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31 May 2018

国债真的超过一兆令吉吗?

■ P Gunasegaram

首相马哈迪在上任后的第一场首相署常月集会上宣称国债突破1兆令吉,掀起了一场论战。当时,他并没解释国债的具体细节,因而引起人们的混淆。前朝政府是否撒谎,掩饰国债数据?

根据《当今大马》报道,马哈迪当时说,“我们发现,我们的财务(状况)大坏,我们有(偿还)债务问题,这些债务已经增加到1兆令吉。”

“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们过去的债务都在3000亿令吉以下,如今债务却超过了1兆令吉。”

马哈迪的言论敲响了警钟,但也让人疑惑政府数据是否不清不楚。隔日,财政部长林冠英在上任的第一场记者会上附和马哈迪的说法,为“1兆国债论”火上加油。

林冠英在5月22日的记者会表示,财政部是在各相关部门整合账目和数据时,得出这个数据。

他说,“过去,特定的档案不得为特定人所接触,所以过去无法整合数据。” 这似乎暗示,财政部在统计账目时得出新的数据。

林冠英列出国债细目

其后,股市接踵下挫,而前首相兼前财政部长纳吉则批评,希盟政府提供的新数据只会“扰乱金融市场,打击信用评级机构及投资者对国家银行等机构的信心”。

两日后,林冠英在5月24日列出1兆国债的细目,如下表:

根据林冠英公布的数据,联邦政府债务与负债(debt and liablities)总合1兆零873亿令吉。

其中,政府债务高达6868亿令吉,比2016年总会计报告的6480亿令吉高出6%。推测这个数字是2017年底的数据,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它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年内的商品和服务生产总值)的50.8%,比政府公布的55%顶限来得低。

林冠英进一步表示, “不过,让我在此强调,无论是5月9日选前或选后,联邦政府将继续履行其金融义务与承诺。唯一改变的是,新联邦政府选择有话实说。”

这也意味着之前公布的国债数据没错,否定了数据或有误乃至篡改的疑虑。

或有债务也算是国债?

联邦政府债务的第二项目“Government guarantees”,指的是政府担保的债务。总会计师报告按照惯例,把之列为“或有负债”(contingent liablities)的一部分,所以它不算是新项目。即使是马哈迪之前在1981年至2003年任相期间,也出现或有债务的问题。

林冠英在5月24日记者会上还指出,政府准备履行承诺,替无法偿还债务的各个政府担保机构还债,总额高达1991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14.6%)。

“政府担保的债务包括国家基建基金公司(DanaInfra Nasional Berhad,422亿令吉)、Govco控股集团(88亿令吉)、国家基建公司(Prasarana Malaysia Bhd,266亿令吉)、大马铁路衔接有限公司(Malaysia Rail Link,145亿令吉),以及一马公司(预计380亿令吉)。”

“上述两个项目加起来,联邦政府债务总计8859亿令吉,即如首相马哈迪所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4%。”

林冠英应该知道,国际在计算债务额时并不会把这个部分纳入。但,是的,政府若要准确地评估整体债务状况,确应把政府担保的债务,以及或有债务纳入考虑范围。

公私合作项目又如何?

林冠英列出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公私合作项目(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简称PPP)的租赁付款,共计2014亿令吉。不过,把它也算为国债,说得过去吗?

针对此,林冠英回应:“联邦政府承诺将按照公私合作项目,偿还所有租赁付款(包括租金、维修和其他费用)。这些计划包括建造学校、宿舍、道路、警局、医院等。”

“这些租赁付款是特别为了规避联邦政府担保的债务上限,即2014亿令吉(占国内生产总值14.9%)而设。”

然而,这似乎没记载在公开记录。我尝试在2016年总会计师报告中搜寻相关的官方数据,却无功而返。

虽然有迹象显示,部分公私合作项目承包商享有极其优厚的条件,但这是美化资产负债表的正当手段,而世界许多国家都这么做。

在公私合作项目的安排下,私人界负责执行计划,例如建造政府办公楼,而政府则会承诺缴付租金,如20至30年的租金作为交换条件。如此一来,政府的借贷将会降低,不过,运作开支却相对提高。

就算我们同意把公私合作项目列入国家债务是正确之举,但将全部还款视为债务责任,则是不准确的,因为付款是摊开长时间来偿还,而且包含利息。

反之,如果政府决定展开这些公私合作项目,其开销应该归纳为资本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

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目前协助林冠英处理财政部公务。他之前估算前朝政府签下的各个公私合作项目,约值630亿令吉。

希盟该做要紧的正事

无可否认,公私合作项目的确有其问题。例如,私人界投资者若获得过高的回酬,则政府将吃大亏。

不过,公私合作项目通常不会列为债务。只是,如前文所述,政府如果要评估整体债务和负债现况,则应把政府担保的债务,以及公私合作项目考虑在内。

所以,联邦政府国债仍旧是6480亿令吉,而不是1兆令吉。但如果你纳入其他数据,那么债务与担保加起来的数据就会飙升到超过1兆令吉。即便如此,1991亿令吉的或有负债早已经是公开的事情,而包括评级机构在内的经济分析员,早已把它纳入考量。

除非希盟政府能够出示有力的证据,证明国家账目遭到篡改,否则他们不该发表任何误导公众乃至投资者的言论,让人混淆、不确定或甚至对国家经济失去信心。

希盟无须妖魔化和贬低前朝国阵政府,反之,应该抓紧时机,做对的事,并且尽可能准确无误地反映事实。说到底,大选结束至今已过了3个星期。

■ 古纳瑟卡兰(P Gunasegaram)是资深财经评论人兼《Kinibiz》前执行长。本文〈Is our debt really over RM1 trillion?〉,原刊于《当今大马》英文版。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27269

Monday 28 May 2018

有分別與無分別

■ 聖嚴法師

分別是一種知識、知能。如果沒有分別作用的話,則天下渾沌。然而,佛法是要我們從

因為有分別所以有煩惱,有煩惱所以不離生死,不離生死所以在生死裏流轉不已;在生死裏流轉不已,所以你欠我,我欠你,自無始生死以來,不知道跟多少的眾生產生了恩恩怨怨的因緣關係。

有的人認為彼此有緣是好事,若有善緣當然是好事,能以佛法結緣就更好。若有惡緣,卻不是好事。因此,你、我、他能夠碰在一起,不論是過去的善緣或惡緣,都是有緣。為甚麼有人要說:「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那是由於善緣少而惡緣多,所以相遇時,多半會你推我一把,我踢你一腳。但有些人在某些時候,也會你扶我一把,我謝你一聲的,這是甚麼原因呢?是由於人與人之間有了善惡與恩怨的分別。

但是,有分別心並不一定不好,人世間文明的推展,人類生存品質以及生活環境的改善,都需要我們以自我中心的分別,來完成自利利人的目的。為了長遠地保護自己,為了個人的更大利益,我們必須健全與自己有關的每一個人及每一件事。亦即說,除了個人的身心之外,家庭、家族、社會、國家、世界的每一個人員以及每一件事物的利害關係,都和我們不可分割。可見,初以自己為中心,漸漸地,也能擴展成為利益他人,乃至利益全體人類一切眾生。

不過,修行佛法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無分別的境界。何謂無分別?若依《金剛經》的說法便是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我、人、眾生,是空間相,壽者是時間相。凡有空間與時間觀念的,都是有分別,有分別便是有執著,有執著便不能無煩惱。不論執小執大、執局部執全體、執空執有、執真執妄,都不出時空的妄想分別,皆是煩惱的異名。

妄想分別的自我,有小有大:個人中心的自我,是小我;而全人類乃至全宇宙的一切眾生的自我,是大我。通常將小我稱為自私的我,大我則被稱為博愛、稱為無我。雖然大我比小我偉大,但依舊未離分別執著,仍然是生滅變遷的世間法。大我對哲學家來說是一種觀念,對藝術家及宗教家則是一種認同和經驗。因此不論是物質現象,心理現象或是精神現象,皆是暫有的,所以佛教主張的無相,才是離開分別執著的自在解脫。

有些人修行,自認為已到無我的境界,但實際上,他們最多只是離開小我,體驗到大我的味道而已。縱然他們已有「宇宙與我一體,萬物和我同根」的經驗,卻還是在分別執著的三界之中。

佛法所講的「無我」,又分作兩個層次:一為小乘證「人我空」,而出三界入涅槃。既離個人的小我,也不見全體的大我,以世間一切現象為因緣生滅的虛幻,以出世間的涅槃境界為不生不滅的真實。他們不執大我為我,卻以不生不滅的涅槃法為我。二為大乘證「法我空」,既不以世間的因緣法為真實,也不以離開世間的涅槃法為真實。

從大乘佛法的立場來看,小乘羅漢的涅槃,也是短暫的,他們雖已從煩惱生死獲得解脫,卻還必須再進一步,回小向大,回小乘而轉入大乘,然後才能成佛,才能達到最究竟。因此大乘佛法對三界生死輪迴的這個環境,並不需要逃避、害怕,只要當下能夠對現實的三界生死環境不起執著心,就可以做到處在生死而不受生死的煩惱所困。能在生死之中而不受生死的痛苦所惱,這才是真正的大解脫人。

成了佛的人,不會逃避,也就是說「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這樣才是大涅槃。不住生死就是不受生死束縛。不住涅槃是自在應化於眾生生死的環境之中。所以,菩薩是在世間而又是出世間的;並不是逃避了現實以後才稱作菩薩。

大菩薩一定是住於世間而不為世間的煩惱所困擾;成了佛以後,則與法界一切眾生同在,只要有眾生的地方,他都無所不在。

(摘自聖嚴法師《禪與悟》)
http://fo.sina.com.cn/intro/lecture/2017-12-21/doc-ifyphxwa7914024.shtml

Monday 21 May 2018

傷感的沉思 

■ 李怡  

讀過的歷史書,看過的經典小說,走過的人生路,我20多年前概括寫過:歷史,除了年代和人名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年代和人名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接下來的人生體驗似乎也是這樣。

歷史的不真實,可用意大利歷史學家Benedetto Croce(1866-1952)一語概括:「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書寫常為當代政治服務,還有多少真實,毋須細說了。小說在虛構故事中反映的真實,除了切合當時當地的現實之外,也切合後世和外地的現實,了無止境。因為人性在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

我又想起了托爾斯泰的《復活》,這小說出版至今將近120年了。講的是帝俄時代的故事。主人公聶克留道夫當陪審員時,見到許多年前被他誘姦的女僕卡秋莎因謀殺罪受審,基於贖罪心理,他陪同獲判刑的卡秋莎一起流放西伯利亞。途中,他接觸各種罪犯。經具體描繪後,托翁概括當時俄羅斯被判為罪犯的,不外是四類人。不外,即沒有在四類人之外的罪犯。

第一類,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也就是他們並沒有犯罪,或犯下不是如此嚴重的罪,卻被錯誤判重罪了。錯誤的不一定是法庭,更大的可能是來自政治任命的檢控官員的起訴。起訴的罪名可大可小,若揀大的罪名起訴,法庭也只能依此罪名裁決。於是,這些罪犯就成為犧牲者。

第二類,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因妒忌、被挑釁或遭不公平待遇而在盛怒下的暴力。十年前上海殺警案的兇犯楊佳說:「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輩子背在身上,那我寧願犯法。」他們並非有動機地犯罪,而是基於委屈遭遇的偶然而犯罪。

第三類,是確實犯了罪,但首先是社會對他犯的罪更大更多,社會的不公使一個正常的人無法以自己的勞力獲公平報酬,社會的沉淪使他不僅無處容身,而且失去對未來的希望。19世紀中期,面對社會苦難,法國作家雨果說:「沒有罪惡的人,只有罪惡的社會」。說的正是這一類的犯罪者。

第四類最令人欷歔,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社會的平均水平高,這些人就是政治犯。在自由和人民自主受壓制的情況下,多數人啞忍,只有少數人為人民權利發聲或以行動抗爭。按法律,他們可能真是犯了罪。對不公義的事保持沉默的人,或私下談論而不願採取行動的人,或不同意這些人的主張或行動的人,不會感激他們為公義挺身,但他們是為私利犯罪嗎?他們是反抗社會沉淪的義士。他們被認為犯罪的原因,是他們的道德比大多數人高尚。

托翁說:「在俄國,一個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監獄。」難道沒有進監獄的就都不是「正直的人」嗎?面對社會沉淪,聰明人、指摘抗爭者的人、對社會出現政治犯感到無關痛癢的人、保持沉默的人,或許自我感覺良好地說自己是「正直的人」,但深夜撫心自問,比對遭難的政治犯,你擔當得起「正直的人」這名稱嗎?

政治是一時的,文學是永恆的。人類的社會災難不斷重複。——傷感的沉思。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0521/20396829

Tuesday 15 May 2018

马国为何变天

/ 吴汉钧

马来西亚变天可谓继英国脱欧公投获得通过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飞出的另一只黑天鹅。

马来西亚在第14届全国大选迎来政党轮替,希望联盟取代国民阵线,执政联邦。这样的发展让很多人感到很震撼,变天之后的变化也让人目不暇给。

笔者在投票日前一晚到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观察白沙罗国席希盟候选人潘俭伟办的一场群众大会。出席者众多,但场面不及槟城那种规模,粗略估计三分之二的出席者是华人。尽管八打灵再也是城市地区,华人人口众多,但马来人毕竟不是少数,希盟在选前最后一晚的群众大会吸引不到马来民众,让人以为马来选票可能回流国阵。

隔天投票结果是潘俭伟胜选,多数票高达10万6900张,他的国阵和人民党对手连按柜金都保不住。这说明,尽管马来选民没有大力支持希盟的群众大会,但他们以选票表达了强烈的求变意愿。

正是这股包括所有族群、西马和东马选民的强烈求变意愿,让国阵从2013年大选的133国席,锐减至今年的79席。对国阵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全民海啸”。

这场“全民海啸”让选前说马来西亚不会变天的风水师和政治观察员大跌眼镜,大家认为不会变天的柔佛州变天了;大家认为仍会为国阵保江山的沙巴也变天了;就连国阵“定存州”砂拉越也有多个土著国席落入希盟手中。因此,马来西亚变天可谓继英国脱欧公投获得通过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飞出的另一只黑天鹅。

马哈迪效应发挥作用

笔者的中学华文老师在投票后发来短信说,她“很看好”会变天,因为“这次不会像以前那样,如今是一片反风”。尘埃落定后,她分享了当时“很看好”的原因:“因为强烈感觉到马来人也求变,我只要碰到马来人,在柏斯也好(据知柏斯有很多马来人游客),坐Grab也好,只要是友族,我都从他们那边知道他们很想变。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马哈迪效应,马哈迪太了解马来人要的是什么,只要让传统马来人知道我们只是为了将来更好,不是让华人占上风而剥夺他们的权利,他们是要改变的。”

这一语道破了“全民海啸”最重要的触发因素——马哈迪。马哈迪在2016年与纳吉撕破脸退出巫统,他的儿子慕克力及前副首相慕尤丁随后被开除巫统党籍,三人联手创建土著团结党。土团党的名称中含有“土著”二字,强调了马来特权,这首先让马来人感到放心。其次,它允许非土著入党,但不能竞选党职和没有投票权;就这一点而言,尽管它不以多元种族为卖点,但它比巫统稍微开放,让华人可以安心。

华人选民最大的希望是改变,对他们来说,变天后的未来即使不会更好,应该也不会比现状差。如果马来人也确实想改变,马哈迪无疑是那个能让他们有信心和可以托付的领袖。从2013年大选成绩来看,安华领军仍然无法说服马来选民转向,而马哈迪具备22年掌政经验,加上他的民族主义背景,马来选民若要改变,马哈迪是他们唯一可依靠的领袖。而马哈迪和土团党也确实给了他们想要的保证和信心。

马哈迪等三人退党时,没有其他实力派巫统高层追随他们,使得马哈迪看起来像是过气领袖,对巫统已失去影响力。现在看来,这个超级元老退党,实已严重撕裂巫统。

前财长达因、前贸工部长拉菲达等多名巫统元老,在提名日后群起攻击纳吉和巫统,为希盟站台拉票,很可能也是马哈迪事先安排的,由这些对基层党员尚有影响力的元老,在党内四处点火,分散人心。

马哈迪5月11日公布三名内阁成员及国家元老精英委员会名单,国家元老精英委员会名单中出现了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的名字。郭鹤年在去年底出版自传,书中部分内容描绘巫统和国阵政府多年来的种族政治问题,当时就被认为是在扯国阵后腿。加上巫统资深领袖纳兹里对郭鹤年的辱骂,使得不少华人和柔佛人对巫统不满。别忘了,郭鹤年在柔佛起家,各族群民众对他还是相当拥戴的。如今看来,郭鹤年选择出书的时间点是否经过仔细推敲,舆论各有说法,但相信多少是对马哈迪和希盟当选发挥了助力。

在解散国会之前,纳吉已被诸多问题困扰,包括一马公司和联邦土地发展局的腐败丑闻、生活费高涨、纳吉夫人形象不佳等。纳吉原本分享他的养生之道,说他只吃藜麦,不吃白米,结果适得其反,被认为他与百姓脱节,不知民间疾苦,因为藜麦的价格是普通白米的21倍。

竞选期间,巫统一众领袖很少露面为纳吉助选,几乎都是纳吉一人全国跑透透。一些地方竞选团队甚至不放置纳吉的肖像和巨型看板,明显同纳吉和党中央保持距离。这些迹象说明巫统在选前已出现内乱。到了投票前一晚,马哈迪通过面簿发表全国演讲,纳吉在同一时间发表全国电视演讲,宣布若当选,26岁以下免交个人所得税这一没有实质意义的竞选承诺,让人明显看到纳吉和巫统已乱了阵脚。

马来反风促成弃保效应

马来选民怎么想,选前国阵和希盟都看不透。根据过去两届大选结果,可以断言,城市地区的选民都已转向支持在野党联盟。尽管2015年及之前的几场补选显示,华人选票回流国阵,但2015年以来的政治和民生问题多变,包括一马公司和联土局腐败案扩大、生活费飙升等,也没有补选来检验民意走向,所以不容易掌握马来人及华人选票的流向变化。

马来反风的风向标难以探测的另一个原因,是马来人不轻易透露自己的投票意向。巫统是马来人最高领导机构,几乎到了巫统等于马来人,马来人等于巫统的地步。要明言不支持巫统,对城市地区的开明马来人来说可能不难,但对半城乡和乡区马来人来说可能难以宣之于口。中青代要违背家中长辈的意愿,不把选票投给巫统,可能是可做不可言的。

当然,在选前几天的民意调查显示,马来选票可能已经出现了转向。无党派的默迪卡中心和人民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的调查机构Invoke的民调结果都显示,希盟支持率大幅上升。

如今成绩显示,这些民调结果具备一定的准确性,城市地区的各族群选票不仅没有回流国阵,国阵支持票还流向希盟及伊斯兰党。根据《南洋商报》的统计,国阵得票率仅33.8%,而希盟得票率达45.7%,伊斯兰党得票率16.9%。2013年大选,国阵得票率46.7%。今年大跌近13个百分点。换言之,国阵被纳吉拉拢伊党分裂希盟支持票的策略反噬。

当然,这也是因为马来反风狂吹的缘故。这当中以柔佛的情况最值得关注。柔佛向来是国阵堡垒区,但在本届大选,马华和巫统在柔佛上阵的多名大将落败,包括巴西古当国席的巫统及国阵柔州主席莫哈末卡立、拉美士国席的马华公会副总会长蔡智勇(马华前总会长蔡细历的儿子)、昔加末国席的国大党主席苏巴马廉、新山国席的巫统元老沙里尔和多名副部长级的国席候选人。

马来选民刮反风,而且明显出现弃保效应,使得国阵大败。弃保效应指的是在选战中出现执政党甲对垒反对党乙和丙时,选民因为渴望变天,为了确保乙执政,投票时必须放弃丙,而把选票都投给乙。

在国会议席方面,除了吉兰丹、登嘉楼和吉打,伊党在其他州全军覆没,弃保效应明显,不支持国阵的选民都把票投给希盟。

在州选举方面,在雪兰莪、马六甲和柔佛,选民放弃伊党;在吉兰丹和登嘉楼,选民则放弃希盟。雪兰莪伊党从2013年的15席降至2018年的一席,柔佛伊党从四席降至一席,马六甲伊党从一席降至零。

在吉兰丹和登嘉楼,希盟从2013年的一席降至2018年的零。

吉打和霹雳的结果则较不明显。在吉打,选民没有在希盟和伊党之间给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希盟得18州席,伊党15席,国阵得三席。霹雳也没有明确的民意,国阵得27席,希盟29席,伊党的三席是造王者。沙巴的情况也是如此,国阵和希盟分别得29席,国家团结党的两席是造王者。

由此可见,这一届大选,选民确实展现了强大的改变意愿,而且为了把希盟拱上台,多数州的选民在国会议席和州议席的选票上都比较谨慎,尽可能让希盟或伊党上台。

东马不再是定存州

更让人惊讶的是,沙巴和砂拉越选民对国阵的支持出现戏剧化逆转。砂拉越前首席部长泰益玛目在位30多年,曾被指涉嫌诸多腐败案,民望不佳,一度被认为会成为国阵的负资产。他在2014年卸任,接班人阿德南改变政策,深获州民支持,使得2016年州选举华人选票回流国阵,削弱了反对党在该州的实力。虽然他在位两年多即病逝,但接班人阿邦佐哈里延续其政策。

因此,一般相信,砂拉越选民在本届大选会支持国阵续任联邦政府。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国阵无法收复华人选区,甚至一些土著人口居多的偏远地区国席,如玛士加丁(Mas Gading)、婆罗洲高原(Puncak Borneo)、砂拉卓(Saratok)和实兰沟(Selangau),都落入希盟手中。鲁勃安都(Lubok Antu)和如楼(Julau)则由独立候选人胜出。

沙巴人民复兴党是巫统前副主席沙菲益阿达退党后所成立的沙巴本土政党。沙菲益是沙巴东海岸仙本那巴瑶人,尽管一般相信他能吸引到土著选民的支持,但他和民兴党真正的支持率有多高,选前无法确切把握。

另一方面,由于马哈迪在位时曾在沙巴推行“身份证计划”(Project IC),将穆斯林人口引进沙巴,使得原本占多数的卡达山杜顺人口比率降低,改变了沙巴的人口结构,进而改变沙巴的政治格局,导致部分沙巴人对马哈迪不满。

观察家原本以为,沙巴选民未必会支持同希盟结盟的民兴党,岂料民兴党最终获得与国阵旗鼓相当的州议席,更贡献了14个国会议席予希盟,国阵仅拿下11国席。

国阵在东西马的堡垒区一一被希盟攻破,导致它在本届大选落败。反风刮到这些堡垒区和内陆偏远选区,说明纳吉政府的种种问题所导致的民愤,远超巫统和国阵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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