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祖父是立陶宛的民族英雄，但他也是纳粹

/ SILVIA FOTI

我在冷战期间的芝加哥长大，父母教导我要尊敬我的立陶宛文化传统。我们唱立陶宛歌曲，朗诵立陶宛诗歌；周六，立陶宛学校放学后，我会吃立陶宛风格的土豆煎饼。

我的外祖父乔纳斯·诺雷卡(Jonas Noreika)是我家族故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他是1945年至1946年反苏起义的策划者，后来被处决。他穿着军装的照片挂在我们的客厅里。现在，他不仅是我家的英雄。有街道、匾额和一所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被授予立陶宛最高的追授荣誉维蒂斯十字架。

2000年，母亲临终时要我接手为她父亲写书的任务。我热切地同意了。但是，当我翻阅资料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一份1941年的他签了名的文件，从此，一切都变了。我外祖父的故事比我所知道的要黑暗得多。

我了解到，我所相信的那个二战期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人的救世主，实际上下令围捕了立陶宛他所在地区的所有犹太人，将他们送进一个犹太聚居区，在那里，他们遭受殴打、饥饿、折磨、强奸然后被杀害。立陶宛超过95%的犹太人在二战中丧生，许多人是在邻居的积极配合下被杀的。

突然，我不再知道我的祖父是谁，立陶宛是什么，以及我的故事如何自圆其说。我怎么可能兼顾两个现实？乔纳斯·诺雷卡到底是屠杀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的恶魔，还是为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拯救国家而奋斗的英雄？

这些问题开启了一段旅程，使我明白了记忆政治的力量以及正确进行重新叙述的重要性，即使要付出更高的个人代价。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就像立陶宛一样——二战期间被纳粹和共产主义者争夺占领，后来在铁幕政治下被困了50年。

这样说的话，也许，立陶宛就像被苏联占领了50年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此期间，事实的真相被牢牢冻结：立陶宛人只被允许谈论二战期间被杀害的苏联公民。对犹太人受害者的提及被占领者抹去了。我愿意认为，假如立陶宛在二战后成为了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它可能会承认它在纳粹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

纠正历史记忆原来是有危险的。当我公开质疑外祖父生平的官方故事时，我在芝加哥的立陶宛社区和立陶宛都遭到了中伤。我被称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特工。立陶宛领导人仍然相信，他们国家的身份认同靠的是执着于英雄的形象，就算牺牲事实真相也在所不惜。

乔纳斯·诺雷卡短暂的人生历经曲折，这就更有利于通过强调善行来掩盖罪恶。然而，罪恶太多了。

1933年，他是立陶宛军队的一名年轻士兵，写了《立陶宛人抬起头来》(Raise Your Head Lithuanian)——相当于立陶宛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作为解决立陶宛问题的方法。1941年6月，他领导了对苏联的起义，尽管他当时正与纳粹合作。7月，他下令杀害起义所在的普朗日镇的全部2000名犹太人。8月，德国人赞同由他来担任希奥利艾地区的区长，同月，他签署了命令，将数千名犹太人送上黄泉。在他任内大约有8000名犹太人被杀。

在立陶宛人现在颂扬的历史版本中，我的外祖父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被德国人强迫签署了这些文件。但是当我更深入地挖掘时，我了解到担任区长让他住上了该地区最好的房子，每月有1000马克薪俸，并且我的外祖母也有了一份工作。在我看来，这更像是诱惑而不是胁迫。

他确实反抗纳粹，但不是通过拯救犹太人，而是通过阻挠党卫军征兵。1943年3月，他被送进纳粹集中营。他于1945年1月获释，然后被红军征召入伍。那年晚些时候，他开始组织对苏联的叛乱，苏联人已经从立陶宛的解放者变成了占领者。苏联在翌年3月将他俘虏。他于1947年2月被处决，享年36岁。

将纳粹合作者转变为民族英雄需要四个篡改步骤。第一步，将所有责任归罪于纳粹，即使我的外祖父像许多立陶宛人一样自愿参加了对犹太人的屠杀。第二步，创造一个受害者叙事，质问一个犹太人杀手怎么会被送进纳粹集中营。第三步，诋毁与之相左的叙事是国家敌人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最后一步，拒绝接受两个看似矛盾的真相能够共存：诺雷卡勇敢地抗击共产党，同时参与了杀害犹太人的可耻勾当。

在花了20年研究他的生活后，我把我的外祖父称为纳粹，即使他从未正式加入该党。他与纳粹一起工作，以他们的方式行事，得到了他们的报酬，像他们一样憎恨犹太人，并像他们一样，促成了酷刑和杀戮。

立陶宛官员积极掩盖真相，是因为真相会让这个国家颜面尽失？或者他们是真的拒绝接受，他们的民主制度脆弱到无法面对自己的历史？不幸的是，这不仅仅是关于我的外祖父。他是整个民族故事的缩影，而这样的民族故事在东欧各地回荡。

时间的流逝创造了谈论真相的空间，但同时也增加了这样做的紧迫性，剩下的记忆在消失，又一代人将要离去。对黑暗过去的分析总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历史以谎言为基础，我们将永远无法获得澄清和治愈。尽管后代可能不知道细节，但他们仍然会经历由父母传给孩子再传给孙子的情感痛苦。

我已经与我的外祖父和解。我发誓要通过见证真相来揭露他的罪行，并发誓要纠正立陶宛对大屠杀的记忆，部分是要求剥夺他获得的荣誉。当我们记住发生的事情并从中吸取教训以确保不再发生时，可能会促成立陶宛人与犹太人之间和解。也许承认这一事实将使立陶宛人拥有更健康的民族认同，并为我们的诗歌、语言、食物——而不是我们的黑暗的过去——感到自豪。

/ Silvia Foti 高中教师、记者，著有《The Nazi’s Granddaughter: How I Learned My Grandfather Was a War Criminal》一书。
/ 翻译：邓妍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27/opinion/jonas-noreika-lithuania-nazi-collaborator.html?_ga=2.204243024.1562257535.1611954814-1911778063.1603784113

一朝回到殖民地

/ 區家麟

二十多年來，香港人總會在回歸日、國慶日，或失驚無神隨時隨地聽到有愛國者喃喃念誦類似對白：香港回歸是「百年屈辱史的終結」，殖民統治時，香港同胞面對「帝國主義的惡行」和「殖民奴才的嘴臉」，只是「二等公民」，「沒有民主權利」，現在香港人「當家作主」、是「主人翁」……

論屈辱，一直搞不明白，如果殖民管治如此屈辱，為何半世紀前我們祖輩攀山涉水投奔怒海，冒性命危險，投入殖民地香港的懷抱；論屈辱，香港公務員回歸前被譽為天之驕子，效率超凡，新時代的特區公務員，現在人人要執筆劃押，叩頭表忠，屈辱意難平。國家屈辱史的終結，是個人屈辱史的開端。

至於「奴才嘴臉」哪個時代較輝煌？若以立法會為例，英治時期無疑很多奴才，但舉止優雅，最少裝扮得優雅；今天立法會如馬戲班表演，飛禽走獸亂舞，無知就是力量，鄙俗、赤裸、奴性的酸臭味濃得化不開。若觀政府高層，往日總督，如麥理浩或彭定康，還有強勢的時候，面對倫敦可以硬起來；新時代的林鄭月娥，抗疫只懂封區不敢封關，問她 BNO 想如何懲罰香港人，不知道；問她想如何改變選舉制度，也不知道，一切聽候北京發落，事事感謝中央。

論「二等公民」，香港人從來都是，今天前仆後繼逃難到外國，甘願受歧視，搶住做二等公民，為什麼？因為留在故土，選舉權沒有了、言論自由被割喉、BNO 有罪、不表忠有罪、選舉想贏都有罪、錢財隨時被凍結，幾時申請公屋都要先簽字擁護基本法？如此待遇，不是二等，是四等、五等；也不是公民，是賤民。

最好笑是，建制派大玩家開始吹風，要大改選舉制度，特首選舉甚至走回頭路，回到由權貴「協商」產生，與港督任命看齊才能有必勝保證；立法會 DQ 關卡重重，只剩下聽命的魚蝦蟹。什麼「民主權利」如風飛逝，什麼「比殖民地更民主」如大巴掌大巴掌狠狠自摑。尊貴的愛國者們，你的臉都腫了。

殖民時代，《天佑女皇》放在電視台深夜播放，殖民者不要你的愛，但培養了一群香港人，認同其價值，願意在小島上安身立命；新特區時代，《義勇軍進行曲》加碼日播夜播，惟恐你愛得不夠，但廿多年來倒行逆施，培養了一群離心的人民，也培養了一群自己也信不過的土共嫡系；要用人時，滿城盡是庸碌擦鞋仔，於是準備大舉引入北方金融才俊，佔領高位大換血，留島不留人。

一切以國安之名，就可以肆意妄為。往日大英帝國沒落時，不懼臣民離心，離叛條例幾十年不需用。今天強國崛起如日方中，卻天天歇斯底里疑神疑鬼，盡用法律武器，整肅異己。

辛辛苦苦廿三年，一朝回到殖民地，超額完成，請一起大笑三聲。

https://aukalun.blogspot.com/2021/01/blog-post_25.html

老兵不死

/ 李怡

近年常見「灰犀牛」和「黑天鵝」這兩個詞。「灰犀牛」指顯而易見卻被視而不見，最終造成重大危機的風險。「黑天鵝」則指那些難以預測的不尋常事件，其引發的後果十分巨大。

2020年，大量黑天鵝事件爆發，其中波及大半個地球的，是新冠疫情。疫情也直接影響美國的大選，使去年初因經濟的驕人成績而對連任總統幾乎沒有懸念的特朗普，在大選落馬。民主黨上台，意味世界戰略格局的改變。

拜登政府的國務卿布林肯說，會延續特朗普時代的對華政策，許多人因此認為拜登會對中國繼續打民主和人權牌。擔任拜登印太事務協調員的坎貝爾早前說，「一種智慧和恰當的做法也許是，後退一些，反思一下。考慮一下雙方都可以邁出的一小步，釋放在未來至少保持一種可行關係的願望。」有人指特朗普是「反華不反共」，拜登會是「反共不反華」，對華政策主旨基本不變，但從特朗普時代的單邊獨鬥，改為全球協作，將更有效遏制中國。

講「反共不反華」，真是至今還未認清現實。除了指港台海外的華人之外，國際關係上講到「華」就等於「共」。正如有人講「愛國不愛黨」也是搞不清至今「國」已經等於「黨」一樣。

有人說，坎貝爾的一小步，或是指放寬簽證，改善記者、大使館處境等。但這豈是一小步，實際上是徹底改變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了。特朗普的政策不在口頭而在行動，他口頭上說習主席是他好朋友，但行動上，就是嚴控中國人的赴美簽證，以至中國留學生大減九成九，所有的高端學術交流叫停，嚴查留學生間諜和參與千人計劃的學者。這是中國最忌憚的實際行動。其他國家如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蘭也紛紛跟隨。「協作」是不必講出來的，只要美國肯帶頭，就有國家跟從。

拜登上台即簽署終止特朗普退出WHO的程序，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等，意味美國重啟全球協作。在去年疫情開始時，WHO與中國配合，導致疫情全球擴散，譚書記成了世界衞生的敵人。《巴黎協定》2016年有171個國家簽署，中國也積極參與。但協定生效後，地球暖化加速，2018年全球碳排放量增加2.0%，2019年又繼續增加。2020年12月，環保與能源機構透露中國一帶一路計劃從津巴布韋到印尼建造的數十家燃煤電廠的排放量將超過主要已開發國家，中資銀行繼續為煤炭項目提供融資。

從WTO 、WHO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巴黎協定》，根本已經看到，所謂全球協作，就是一個暴發戶大國與一大批貪腐小國的協作，以冠冕堂皇的辭藻包裝，卻以不遵守規則、不遵守承諾的方式，向美國等文明法治國家搵笨。

全球化經濟無國界，但政治卻有國界，而所有的國際規則，都沒有權力去約制不守規則、以國家資本和盜竊方式進入全球市場搶掠的國家。西方一些國家國內產業被淘空、失業高企、移民湧入搶佔福利，而一些金融、企業和政治精英就成為全球化中獲利豐厚的獵食者。

進入21世紀，全球化一路狂奔，灰犀牛早就顯而易見：物質充裕而精神空虛、經濟繁榮而貧富懸殊、技術進步而社會重構，大國崛起而文明隕落。四年前，特朗普以局外人身份橫空出世，成為全球化利益鏈的破壞者，在幾乎全球的既得利益者聯手打擊下，只有靠神蹟他才會連任。當然沒有神蹟。

我想起唯一參加過兩次大戰和韓戰的麥克阿瑟將軍在71歲演講中的話：「老兵不死，只會慢慢凋零」。那時代美國的「老兵」代表着甚麼，大家想想吧！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22/YPOT2VM5A5GTLNQ5U24CDXJWY4/?fbclid=IwAR169k_B5EKR5XXr6FuG3SweKZCEtF2y6aUm9Jhny9PQTEvCS2Fv9BYF9Ao

我的家人讓我好傷心好生氣！

/ 許瑞云醫師

為了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所以文章所用的名字和故事的細節有做過改變。

雅琳的一對兒女都是聽覺型的孩子。女孩愛漂亮，最近正在考慮刺青跟整容。雅琳不理解，自己的女兒明明臉很小也很漂亮，為什麼要用傷害自己的方式做這種極端的改變。

兒子十五歲就搬離家裡，在外面的人際關係很好，但回到家就像變了個樣子，不跟她交流，而且除非缺錢不會回家。

最讓雅琳不能接受的是先生俊達的改變。剛結婚時，俊達一個溫暖貼心的人，但隨著孩子長大，俊達會用打罵的方式管教孩子，雅琳非常不認同，也對孩子感到非常抱歉。除此之外，俊達變得易怒，有時會對著雅琳咆嘯。這些種種的挫折都讓雅琳感到傷心、生氣且不知所措。

雅琳是視覺型的太太（很容易看到別人錯的地方，喜歡下指導棋，指示別人應該要如何做才對），雅琳常強勢的「告訴」俊達他應該如何如何，而俊達是感受型的先生（很難對別人說不，而且當下比較難看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答案）。所以剛開始先生會一直配合雅琳的要求而改變自己，但日子久了，內心會感到委屈，覺得怎麼老是都得要配合和聽從太太，而且委屈久了，跟太太相處就變得煩躁易怒。

在這個家庭動力中，俊達是一個“心”能看見孩子的爸爸（他比較能了解和同理孩子）。只是過去俊達的父母是用打罵的方式教育俊達，所以俊達也延續了這個方式教育他的孩子。雖然他有時會打罵孩子，但平常會陪伴孩子，也很溫暖。

而雅琳一直注意著每個人的問題點，並為此感到擔心不安，所以容易管東管西，嘮嘮叨叨的，惹得大家都想要跟她吵架或直接避開她。其實這樣的管東管西並非是真正的看到孩子（因為她太焦慮了，一直想管控和改變孩子，反而無法用心去了解孩子的感受、想法、看事情的角度等）。

許醫師請雅琳告訴俊達:「親愛的老公，你來自用打駡教育方式的家庭，而我來自不用打駡教育的家庭，所以我們對教育孩子的方式有所不同。很謝謝你對孩子的用心，你是很好的爸爸。很抱歉我常不是一個溫柔善解人意的太太，我會學習去看到你的好和常常肯定你。」

許醫師也告訴雅琳，面對聽覺型的孩子，平時就得要常肯定他們（不是只肯定孩子的行為，更重要的是肯定孩子的特質），不要總是常嘮叨他們的不是。女兒對自己沒有自信，所以想要改變自己。她想要刺青來展現藝術或自己的獨特之處，可以試試看用一段時間就會自動褪掉的刺青啊，這樣以後不想要這個圖案也沒有關係。

學習先同理孩子想做的事，然後跟孩子一起討論做了之後的影響，也可以上網搜尋各種可能性。

我們阻擋不了已經長大了的孩子，但可以幫助孩子把事情看的更清楚透澈，或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給孩子做參考。

雅琳回家後開始做出了改變，沒多久後她就來信回覆：

謝謝醫師跟工作人員，很感恩您們。

我的先生這週帶著全家，來到我最喜歡的杉林溪渡假。每天走一萬步。全家一起做能量操。離上次全家國內旅遊已經是5年前的事了。我感覺一家人終於可以在一起吃飯，談天了。

看完診那天，他來接我。好歡喜的樣子。關心我：許醫師說了什麼？我等你一起吃晚飯。回到家他好開心的樣子，一直像以前一樣，一直幫忙做家事。

太感恩許醫師了。我也時時提醒自己。要感恩他。「明明是我一個人去諮商，但感覺全家都得到療癒。」

我們無法改變別人，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去影響別人。媽媽是家裡的靈魂人物，當媽媽願意自我成長和改變時，整個家庭的動力也會跟著改變！

當我們看這個世界很順眼時，世界也會開始看我們很順眼 ：）

http://happy1013.blogspot.com/2021/01/blog-post_17.html

緊急狀態

2021年1月12日，馬來西亞國家元首蘇丹阿布都拉（Al-Sultan Abdullah，另譯阿卜杜拉）就新冠疫情，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凍結國會和全國選舉，以遏制病毒擴散，截至8月1日為止。其後，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透過全國電視直播表明，本次緊急狀態志在抗疫，沒有軍事管制、沒有宵禁戒嚴，大馬政府繼續運作，人民生活照常，故無須特別擔心；然而，消息讓馬元和主要股價指數一度下挫。

緊急狀態，亦稱例外狀態，是一種特殊情況，泛指當某一國家或政區陷進災難危機（例如：軍事襲擊、內戰、暴動、各種天災和瘟疫等），居民生命和公共財產遭受嚴重威脅時，國家元首、地區特首或執政的內閣成員被賦予特權（或反過來說，暫時不受規限），容許他們頒布遠超一般法治範圍的特殊政策和措施。

俗話說，非常時期、非常手段。

於是，我們竊見國家的某種真面目。德國法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又譯施密特）曾說「主權就是決定例外狀態者」（“Sovereign is he who decides on the exception.”），沿著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式政治思維，他認定任何法律根據都是（某種凌駕於憲法之上的）國家執政者所決斷的，換句話說，無法無天。

人們憂慮大馬政府宣布「緊急狀態」是另有企圖，只為鞏固權力和延長執政期。然則，馬來西亞的確診數字已達13萬8000宗，幾乎每天有逾兩千起確診病例；慕尤丁亦揚言國内醫療系統瀕臨崩潰，而意大利於2019起同因疫情進入緊急狀態至今。

這種擔憂也非空穴來風。自2020年2月的連串事變：希望聯盟政府垮台，前任首相馬哈迪辭職後，馬來西亞重新由國民陣線（聯合了土著團結黨和伊斯蘭黨）掌政，頗多新經濟政策無以為繼（包括馬新鐵路斷尾），造成部分民怨。巫統近期發起猛烈的逼宮行動，國盟政府面臨被推翻的危機。是故，既然封州防疫早就啟動，在野黨便猜疑慕尤丁是進一步借「緊急狀態」為政權續命。無論上述猜疑孰是孰非，有一事是真確的：當年馬哈迪對大馬晉升發展國家的「2020宏願（Wawasan 2020）」與現實漸行漸遠，乃至幻滅收場。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筆鋒/2021-04/1610594269520/大馬緊急狀態防疫兼顧政治

三毛與卡繆

/ 林靖風 

在剛過去的一月四日，為卡繆逝世的六十周年與三毛遠離了滾滾紅塵的三十周年，他們的影響力仍然以不同「叛逆」的面貌呈現在讀者的眼前──「反抗」與「荒謬」一直都是他們的作品的代名詞。

《撒哈拉的故事》的英文譯本首次在2019年出版，三毛的傳奇得以在英文讀者的世界裏流傳。在糾纏不清的疫情影響下，卡繆的作品如《鼠疫》及《反抗者》的作品等，成為了我們在面對孤獨和隔離時候的時代讀物。

三毛的作品常被評論為文學性不足，而卡繆的哲學理念亦被沙特在1952年的《摩登時代》期刊裏批評為：「《反抗者》的出版會否就是用來證明你在哲學思想上的貧乏？」卡繆的荒謬主義一直被學術界劃定為一種不嚴謹的哲學，而三毛的文學作品都只被認為是消遣小品，但是他們都是熱愛生命與生活的人，他們筆下的理念和故事都是為了毫無修飾地呈現生活的本質：一種荒誕的荒謬感。這一種撲朔迷離的存在危機，糅合卡繆在《反抗者》裏的「形而上的反抗」思想，可以體現於三毛在《撒哈拉歲月》內的一篇散文〈啞奴〉（原作收錄在《哭泣的駱駝》）。

主人與奴隸的荒謬

在《反抗者》中，卡繆這樣描述一個「形而上的反抗者」所擁有的特質：「形而上的反抗，是人起而對抗自身情況與人類全體情況的行動，之所以形而上，是因為它對人的最終目的與創造提出質疑。」在卡繆的哲學系統裏，當人們在實行「形而上的反抗」的時候，他們反抗的不只是他們自己所面對的不公義情況，同時亦在反抗世界上一切的荒謬。他形容所有抗爭的開端都是個人的，每一個反抗者在還沒有反抗意識之前都只是一個奴隸；在他們洞悉到自己正在承受不公平的待遇以後，才衍生出一種個人的反抗情緒。此刻仍然是奴隸的他們看見了其他亦在被壓迫的奴隸後，而得到覺悟再蛻變為一個真正的反抗者。

無企圖的偶然與巧合

這亦是為甚麼卡繆在《卡繆札記Ⅰ1935-1942》裏寫下：「我並不會在自己的糾結中盤旋，而是先由外在的世界演化到自己的內在，再由內在反饋到世界的現象。」奴隸在成為反抗者之前，首先要認清及確立自己與主人亦同樣是奴隸的身分，因為主人需要依賴奴隸的存在，才可以擁有屬於「主人」的身分。雖然有一些現象學家會認為卡繆的論述跟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有著類近的哲學邏輯，而確實卡繆亦沿用了黑格爾的論證作為基礎，但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裏提倡著一個可以打破主奴關係之間的輪迴的可能性，就是讓主人與奴隸同時認知自己只是一個個體的身分，從而分散他們的階級之分。在卡繆的思想中，可能性的存在本來就是違背了荒謬的本質，因為其中的「可能」已經屬於其中一個的解決方法，而荒謬亦再也不可以歸類為荒謬；一個存在著企圖的行動已經無法對抗荒謬，因為荒謬只可以在無企圖的偶然與巧合之間瓦解。

〈啞奴〉裏的反抗者

在三毛的〈啞奴〉裏，她描述了自己與一個被撒哈拉威大財主所擁有的黑人啞奴之間的認識與分離。這一個故事已經被後殖民主義學者用以解讀，但是在卡繆的荒謬主義的詮釋上，啞奴自身的「反抗」經歷仍然有待分解。啞奴在故事中作出了卡繆所形容為的「形而上的反抗」，而有別於我們在日常自願接受的社會契約，啞奴是一個真正需要侍奉主人的奴隸。由於一個革命家需要感同身受別人的窘況才可以成就一個革命，牢困在主人家中的啞奴只可以運用「形而上」的方式來進行反抗──那是一場個人的反抗。啞奴接受自己是奴隸的命運，他透過對於家人的愛和照顧，進行了一場思想上的反抗。

想像的權利

對於卡繆而言，反抗荒謬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接受自己是奴隸的命運。啞奴明白到一場行動上的革命在現階段是不可行的，所以思想上的反抗就是他現在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在故事的最後，啞奴被賣到另一個富戶家庭裏去，而三毛是這樣形容當時離別的情況：「幾個年輕人上去捉住啞奴，遠遠吉普車也開來了，他茫茫然地上了車，手緊緊的握在車窗上，臉上的表情似悲似喜，白髮在風裏翻飛著，他看得老遠的，眼眶裏乾乾的沒有半滴淚水，只有嘴唇，仍然不能控制的抖著。」啞奴臉上那似悲似喜的表情，會否亦是薛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峰時的神情？當薛西弗斯知道自己快要成功把石頭推到山上的終點時，他是快樂的。但當他意會到在結束了以後石頭就會從山上滾下來的時候，那一刻的他是悲慟的──薛西弗斯每一天都要承受著宙斯所判予的懲罰。除了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裏所述：「我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我們亦應當想像啞奴和他的家人是快樂的，因為如果是想像的權利亦被扼殺，我們就失去了反抗一切荒謬的機會。

卡繆與三毛都經歷過一段被放逐的歲月，卡繆的阿爾及利亞、三毛的撒哈拉沙漠，他們亦明瞭到自然的規律都是由混亂和紛爭所組成的。當失去了正常，一切都也只會是荒謬。鄉愁成為了我們的呼吸，荒謬埋藏於混沌之中──或許死在一月四日也不錯。

參考文獻：

三毛（2010）。《撒哈拉歲月》（頁341）。台灣：皇冠文化。
嚴慧瑩（譯）（2017）。《反抗者》（頁44）（原作者：Albert Camus）。台灣：大塊文化。（原作出版年：1951）
嚴慧瑩（譯）（2017）。《薛西弗斯的神話》（頁188）（原作者：Albert Camus）。台灣：大塊文化。（原作出版年：1942）
Camus, A. (1963). Notebooks, 1935-1942. (P. Thody, Trans.) (1st ed., p. 76). New York: Harvest/HBJ Book.
Sartre, J.-P. (1964). Réponse à Albert Camus. In Situations IV (p. 108). Paris: Gallimar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2)

/ 林靖風 

於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修畢藝術理論及哲學系研究碩士學位，曾在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及多個香港與台灣藝術展覧展出多媒體（雕塑、插畫、設計及攝影）作品、亦同時獲得相關藝術與設計奬項。

以二十歲之齡在英國哈德斯菲爾德北屋藝廊舉辦首個個人展覧，於 2018 年出版首本個人小說《憂鬱藏紅首部曲：艾塔》及於 2019 年獲 TEDx Royal Central London 邀請進行以存在主義為主題的大型公開演講。Instagram: @cyrus_lamprecht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三毛與卡繆-荒謬的一月四日/

若瑟，單純的信仰

/ 蔣勳

多日陰霾突然放晴。

在花蓮的聖若瑟修道院入口看到一尊很樸素的木雕像。

聖若瑟，有時翻譯為「約瑟」，他是耶穌的父親。但是依基督教嚴格的教義，耶穌是瑪麗亞從聖靈受孕，是「神之子」，所以，若瑟只能算是耶穌的養父。

我初中一年級在民生西路的蓬萊堂隨孫神父讀經，從舊約讀到新約。我很感興趣，至今也還常拿出來讀，以為是最好的文學，也幫助我進入歐洲的藝術史經典作品。

那一年多讀經，對若瑟沒有很深的印象。他是木匠，是謙卑的勞動者，很少看到他表達自己獨特的意見。

若瑟是神的虔誠信徒，神派天使告訴他瑪利亞從聖靈受孕，不可與她同房，若瑟就遵從。神又派天使告訴他帶妻兒逃往埃及避難，他也遵從。

若瑟從不懷疑神給他的命令。

我結束讀經課業，領洗的時候，神父要我選擇「聖名」。我選了十二門徒中唯一不相信耶穌復活的「多默」。神父笑一笑，他大概知道文青時的我內心的叛逆吧。

我最終離開了天主教，後來讀到沙特為了卡謬皈依基督教而決裂多年友誼，有一點憂傷。

在巴黎時常常路過聖母院，還是不自覺走進去，在沈靜的穹拱回聲裏像是聆聽著自己叛教的告解。

不知道為什麼，這次在若瑟像前沈思很久，如果再次被神接納，我會不會選擇「若瑟」做新的聖名？在漫長的信仰的路上，懷疑像一道一道障礙，若瑟在這路上也曾有過一絲懷疑嗎？

我多麼羨慕若瑟，遵從一種單純的信仰，沒有一點懷疑，那就是神的旨意，只要照著神的話語去做。信仰或許是極大的福報吧？我青年時的叛逆，卻使我與若瑟擦身而過⋯⋯

若瑟是質樸勤勉的木匠，寡言木訥，這尊像不修飾的木頭文理質感都很適合他。

他手裏懷抱小耶穌，他無微不至呵護照顧的孩子並不是他的兒子，他並不在意，因為那是神之子。

耶穌最後要被釘死在木頭製作的刑具十字架上，那時，若瑟已經去世，即使在世，他或許也無法理解一手帶大的孩子為什麼要堅持選擇走上那麽壯烈的骷髏地吧？

很高興在花蓮遇到聖若瑟修院，相信這裡有許多以若瑟的質樸信仰為典範的追隨者。

https://www.facebook.com/chiangxun1947

墨悲丝染

/ 曾昭智

已故著名文学书法前辈于右任，在形容名书画家黄居正先生时，用了十个经典的文字：澄潭一轮月，老鹤万里心。他借此赞扬比其年轻的黄先生心如潭中明月一般澄澈，未来虽然年纪老了也依然壮心不已。一个人，明心见性不忘初衷最为难得。《千字文》里头也有一句话：墨悲丝染，诗赞羔羊。说的是墨子看到纯洁的丝绸被染了色不褪，为此而悲泣。诗经里，咏赞具羔羊般纯洁品德之人，是令人敬佩的。

儒家主张人性本善，三字经的一开头“人之初，性本善”就已清楚说明。我们常说的“天良”，此善良本性乃与生俱来，人们当好好珍惜。人一出世，就像一匹纯洁的雪白丝绸，其性本善良且单纯。但经过多年生活历练，渐渐因为面对环境挑战与威胁，人之个性慢慢变得复杂，失去其原有的单纯特色。白丝开始不再纯洁，掺杂了不同的色彩，无论如何洗涤，再也还原不了其羔羊毛皮般的质朴洁白，墨子因而悲其丝染而叹。

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论语》中的“性相近，习相远”，阐述了人性会随个人习性而改变，此话用于政坛、职场人士最是贴切了。墨子例举：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 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我们常说：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这句话除了耳熟能详之外，现实生活中也确实目睹不少这类案例。

许多人一旦登上枝头变凤凰后，就再也不是原来友善和蔼的喜鹊了。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社会本就是一个大染缸，这话却也不假。我们也常形容一个人在社会上“混”久了，人就常常变得“老油条”或变得“滑头”，再也回不到当初的无邪本质。所以墨家学说认为，一张雪白丝绸，一旦掉入大染缸换了颜色，不能还原回到原来的雪白色泽，是可悲的。换了位置，换了脑袋之后，再也不是原来单纯的自我了。

后来另一位著名儒家学者荀子，提出相反的“人性本恶”的理念，把生物之欲求视为人之本性，常为生存资源而争夺，各类邪恶之事因此衍生。故荀子强调礼义，凡人须遵守法律，将贪戾之人本性化解及管束，这理论称之“法家性恶论”。我们又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讲人本性就坏，再怎样改变也改不了其“狗吃屎”的恶习，这又是另一极端的说法了。

不论儒家或法家，都认同人若改变了，是极难还原做回当初的自己的。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longmen/2021/01/04/384502

東柏林‧西柏林

/ 區家麟

2019年，香港被一些外媒稱為冷戰時期的「西柏林」；早陣子，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稱香港為「東柏林」。

一年之間，由「西柏林」變「東柏林」，意義差天共地。

往日遊學到柏林、訪圍牆，發現很多人不明白這段歷史，不理解柏林地理位置，如何用一道圍牆把整個城市圍起來？

二戰末盟軍反攻，光復德國滅納粹，英美法軍與蘇聯軍隊在柏林相見，把德國瓜分成四個佔領區，英美法的管理區後來合併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行資本主義，擁抱自由民主；蘇聯佔領區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行社會主義，豎馬列銅像。盟軍同樣瓜分首都柏林，西柏林屬西德，東柏林屬東德。

問題來了，柏林位於東德境內，即是說，西柏林是「飛地」，有如一個「孤島」，任何外國人進出西柏林，一是坐飛機，否則就要經陸路穿越東德，才能跨境到西德。資本主義真邪惡，西柏林物質豐富，有牛仔褲有巧克力；文化生活多姿采，有樂與怒音樂有色情電影，求職擇業自由、思想言論開放，吸引東德人遷居，一去不返。面對嚴重人才流失，加上面子很難看，東德1961年把心一橫，在西柏林周邊建高牆，阻止人民用腳投票，圍牆成為東西方冷戰標記。柏林圍牆長百多公里，把整個西柏林團團圍住，東西柏林本來是一個城市，地鐵道路相通，為了阻隔來往，制止人民出逃，東德政府連地鐵站的地下通道都要用磚頭封死。

西柏林，代表一個被專制重重圍堵的自由之城，圍困之中堅持自己的生活；東柏林，根本就是專制的一部分，權貴掌控一切，渴望忠誠，老羞成怒時，會築圍牆，架起步槍，槍口對準不忠的人民。

西柏林、東柏林，哪個比喻較合適，請自己參詳。

https://aukalun.blogspot.com/2021/01/blog-post_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