈高，尾部又禿又紅的醜相就愈加顯露；自己不知道身上只穿着『皇帝的新衣』，卻忙不迭地爭脫『隱身衣』（卑微），出乖露醜……」。她又說，不少人包括科幻作家如HG Wells愛設想「隱身衣」這樣的法寶，好讓人神出鬼沒，愛放肆淘氣以至行陰險的事就可以。誰不知「隱身衣」在凡間其實早就存在，它的名字叫「卑微」。穿上以後人家就「視而不見，見而無睹」，只是人人對這「隱身衣」避之惟恐不及而已。
可在中共專政下，知識分子或讀書人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被關進「牛棚」的進「牛棚」，下放農村、工廠再教育的更是多不勝數，楊絳先生、鍾書先生也不例外。那個時候的她倆只怕連「卑微」這件隱身衣也沒辦法穿，想避人注意安心讀書做學問也不可能，只能戴着「牛鬼蛇神」的高帽遊街示眾。
保住淡泊明志與腰板
楊絳先生作品中最多人讀過的大概要數《洗澡》及《幹校六記》等名著。清朝沈三白（沈復）先生寫下《浮生六記》，說的是乾隆嘉慶年代讀書人的生活趣味與坎坷點滴。楊絳先生寫《幹校六記》的時候大概也把沈三白這幾乎散失的名著放在心上。只是，中共幹校的扭曲與折磨是史無前例的，不管沈三白或楊絳都預想不到。所謂「幹校」其實是精神虐待刑場或洗腦場，口中說的是改造知識分子，實際上是要「打斷」他們的精神脊樑，消滅他們的獨立人格，令他們變成政權的奴才。楊絳先生身受其害、其苦，可幸保住了自己的淡泊明志與腰板，守住紮實做學問的初心。到後來還以輕淡的筆觸寫下了《幹校六記》，把當中的扭曲、人性的黑暗面、專權體制的橫蠻、對知識及讀書人的鄙視都白描下來。教曾身歷的人低迴悵然，教後來的人慨嘆惋惜，教有興趣政治與歷史的人從側面看到專制政權的醜陋不文。不管甚麼國寶不國寶，楊絳先生這一代民國時代的讀書人其實是承先啟後的一代，是中西文化並蓄的一代。她們本可以吐故納新，宏揚中國文化之餘也可以培育一代又一代讀書人的精英。可偏偏在中共掌權後，他們受創最深，受苦最大。含屈受冤慘死的不少，被逼瘋的很多；即使像楊絳先生那樣能在虎口存活過來也平白浪費了大半輩子，時間與精力都被當權者消耗掉，自己做學問不可能，教養提攜下一代不可以，令他們成了時代、文化的絕唱，也令中國內地只剩下粗糙與跟紅頂白，中國知識界只剩下逢迎與獻媚，失去了風骨執着。
楊絳先生走了，那些年的讀書人和他們的精神、學養已一去不復返。而在中共強控制體系下，在中共近70年的打壓清洗後，大概再找不到楊絳先生這樣的人，再培養不到這樣學貫中西又不按當權者指揮棒起舞的知識分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526/19627904
別矣，楊絳先生！: 李怡
被錢鍾書稱為「最賢的妻，最才的女」的中國作家、翻譯家楊絳昨天去世，享壽104歲。一代才人夫婦的篇章，翻完了最後一頁。
錢鍾書和楊絳，是民國時代學貫中西又才華橫溢的學者、作家、翻譯家。許多人都知道錢鍾書寫過小說《圍城》、《人·獸·鬼》和藝文論著《談藝錄》、《管錐篇》，但其實楊絳這個「最才的女」也不是只有她丈夫賞識，1945年夏衍就對楊絳寫的幾個劇本讚不絕口，說：「你們都捧錢鍾書，我卻要捧楊絳！」
中共建政後，「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江山已改，也令這對才人夫妻沒有舒展之地了。楊絳當了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她「偷空自學西班牙語」，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但是書稿未譯完就遭劫難，譯稿在「文革」中「被沒收」，幾乎失去。錢鍾書在49年後就花主要精力擔任《毛澤東選集》和毛詩詞的英譯工作，幾乎沒有發表文章。
文革發生，楊絳和錢鍾書都被劃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揪出來」批鬥。其後，二人先後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文革結束後的1981年，楊絳寫了一本《幹校六記》，記當時的遭遇和體驗。第一記，寫1969年11月，錢鍾書60歲生日之前被下放，女兒一個人去送他，而女婿王德一因為不肯捏造名單迫害別人而自殺。
《幹校六記》的書名可能取自清代沈復的《浮生六記》，它不像傷痕文學那樣把當時的社會境況寫得殘酷悲慘，而是將她的境況和心緒委婉而平靜地娓娓道來，境況本身已讓人感受到那種無助與哀怨，使人對當時社會氣氛和知識人的處境體驗更深。
《幹校六記》講到她和錢鍾書在幹校時收養了一隻狗，夫妻二人被調回北京之後，狗沒有帶走。結果狗四處尋找他們，而他們認為那狗和自己的命運何其相似。自嘲中也點出了社會本質：在把人當成奴隸的極權社會裏，不管你多有才華，在找不到奴隸主收養的情況下，也只是一隻喪家狗。楊絳的女兒錢瑗和丈夫錢鍾書在1997、98年相繼去世，她在2003年出版了回憶錄《我們仨》，追憶一家三口的快樂、艱難、愛、痛的日子，也講了她與錢鍾書1935年到英國留學至1998年錢去世的六十多年坎坷人生路。闡明的是：「家庭是人生的港灣」。
一對學識、才華蓋世的夫婦，人生本應該有許多建樹，可以為後世留下更多成果，但在極權制度下，他們大部份時間都只能在家庭中尋找避風港。文革，剝奪了他們歲月中的好時光，帶來傷痛，留下的是一本哀而不怒的《幹校六記》。
數年前，網絡流傳一段楊絳的「百歲感言」，最後說：「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我懷疑這段感言大概有部份是偽作。從楊絳的文章看來，她大概從來沒有「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吧。
別矣，楊絳先生。感謝您在可詛咒的時代，仍留下優雅的風姿。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526/19628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