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品質的社交，不如高品質的獨處

/ 石雷鵬

想進強人的圈子，你得先成為一個強人。因為比你強的人，根本沒空理你。這樣說，很刺耳，但很真實。因此，低品質的社交，不如高品質的獨處。高層次的人，懂得給生活做減法，擺脫外界糾纏不清的種種，把這些時間用來陪伴自己心愛的人，以及做自己認為更有意義的事情。

以前，我看到身邊一些朋友對勵志類的名人傳記或「雞湯文」嗤之以鼻。他們說，「雞湯」沒營養，讀「雞湯」的人很 low。我就想：我可不能讀「雞湯」，不能做很 low 的人，被別人看不起。

偶然的機會，我發現自己就是個「low 人」。因為我也會有意志消沉的時候，這時，我是需要「雞湯」來「補身體」的。

你讀的書愈多，你就愈會發現：無論是科學家、作家、政治家、企業家、教育家、軍事家，還是實力派演員或歌手，很多知名人物其實都是「雞湯」高手。

例如，企業家將企業的願景、使命、價值觀和情懷用文字凝練成企業文化，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

馬雲經常講一句話：「今天很殘酷，明天更殘酷，後天很美好，但大多數人死在明天晚上。」

你說這是不是「雞湯」？我才不管它是不是「雞湯」，反正我每次聽完，都熱血沸騰。我的一位朋友在阿里巴巴任職，他的微信簽名也是這句話。

其實，「雞湯」的最大受益者，一定是那些寫「雞湯」和傳播「雞湯」的人。因為這些別人眼中所謂的「雞湯」是他們的信念，是他們堅持下去的動力，是他們實現夢想的催化劑。廣告

所以，要給自己的生活做減法。你無法縫上別人的嘴，但如果你為夢想努力時已經勞累不堪，就不要再背負別人評論的壓力了。

給自己的生活做減法，不意味著你要放棄理想和目標。相反地，是要更專注在重要的事情上。你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追求，既要顧及這個又要考慮那個，但你的時間是有限的。

你要找出從長遠來看對你而言最重要的事：什麼事讓你最為看重？你窮盡一生都想完成的四到五件事又是什麼？

你要審視自己的追求：回顧過往，學習、工作、家庭、業餘愛好、第二職業等，哪些是你最看重的？哪些是你最喜歡的？哪些屬於你畢生追求的四到五件事之一？捨去那些與上述問題格格不入的答案。

你要審視自己的時間：你的一天是怎麼過的？從早晨睜開雙眼的那一刻到晚上你睡下，你的一天都做了哪些事？在大腦中列張清單，審視清單上這些事是否與你的終極目標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趕快停止做這些雜事。重新設計你的一天，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終極目標上。

你要懂得簡化自己的階段性目標：如果你能力強悍，能同時打贏多場「戰爭」，當然好；但如果你能力有限，發現即便榨乾自己也不能同時應付好幾個目標，請簡化你的目標。多個目標若不能完成，還不如只設立一個目標。這樣不僅能減輕你的壓力，還會使你更容易成功。你將全部精力集中在這唯一的目標上，會加大你成功的砝碼。

給自己的生活做減法，你要學會拒絕：拒絕是簡化生活的關鍵，不懂得拒絕，你就會背負很多自己不想、不願，也不該背負的負擔。

你要預留時間給自己愛的人：你最重要的四五件事中，一定要包含和你愛的人相處，他們可能是你的配偶、孩子、父母、其他家庭成員或好朋友。花一些時間和他們一同做一件事，或是向他們敞開心扉。

給生活做減法的同時，也要給精神世界做加法。

讀好書，雖然是亙古不變的精神獲得養分的方式，但在今天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讀紙本書早已不是知識資訊獲取的唯一途徑。

你讀不進去的時候，可以聽有聲書（在路上、在運動時），雖然聽有聲書被很多人詬病，說它不是深度閱讀，但學總比不學強。

我的觀點是：持之以恆的深度閱讀當然是最佳選項，但如果你只有三分鐘的熱度，那也要有三分鐘的收穫。

無論你是耐心讀完一本書，還是以三分鐘熱度讀或聽了一個片段，都要記住：別不捨得花時間在學習上，學習從來都是長期投資。

如果你不更新自己，只能靠山吃山，最後坐吃山空；保持學習的習慣，你才能更勝任當下的工作，同時又擁有隨時離開的能力。給自己的精神世界做加法，聊天也是個不錯的選項。

無論工作多忙，都應該花時間和人交流，尤其是業務交流。既可以是與工作相關的，也可以是閒聊。

與相關領域的厲害人士聊天，可以實現職業道路上「火箭式的提升」。我想起剛開始當老師時，自己要花幾個月才能想明白的問題，跟有三十多年教學經驗的尹延老師只聊了半個鐘頭，就悟透了。人家蹚過的河和跨過的橋，比我走過的路還要多。

我作為一個初入寫作圈子的新手，特別喜歡找各行各業的專業強者聊天。跟知名作家聊天，聽他們金句頻出，我瞬間思路開闊。

跟企業界的哥們聊天，我知道了他們創業的艱辛。跟有會計師執照的會計師聊天，我拓展了自己審計和財務方面的知識。跟大學教授聊天，我愈加敬畏知識和學術。跟公司同事吃飯時閒聊幾句，我大概瞭解了他的性格，之後工作上的溝通會更順暢。

跟我媽聊幾句，我既深刻體會了傳統的農村父母的故步自封（這樣寫自己的老媽貌似不太好），也深刻感知了母親的愛。

你愈是跟強者聊天，愈會感受到差距，壓力滿滿、動力滿滿，收穫也會滿滿。你可能要問：我太平庸了，身邊也沒有強者，怎麼進入強人的圈子？

我的建議是：想進強人的圈子，你得先成為一個強人。因為比你強的人，根本沒空理你。

這樣說，很扎心，但很真實。

你也別氣急敗壞，因為我還給你準備了兩項建議。

第一，低品質的社交，不如高品質的獨處。如果無專業強人可陪你聊天，你可以讀書、聽課，與作者和課程講授者進行隔空的思想碰撞與交流。

第二，參加一些自己感興趣的社群課程、俱樂部活動、社團（可能需要你破費一下）等。這些地方，聚集著跟你有同樣目標和追求的人，志同道合的人中必然不乏優秀者。

第一項建議是儲備自己，第二項建議是拉近你和強者之間的距離，強者不在身邊，你就要主動走近強者。

（摘自時報出版《我的努力，只為自己的海闊天空》）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5194?utm_source=fb_cw&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fb_cw-social-deeplink&fbclid=IwAR0J54Uvow82xPSlf1wu6ym8_VlnckOW7IORkes6fTpfemdvT50FmJXhppo&_branch_match_id=1222995386955491823&_branch_referrer=H4sIAAAAAAAAA8soKSkottLXTy5PLCjQA%2BGczLxs%2FRRXl5Act7zcYuck%2B7Sk5JzMFFvPcscgAy9Tk9Cy%2FHILo4qA4Jw0w%2FJSs8pci%2FiwnLzkbP9wc0%2F%2FoOzUYrO0kIK01NyUshBTA7dcr4iMgoJ8AIpWm%2BpnAAAA

仁慈的力量

「#仁慈的力量」這本書不是新書，原本的書名為「#柔軟的心最有力量」，作者是EQ情商之父丹尼爾高曼，同時他也是達賴喇嘛超過三十年的摯友。這本書的內容是透過他對達賴喇嘛的長期觀察，以及加上自身的心理學研究背景而成，我讀來蠻有意思的，書中分成四大部分，跟你分享：

1. 覺察：

達賴喇嘛說：若要脫離過去苦難的深淵，就要扭轉內心—弱化破壞性情緒，強化美好的人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培養對萬事萬物的「慈悲心」。
慈悲心是什麼？真正的慈悲心，是先擔起照顧自己的責任，然後去關心每一個人所受的苦難，包括自己的苦難。還有，不僅僅是奉獻你所擁有的，也要照顧到被幫助者的自尊。

聽起來或許不容易，但我們每個人透過訓練，都能成為一股向善的力量。換言之，你有屬於自己的心靈地圖，而終點就是慈悲心。至於，如何走到終點，就看你的方向正不正確。首先，第一步就是關照自己的內心。

2. 練心：

每種情緒都很重要，也沒有所謂好與壞，恐懼、憤怒、憎惡、喜悅、驚訝、悲傷，這六種情緒是我們最常表達情緒的方式。不過，當某種情緒過強，持續過久，或是出現在不恰當的地方，這種情緒就會進入問題情緒區。

就像生病要去看醫生，以防病情加重一樣，情緒也要學習如何克制，讓自己成為情緒的主人。沒有人天生會知道如何照顧自己，正如沒有哪個孩子生來不需要父母。你可以想像自己是你情緒的爸媽，不需對內在小孩苛責，但要教會他何謂真理。唯有把自己身心安頓好，才有能力好好對待他人。

3. 起行：

人活在世上不是一座孤島，一個人的未來是否成功或是幸福，都和他人息息相關。因此，幫助別人，或是關切他人的權利和需要，不只是一種責任，實際上，更會影響到我們自身的幸福。

舉例來說，「B型企業」在營利的同時，也回饋工作機會給無家者或二度就業婦女。另外，我覺得達賴喇嘛是個好有遠見的人，目前當紅的ESG概念也出現在書中，重視環境永續發展，讓下一代有好的居住環境，也是付出愛心的表現。

4. 遠見：

世界會變好，或變更糟？其實，答案操之在己。先從控制自身的破壞性情緒開始，不要做出衝動行為，然後以我們的真誠之心，和全人類皆為一體的觀點，付出關懷他人福祉的行動。

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抱怨這個世界哪裡有錯，卻不拿出行動來改變這個錯誤狀況，那麼世界就會變得更萎靡不振。新聞媒體總是會告訴我們身邊有多少壞人，但卻沒人願意關注眼前的善意。所以，抓住現在的機會，付出行動吧！

5. 心得：

平凡如我，沒少挨過刀受過傷，所以朋友跟我抱怨時，我一律建議不要先硬逼自己饒恕對方，要先讓情緒正常發洩，然後關心自己為什麼受傷，畢竟不先對自己寬容的人，我不相信他對別人的忍讓出自愛。因為，愛裡沒有懼怕。還有，別人怎麼看待你，那是因為他是怎樣的人，跟你是怎樣的人，一點關係也沒有。

不過，別忘記要「練心」，透過練習讓自己的心變得堅強，讓自己可以看穿對方攻擊背後的脆弱。或許，有一天當你更強大時，你就能包容這些傷害了。

我喜歡閱讀，看完「#最後一次相遇，我們只談喜悅」，我明白快樂其實跟信仰沒什麼關係；看完「#吃佛」，我理解這位因著非暴力獲得諾貝爾獎的達賴喇嘛，之所以成為宗教領袖的原因，不在乎天選轉世，在乎他對人的謙和及遠見，要知道幾年前可沒有ESG永續減碳的概念；看完「#人慈」，我知道用善良的眼光看人，其實對自己比較有利；看完「#積善」，我從許律師的行為中，明白什麼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現在正在看「#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裡面這段話也好有感：

「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絕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毀了一個人的一生，也不會因為單一的事件而救了一個人的一生。

我們該得的，遲早會得到；我們不該得的，即使僥倖巧取也不可能長久保有。如果我們看得清這個事實。 許多所謂人生的重大抉擇就可以淡然處之，根本毋須焦慮。而所謂人生的困境，也往往當下就變得無足掛齒。」

一點一滴的心思意念造就我們的人生，歲月留下的痕跡藏也藏不住。所以，你要餵養心中的善狼或惡狼，成為好人或爛咖，決定權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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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曲《羅剎海市》在講什麼？ 佛經領讀秒懂內涵

/ 米廣弘

近期，沉寂多年的刀郎推出新專輯《山歌廖哉》，其中一首新歌《羅剎海市》引發關注，曾一度衝上熱搜。

與刀郎以前發過的歌曲相比，《羅剎海市》無論歌詞與風格都顯得不同，網友紛紛表示，沒點文化還真看不懂，甚至引發全網解讀。

有些讀過《聊齋志異》的網友發現，其實這首歌的靈感源於《聊齋志異》的一則故事，那麼「羅剎海市」的故事又從哪裡得到，是蒲松齡編撰出來的嗎？

一首名叫《羅剎海市》的歌曲火了，截至7月底的播放量已經達到了80億次。有些朋友對歌曲所提及的「羅剎國」不太明白，認為或許是清代民眾話語中的「羅斯」。

清代的京師，曾經居住過「羅剎」人，也曾修建過「羅剎廟」，但此「羅剎」非彼「羅剎」。尤其是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所說的「羅剎」，更像是從佛教經典借鑒而來。

在佛教經典中，有著很多關於「羅剎國」的故事，此類故事曾在印度民間廣為流傳。

《聊齋志異》的內容從哪裡得到，是蒲松齡編撰出來的嗎？按照蒲松齡本人的說法，其「才非幹寶，雅愛搜神；情同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透過集腋成裘的方式，積累出一部近500篇的故事集。

如此看來，他筆下的故事，很多都是從民間搜集來的。

「羅剎」容易讓人想到在小說《西遊記》中鐵扇公主的別稱「羅剎女」。

羅剎，梵名raksasa，最早見於古印度詩集《梨俱吠陀》，是惡人的代名詞，後來又演變為惡鬼。

「羅剎」被佛教收編後，仍是以吃人為生的惡鬼，不過根據性別的不同，羅剎的顏值差別卻很大，男羅剎長得很醜、羅剎女卻是相貌美豔、善於誘人。

同時在佛經中，也偶有見到羅剎女成為佛祖的護法。所以，在「羅剎女」這一稱呼中，既寓意了兇殘的本性，又兼有修煉佛身的慧根。鐵扇公主既得了這樣一個別號，自然就繼承善與惡交織的雙重本性。

海市是即為海市蜃樓，我們現在知道海市蜃樓與複雜的氣候、地形、地球物理等諸多元素有關，但親眼能看到的機會也是少之又少。

古代人們不知道科學原理的情況，更認為「海市」是奇觀；「海市」在西方神話中被認為是惡魔所居之地；在中國卻被認為是仙境。

「羅剎」和「海市」對古人來說都是超脫現實生活的概念或想像，但人們對這些概念或想像的使用，卻又回到現實生活之中。

羅剎總是設法攻擊佛陀，但總是被佛陀化解，由此證明佛教不會被邪惡力量所摧毀。

佛教中的很多人物故事來源於印度神話，就像中國道教裡很多人物來源於中國神話故事一樣。

如同蒲松齡在《羅剎海市》文末所說：「彼陵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顯榮富貴，當于蜃樓海市中求之耳！」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854304&fbclid=IwAR1f9tHIBJeeYqcTwple6DADv8SJhcL2IC0E9XO-GgnIw_PZHGPjKu7ornI

从政者理性问政

/ 陈仁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表达了作者“公而忘私”的高尚品质和“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而这理应是每一位从政者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此外，慧眼识人才的他也为国家推荐了狄青、富弼、张载等名将、名臣与大儒，为国家做出贡献。这样的情操放到现代足以令任何一个政客感到汗颜。

我国奉行民主制度，18岁以上的公民都拥有投票权，国内各大政党也都有同等的机会入驻布城成为政府。虽然投票年龄被降低，但是那些大权在握的政党主席或联盟共主依然是已经到了含饴弄孙年龄的一群。将国家比喻为一台机器，若匹配老旧的零件，无论它怎么驱动都无法流畅地运作。

让一群所谓“叱吒政坛多年”的长者长期霸著领导人的位置，带著守旧的思维如何对国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再加上已经丧失了年轻时候力求改变的勇气，最终只会导致国家制度进一步僵化。

此外，比起国家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年龄的限制让他们更在乎眼前短暂的利益。为了选票没人胆敢取消偏颇且有失公允的固打制，也没人坚决出手削减庞大臃肿且已成国库严重累赘的公务员体系。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与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吃亏的是国家未来的新生代。

更甚的是，越来越多的政客随著偏激的种族与宗教主义起舞，无视我国的多元文化肆无忌惮地公然侮辱与抨击他人。在煽动支持者情绪这一方面，他们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但至于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他们反而静若寒蝉。他们忽视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重要性，只知道不断以派钱（甚至鼓吹人民领取养老金）的策略捞取政治资本，养成特定群体饭来伸手的恶习，最终导致恶性循环，增添国库的负担。

从政者理应理性问政，而非被人牵著鼻子走人云亦云，最终在民粹政策上互相较劲互相缠斗，最终只会让体制改革彻底沦为口号。同一时间，从政者无需像个疯子一般三不五时大发厥词或给民众表演荒唐脱序的行径，更为重要的是以在任内的政绩与建树说话。国家领袖显现高素质，其支持者也会不遑多让，这给国家带来的益绝对大于弊！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wenhui/2023/08/13/588115

The Art of Telling Forbidden Stories in China

/ HAN ZHANG

2021年8月的一晚，笔名为“慕容雪村”的中国畅销小说家郝群正在他的一居室公寓里踟蹰不定。他要在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乘飞往伦敦的航班，但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犯了难。虽然他有前往英国的有效旅游签证，但多年来一直在监视他的中国政府可能禁止他出境；曾有其他打算出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边控。整装待发的郝群不知等待他的究竟是流亡生涯，还是白白跑去机场一趟。

当时他的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即将出版，编辑都很担心郝群的安全。这是一部非虚构文集，讲述了武汉新冠疫情暴发之初那些恐怖的、卡夫卡式的故事，密不透风的信息封锁压制了当地居民的声音。华南海鲜市场被认为是疫情的发源地，但政府禁止对那里的日常生活进行报道。2020年4月，郝群来到这个已经关闭的市场，迎接他的是疲惫不堪的保安。为了阻止他拍照，他们把胁迫说成是爱国的职责。“你也知道，美国人正在用尽办法陷害我们的国家，”其中一人说道。“你的照片要是被外国媒体用了就不好了。请你配合一下。”

郝群没有被吓倒。他有着一张国字脸，中等身高，就是最普通中国人的样子。因此不难想象他可以在报道旅程中与各行各业的人轻松交谈，这包括办公室职员、店铺老板、出租车司机和农民工。有些人是记者介绍的，他们报道疫情的时候面临很多限制。这些会面往往持续数小时之久。“当时民众都有强烈的发声意愿，”郝群回忆道。他在采访张展这位公民记者时，从中午一直聊到了黄昏。而在此期间，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正在被监视的可怖疑虑。这种敏感多疑的直觉其实是有原因的。毕竟，国保——也就是中国的秘密警察——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他如影随形。他在武汉选择的采访地点都比较反常：要么在写字楼林立的大街上，这些建筑在疫情期间空无一人；要么就在风很大的长江岸边。

在酒店房间里，他有时会蒙着毯子打电话以确保不被监听。有一晚，他听见门外传来两个男人低声说话的声音，这让他想起了在发布关于武汉的报道后失踪的公民记者。一段久远往事浮现在他的脑海：在五六年前的北京，郝群应邀参加瑞典大使馆的一场庆祝活动。活动前一天，几名国保出现在他家门口。“你不能参加，”其中一人告知郝群，并暗示如果他不服从就会受到人身限制。郝群很不甘心，坚持要去，国保将他奚落了一番。“看看你这副样子，”其中一人说。“你能挨得了几拳？”走廊里的人最终离开了，但郝群却一身冷汗。离开武汉的几天后，他就听说了张展被捕的消息。

《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今年3月由美国New Press出版，它描述了这种国家压制之下的沉默，加之医疗服务不足，如何在危机之中加深了老百姓的绝望。读过这些故事，你不仅能对郝群所写的主题感到共情，也会担心这种毫不退让的清醒可能给他带来的政治麻烦。2021年春天，在郝群将书稿交给他在澳大利亚的出版商Hardie Grant Books后，出于安全考虑，编辑敦促他离开中国。他对此犹豫不决。他愿意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数年牢狱之灾的代价。

编辑们一直在催促，到了仲夏，他决定逃走。他成功登上了飞往伦敦的航班，短暂经停后再前往墨尔本。当他在1月下旬接受我的采访时，似乎对自己的人生际遇多少感到难以置信。流亡澳大利亚与他最初成名时的境况可谓天差地别。世纪之交时，随着中国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互联网的到来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热潮。有了新的创作空间，和郝群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在探索中国文学文化的边界，他们笔下的故事描绘了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和暴发户的富裕生活，同时揭露出日益物质化的世界观在他们的国家所引发的道德沦丧。这些作家会尝试创作一些司空见惯但在纸上却是禁忌的题材，如腐败、性欲和多变的性别身份，他们经常以反省的方式来挑战传统的叙事。

中国有句成语叫“覆水难收”。这一时期打开了创作的闸门，永远改变了当代中国文学文化。政府曾经要审查一切作品是否符合国家价值观，但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思想的市场，作家靠自己就能吸引到广大读者。但在当今中国，作家想要自我表达，就得承受新的政治压力，并在国家监控系统的严密监视下进行创作。这就好比是一场极度危险的打地鼠游戏，作家、编辑和网络出版商绞尽脑汁与中共的机构进行周旋，利用手上的一切机会和资源来记录他们所看到的生活。

1978年，随着中国走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数十年的孤立状态，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既是对外国企业的示好，也是对国内管制的一种放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开放”成了一个政治热词。2001年，这种思潮结出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果实：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将这位老人的愿景运用到了文化工作中，在2002年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称，文化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政府很快就出台了政策，比如为从国有繁冗机构转型为市场驱动型企业的公司降税，让创意产业得以产出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作品。

大方向上的开放与互联网的普及不期而遇，因为新生事物的缘故，互联网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过时的印刷时代的审查制度。在新千年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封禁无数外国网站的基础设施防火墙尚不存在。中国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访问Facebook、维基百科和谷歌，而国家也尚未建立一个强大的机制来追踪敏感词，遏制棘手信息的传播。到第一个十年结束，学者和作家都在类似Twitter的平台微博上讨论公共事务。而其他平台也围绕各种小众爱好出现了充满活力的社群。笔名“小引”的诗人还记得当年那些新生的诗歌网站是多么混乱而有趣的地方。在“诗生活”这样的网站上，和他一样的诗人每天都在辩论诸如白话诗歌写作的可能性之类的话题。“谁都可以创建自己的公告栏，”他告诉我。“就跟占山为王的土匪似的。”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社群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作机会都是由政府分配的。对一代又一代作家而言，进入国家出资的作协以及党的出版物或国家新闻机构工作，可能多少是他们实现作家生涯的唯一途径。中国一些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如阎连科和莫言，他们以描写青年时代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而闻名——都是在参军期间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但到了2000年代，这种正式的隶属关系已不再是先决条件。只要有电脑、能上网，就可以在文学论坛上分享作品，那里的审查才刚刚露头，不成气候。因为不受编辑和审查者的限制，作家与读者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而读者也无比喜爱作家对他们经历的历史进行耳目一新、不加粉饰的描写。

在电话里向我解释这几代人的不同之处时，以“阿乙”为笔名的著名小说家借用了经典武侠小说中的概念：他告诉我，传统作家居于庙堂，而互联网时代的作家居于江湖。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他们探索与国家价值观不一致的主题和感受。一位笔名“木子美”的散文作者发表性爱日记，详细描述她与摇滚明星和其他公众人物的一夜情和艳遇，从而出名。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世界主义令人激动，那么它在道德上也是模棱两可的。有时，向上流动可能会带来精神上的空虚。

如果没有开放的互联网提供的相对自由，郝群可能永远不会开始写作。在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的法律专业后，2000年，他在一家化妆品公司找到了一份人力资源的工作，搬到南方大都市深圳——邓小平改革的中心地带。当郝群成为作家时，他是一个身无牵挂的人：父母在家乡的农村务农，在他上大学时就已去世。他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在2000年以离婚告终。在浏览一个文学论坛时，他看到了连载小说《我的北京》，作者笔名“醉鱼”。这个故事讲述了一群朋友在快速发展和突然富裕起来的首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激发了郝群的灵感，他想写一个反映自己在中国城市环境中生活的故事。“我们写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自己的焦虑、渴望和无根感，”他告诉我。

很快，他开始写起一部小说，讲述西南城市成都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如何应对办公室政治，并且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怀疑的故事。到2002年4月，他用“慕容雪村”这个新的笔名在几个论坛上发布了一些章节。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这部小说的最终标题是《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它捕捉到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希望和幻想，他们和郝群一样，在普通的环境中长大，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快钱和无意义的性所包围。在当时最大的博客平台之一天涯及其他论坛上，郝群对成都龌龊底层生活的描绘引起了轰动。有一次，一位同事向郝群推荐这部小说，但他并不知道郝群就是慕容雪村。不到两个月，书商和出版商同他接洽，小说于同年12月出版。他享受成功带来的喜悦，经常请朋友们大吃大喝，在他们需要钱时就借给他们。北京被分成六个环带，从市中心向外辐射；一般来说，离市中心越近的社区越繁荣。到2010年，郝群住进了三环的一套顶层公寓。

郝群的小说倾向于探索不完美的主人公、权力的滥用和城市生活的道德腐蚀。在他2008年的畅销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中，叙述者魏达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人脉很广，自信满满地穿梭于赌场和公司的办公室之间。魏达出身普通家庭，但在一个金钱驱动一切、同情心是弱点的世界里，他的生存本能和对势力的渴望压倒了他更好的本性。在一个场景中，魏达酒驾撞倒了一个贫穷的农民；最后，农民被迫向魏达赔偿汽车损坏的费用。从通俗小说作家到大胆的记录者和政府的批评者，郝群的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从一开始，他就完全着迷于人们是如何被生活的环境所腐化，”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次要情节》(The Subplot)一书的作者梅根·沃尔什说。她说，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你会相信人可以在“骇人听闻的不公正循环”中生存并延续下去。

对于郝群和其他新来者，当局主要持怀疑态度。在全国作家协会的会议上，领导人敦促“文学工作者”反对“思想多样化”——那些颠覆权威和父权规范的思想。随后，在一次宣传会议上，成都市委副书记批评郝群的小说损害了城市形象。当地一位更加“正确”的表演艺术家李伯清指责郝群没能呈现出城市的“主流特征”。李伯清在一次采访中说，对他来说，成都是“美丽、善良、宽容的母亲，同时也婀娜多姿”。李对郝群作品中描绘的欲望和贪婪感到厌恶，他坚持认为作家应该把重点放在城市轻松的氛围、著名的锦缎生产历史和美丽的芙蓉花上。

随着郝群的政治觉醒，这种不信任变成了迫害。2011年，郝群得知他的好友、中国古诗文学者冉云飞被逮捕，并被控颠覆罪，因为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进行改革，就有可能发生像北非茉莉花革命那样的动乱。在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微博上，郝群谴责了那次逮捕，称冉云飞是“民族的良心”。冉云飞在同一年被释放，但郝群遭遇的来自国家的压制使他变得激进。“在那之前，我一直享受着畅销书作家的生活，避免惹上麻烦，”他说。“但当他们的手伸向我身边的人时，我不得不站出来。”郝群的写作转向了社会评论，他开始为《纽约时报》国际版撰稿。

后果很快就来了。郝群被禁止发微博，不久之后，他就被列入了黑名单。2014年，他开始收到“喝茶”的邀请——这是警方非正式讯问的俗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大约“喝”了40次“茶”，往往是一个月一次。有时，警官们会像老朋友一样，询问郝群最近在忙什么想什么。他的写作生涯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他再也没能在中国出版过一本书，他靠为电影和电视剧代笔剧本为生。外出吃饭时，他习惯性地要埋单，朋友们劝阻他，坚持说他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离开中国时，他在北京五环外租住单间公寓。他有36位朋友——作家、学者、活动人士和律师——遭到拘留或判刑。夜深人静时，他想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我没有长期的计划，”他说，“因为我觉得自己一只脚已经进了监狱。”

在2013年上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维护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大国的地位。在国内，习近平政府对邓小平改革所促进的那种写作表现出了更少的宽容，并热衷于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创造一种培养民族自豪感的中央集权话语——这是习近平引入国民意识的无处不在的政治模板。2013年春，在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不到两个月后，官方媒体报道了一份党中央文件，指示干部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放在首位，“加强对文化战线宣传工作的管理”，“从源头上切断错误思潮和言论的传播渠道”。这种路线调整无声中承认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引发了关于女权主义、酷儿和公民权利等概念的更多讨论，而这些讨论需要被遏制。

为此，中国政府建立了强大的监督和审查机构。“国保”、地方警察、出版机构和数字监控工具都被运用到一个多方面的行动中，目的是控制“中国故事”。这台机器把互联网从一个实验场所变成了国家权力的大型展览。它通常以“404”错误页面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告知，表明国家认为一篇文章或一段社交媒体内容不适合公众消费。没有人能幸免：2021年，前总理温家宝发表了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写道，“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在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上，用户无法在他们的时间线或私人聊天中分享温家宝的文章。

习近平的做法扼杀了言论自由。根据追踪控制措施来调查世界各地互联网自由的组织“自由之家”的统计，自2011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度下降了40%，在过去的八年里，中国在该组织监测的国家中获得了“压制最严重”的不光彩称号。在出版业，每个一本新书都需要单独审批，这可能会导致一个令人疲惫不堪的过程：如果出版商决定出版一本书，它将由内部编辑审查，然后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交申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决定这个想法是否能够实现。在过去的十年里，被归类为“文学”的新书的出版减少了15%。2013年出版的十部文学作品中有七部是新作。到2021年，再版占出版的一半。

在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文化基础设施支离破碎的环境下，作家必须灵活变通，愿意放弃旧有形式，在不同类型之间灵活转换，才能继续创作出有意义的作品。记者成了连续创业者，他们梦想用新的创作方式来填补他们看到的空白。当一个项目变得不可行，他们就转向另一个项目。

笔名“江雪”的资深记者张文敏在2002年因报道一起民权案件声名大噪，在那起案件中，一对新婚夫妇因在家观看色情影片而引来四名警察上门。张文敏回忆称，当时她的许多同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尽力多发出一点声音。在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后，她于2015年离开了新闻机构，成为一名自媒体作者。留着一头直长发的张文敏衣着简单。她的外表显出一种脆弱的内向，与她文字中对常理毫不动摇的坚持形成鲜明对比。“我就从来没酷过，”她双臂搭在身前，轻声开玩笑道。她说她在微信上写过关于异见人士的报道，这是任何新闻媒体都不会发的内容，因为就像触犯天条一样。新闻活动都不会邀请她参加。她失去了微博和微信帐号，基本没有了存在感。“朋友家人都觉得我走过头了，”张文敏说。她所在的西安市开始封城后，一位朋友拿她自己的微信帐号来发布张文敏的日记。这些文章迅速传播开来，但也招致了攻击。“过去十年不断恶化的媒体环境导致大家颠倒了黑白，”她说。“而当你做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也会显得很不正常。”

其他地方则出现了一种更多属于自下而上的写作社群。由于中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是智能手机用户，参与其中的人都能得到技术的助力，让更多的人得以发表更多样的作品。郝群这一代作家主要由中产和向上流动的阶级构成，而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普及让没有大学文凭的工薪阶层也有了文艺追求。在快手这样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上，工厂工人、按摩技师和卡车司机都开始写诗。2017年，44岁单亲妈妈范雨素的自传体文章《我是范雨素》在微信上爆火，让她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文坛明星。她的文章开篇就扣人心弦：“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而整篇文章讲述了她在农村的青年时代，以及最终被北京一位极为富有的商人聘为育儿师的故事，那个孩子是他的一名情妇所生。她每周有六天时间要将自己的女儿留在家中，去照顾富人的私生子。她开始在闲余时间写作，因为她觉得“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

记者兼编辑杨樱一直在捍卫被忽视的故事以及承载这些故事的平台。尽管反复经历挫折与重生，她还是努力塑造出一段成功的职业生涯：她曾在一家商业周刊担任记者，但由于对传统媒体的愈发不满，她于2014年离开了该杂志。她和其他几名编辑一起创办了广受欢迎的数字媒体《好奇心日报》，报道题材包括“上海骄傲节”、为探索可持续生活方式而在垃圾箱里住了一年的得克萨斯人，以及曾说过创作者应与公权力保持距离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当局两次以“非法组建新闻采编团队”为由要其停更之后，该机构于2019年解散。杨樱还在坚持，随后推出了数字杂志《小鸟》，其中的文学作品触及了新闻无法再探讨的主题。“文学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杨樱对我说。

“人可以在故事里相互交流，”张洁平告诉我，她从记者变成媒体创业者，也是“在场”奖学金的发起人。“他们的喜怒哀乐变得相通。在今天的新闻媒体中，这一点是愈发难以实现了。”随着新闻机构的崩塌，张洁平创办“在场”是为了创造一个社群和阶梯，让有抱负的记者学习如何讲述这样的故事。杨樱和张洁平这样的编辑希望通过将杨樱所谓的“日常混乱”——即被国家认为无益的话题，如正在消失的传统农村，以及灾难后越来越多的焦虑症——正常化，以改善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缺乏。在上海新冠封城期间，《小鸟》推出特刊，收集了令人难以忘却的真实故事，包括一名年轻女子绕过防疫规定，穿越城市去看望病重父亲的故事。很快，当地警察就请杨樱去喝茶了。因为喝茶任务显然太多，他们要求杨樱从该杂志的手机应用程序上删掉整本特刊。杨樱照做了。

由于没有公开发行的渠道，《小鸟》的特刊以PDF形式在朋友间流传。“我不知道它传了多远，”杨樱说。“这有点萨米亚特的感觉，”她说，指的是20世纪在东欧被传阅的地下文学。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在创作时就知道出版的本质是短暂的——网上的文章可能被删除；书籍可能被下架；作家可能进入黑名单；博主可能“被消失”。（小引经常访问的网站“诗生活”于7月13日宣布关闭。“诗生活生于网络，消散于网络，”关站公告中写道。“它是幻城，也是真实之境。”）

但许多人仍在以力所能及的方式继续写作。“要只是为了逃避审查，我们根本不会做这一行，”杨樱说。相反，他们专注于为公共写作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那是一种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东西。“在这里，人们的记忆很短，”她说。“有时候他们是被迫遗忘。而在另一些时候，新事件会在你意识到之前就覆盖了旧事件的记忆。我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学不会忘记就无法继续前行的环境。”她停顿了一会儿，思考着更确切的说法。“文学是帮助人们记住的好办法。”

今年早些时候，张文敏和郝群经共同朋友介绍认识，并在旅途中碰面。张文敏对自己未来的方向思虑不定，郝群和其他海外作家的先例令她既好奇又畏惧。在与其他中国作家的一场晚宴上，她几乎是在拷问自己：“一名作家要如何接受这种流亡的身份？”

在墨尔本，郝群抱着好奇观察他所处的新环境。每一次经历都是探索的机会：在感染新冠病毒并与一名公共卫生官员通过电话后，他获得了免费的治疗药物。“这不是社会主义吗？”他想道。他旁观了一场地方选举，并与外面的民众交谈。“真让人大开眼界，”他说。“这里有代表性工作者的党派。还有倡导动物权利的党派。”

郝群渴望掌握新语言，但对其他流亡作家放弃母语写作的选择感到困惑，比如已故的米兰·昆德拉。写作的行为就是为一个人的经历赋予意义，这与他所说的语言以及这语言中所有的细微曲折和难解意象都密切相关。放弃语言几乎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他给我讲了他最喜欢的成语“黄粱一梦”背后的故事。一个小伙子在客栈老板煮着黄米饭的时候睡着了。在梦中他娶了家境优渥的美丽女子，在朝廷里当了大官，然后又被心怀嫉妒的政敌陷害，侥幸保住了性命。一辈子过完后，他醒了过来。米饭还没有煮熟。现实到底是什么：是平淡无奇的困顿人生，还是被邪恶打断的烈火烹油？

郝群就这样加入了日益壮大的中国流亡活动家和作家群体。“随着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他在加密消息服务Signal上给张展写信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漂流在世界各地。”但私下里，郝群仍在处理过去。自从自我流亡以来，郝群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幸存者内疚。他被捕的朋友人数已上升至41。去年秋天，当数千名公民抗议专制的新冠政策时，郝群强烈地感到错过了机会。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会像离开时那样突然地决定回家。在他早期的文章中，郝群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有些软弱的人。当他在街上遇到肢体冲突时，他往往会躲避目光，以免卷入其中。然而，当智识上起冲突时，情况就不同了。他发现自己在小心谨慎和鲁莽的勇敢之间摇摆不定。他无法忍受政府对中国文学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威权主义控制。“谁给你这样的权利？”他不禁疑惑。

去年，48岁的郝群再次开始写小说。他正在写一部他称之为《无家可归的狗》的新小说。这是一个暂定的书名，灵感来自于一位朋友在被请去喝茶时的经历，当时一位国保官员骂他：“不要自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对我来说，你只是一只无家可归的狗。”从这个角度来看，书名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定义像郝群这样的作家？“我不得不做出很多艰难的选择，但我为自己的生活感到自豪，”郝群说。5月，他在挪威为《武汉》做签售。蒙蒙细雨，他在驶过陌生城市的火车上睡着了，做了一个梦：他又回到了18岁，即将参加高考。他觉得自己毫无准备。醒来时，他感到紧张不安，然后才想起以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已远离家乡。

/ Han Zhang：《纽约客》编辑部记者。她的作品主题为塑造了中国文化和身份的政治和文学叙事。她也为河源出版社的自由编辑，她在该出版社从事将当代中文文学作品介绍给英文读者的工作。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230810/chinese-literature-censorship/

Het Bromvlieg Effect （全世界最有名的蒼蠅）

全世界最有名的蒼蠅，棲息於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男人可能已經遇過它很多次，女人也許從未見過，畢竟它可不會嗡嗡地飛在空中或被大頭針釘在玻璃容器內，而是出現在小便斗裡。沒錯，我們在說尿斗裡畫的蒼蠅，那隻小蒼蠅在一九九○年代初首次現身機場，但這可不是全新的構想。埃文河畔斯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的小便斗早在一八八○年左右就畫上了蜜蜂。而apis（拉丁文中的蜜蜂）一詞念法聽起來就像是英國人到那裡會做的事（發音與尿尿相近，典型的英式幽默）。就連我們的軍隊也在一九五O年代就替小便斗畫上了標靶，史基浦機場那隻小蒼蠅也是一樣的用意：為了讓男人尿得更準，因為一般而言，他們瞄準的功力很差。尤其是剛抵達機場又有時差的男性旅客，害得清潔人員不斷忙著拖地板，不僅導致機場產生額外費用，也讓趕時間卻發現廁所暫停使用的旅客大為光火。這隻蒼蠅給了男士們瞄準的目標，而且確實有效：它使尿液溢出到地磚上（專業術語叫「飛濺」）的狀況減少了大約百分之五十，清潔成本也因此大幅降低。

所以全世界都在仿效這隻蒼蠅，它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模擬瞄準投籃，或是可以跟旁人比準度的遊戲，在冰島發生金融銀行危機後，人們甚至還可以瞄準銀行家的臉。不過除了廁所設施，它在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中名氣更大：行為科學，因為這隻普通的假蒼蠅違背了行為改變的所有傳統「法則」。

打從古希臘羅馬時代起，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想改變某人的行為，就必須提供精挑細選、措辭明確、巧妙建構的資訊與論點（logos邏輯）。你要用能夠感動人的方式包裝這些說法（pathos情感），還得表明自己有資格傳達訊息（ethos人格）。這一切聽起來都很合理，偶爾也真的有用，但情況往往並非如此。無論你再怎麼向人們清楚說明抽菸不健康，不管由哪個明星、科學家或有影響力的人告訴他們，不管廣告再怎麼動人、警世或逗趣，許多吸菸者還是不為所動──沒有什麼比改變行為更難的了。

￭ 秘密操控

行為很難改變，這是個大問題，無論你是否想過，我們都曾經這麼嘗試，通常也未帶有不正當或卑劣的意圖。畢竟，人類是群體動物，我們需要彼此才能做好事情，因此我們要確保同事會相互合作、老百姓會遵守規定、顧客會購買東西，牙醫叫你得使用牙線，收藏家需要你支持慈善事業，DJ希望你在舞池高舉雙手……

人們必須動員彼此，不過你可能會好奇，如果提出論點和資訊都行不通的話該怎麼辦？強迫、威脅？這些方式對軍隊和警方或許有效，但用來賣洗髮精就沒那麼適合了。不然就收買吧，透過禮物、折扣、獎金……這偶爾會成功，可是經常適得其反，害你面臨不利的後果。所以，要怎麼做呢？此時該上場的就是像伊娃這種行為科學家，還有像提姆這樣的活動規劃者了，而他們發現，這隻蠢蒼蠅竟然還真的產生了效應。沒有做出懲罰或獎賞，沒有提供知識或論據，沒有利用感情或承諾，卻得到想要的結果，改變了行為。

你可能很納悶這是怎麼辦到的？廁所裡那隻蒼蠅經常被拿來當成推力（nudge）的典型範例，諾貝爾獎得主理查．塞勒（Richard Thaler）將其定義為：「在環境中的一種輕微改變，能夠使期望行為變得更容易、更有趣或更自然」。

瞄準蒼蠅並非有意識的思維過程所產生的結果，而是看似「自然」發生的，但如果你再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這沒有什麼特別的。其實，你的行為隨時隨地都受到了秘密引導，那些事物往往司空見慣，你甚至根本不會注意。你在店裡總是買某個牌子的商品；你會預定到保證好天氣的地方度假；你會選擇人最多的餐廳；在超市裡，你會先直接把夠多的綠色蔬菜和蕃茄放入購物籃，可是結帳時你又會隨手丟進幾根巧克力棒；為了買最愛品牌的T恤，你很樂意多付點錢；而你在回家途中會走比較遠的路線，確認能累積超過「屬於你的」一萬步……一切看似很普通，然而在這些情況中，某件你可能想都沒想過的事卻影響了你的行為。

我們把這種看似小事卻大幅影響人們行為的現象稱為「蒼蠅效應」。

/ 洪仲请 / 摘自 伊娃.凡登布魯克（Eva Van Den Broek），提姆.登海爾（Tim Den Heijer）《#蒼蠅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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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進退的做人智慧

在人際關係和個人修養方面，很多人都以為「圓融」是和「正直」對立的，其實不是如此。「圓融」是非常不容易達到的境界，而且「圓融」應該是要從「正直」出發。「圓融」要是覆蓋了「正直」，就不能算是圓融，而變成「圓滑」、「鄉愿」了。

人一定要「正」、「方」，才能「圓」。要是連「正」、「方」的基礎都沒有，所講的「圓融」一定會變成「沒有原則」。「沒有原則」的人，多半對於他人有害的。真正的圓融一定先講「正直」，有所為、有所不為，同時又能有一種包容性，即使自己受到些許損害，也能包容；更不會動輒「得理不饒人」，擴大別人的不是，盯著別人的缺點不放。

所以「圓融」就是不去計較「小瑕小疵」。當然，假如是很大的問題，就還是要處理。例如，今天有一個人來找我，他說自己很掙扎，有一件事不曉得該不該做？要是做了，會覺得自己「不慈悲」，不做，又覺得自己會蒙受損失，於是遲遲下不了決斷。我對他說：「阿彌陀佛。我們講慈悲，自己損失一點沒有關係，但要是損失的程度讓自己都不能生存了，還要講慈悲嗎？那是害人，不是真正的慈悲。」

為什麼呢？因為這樣一味地忍讓，只會讓對方得寸進尺。你要是不設法讓他停止，他還會傷害到更多的人。真正的「慈悲」應該是減低別人做壞事的機會，也同時幫助更多的人免於受害。

/ 摘自《是非要溫柔──聖嚴法師的禪式管理學》

歐陽修《朋黨論》冤枉了哪兩個皇帝？

/ 馮天樂

只要對中國文學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歐陽修乃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寫的《朋黨論》更是一篇文采不凡，流傳千古的名篇，收入了《古文觀止》。歐陽修撰《朋黨論》，是為政治鬥爭服務的。當時范仲淹推動慶曆新政，抨擊以宰相呂夷簡為首的保守勢力的施政闕失，遂被加以「越職言事，離間群臣，引用朋黨」之罪，宋代朋黨之爭發端於此。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朋黨」從來都是一個極具殺傷力的罪名。「朋黨」含有結黨營私，黨同伐異之意，故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當時歐陽修在諫院任言官，聲援范仲淹，遂撰《朋黨論》，上奏宋仁宗，反擊保守派的攻訐。此文向宋仁宗進諫，勸「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不過，此文雖然立論精闢，但所舉的例子卻似是而非，並不準確。
立論精闢 例子卻似是而非

《朋黨論》說：「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這是歐陽修所舉的兩個例子，但都是不正確的。

首先，歐陽修將兩件事件發生旳時間弄錯了。黨錮之禍並非漢獻帝所為，而是桓帝、靈帝兩個皇帝聽信宦官集團的誣告，大肆逼害殺戮李膺、郭泰、竇武、陳蕃等名士朝臣，而黨錮之禍在漢獻帝即位就馬上結束了。中平六年（189年）三月靈帝死，九月董卓率軍進入洛陽，專擅朝政，廢少帝立獻帝，「遣使吊祠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後漢書•孝獻紀》）。事隔22年，東漢朝廷才為陳竇諸人平反，此時漢室氣數已盡了，可見黨錮之禍實因桓、靈二帝聽信宦官之言，興起黨獄，逼害清流所致，罪在桓、靈，與獻帝無關。誠如《後漢書》所言：「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橋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朱溫大殺名士 與昭宗毫無關係

至於朱溫大殺名士之事，乃是發生在唐昭宗死後，與昭宗毫無關係。朱溫為什麼要大殺名士呢？原來朱溫手下有個書生叫李振，此人在咸通、乾符年間屢試不第，由於科場失意，遂痛恨門閥。他對朱溫說：「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朱溫笑而從之。天祐二年（905年7月5日），朱溫在滑州白馬驛（今河南省滑縣境）一夕殺盡左僕射裴樞、新除靜海軍節度使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吏部尚書陸扆、工部尚書王溥、守太保致仕趙崇凝、兵部侍郎王贊等「衣冠清流」30餘人，史稱「白馬驛之禍」。

再者，漢獻帝、唐昭宗都是傀儡皇帝，根本無法行使皇權。漢獻帝一生都被權臣挾持，先是董卓、然後是李傕、郭汜，其後被曹操控制在許昌，最終被曹丕逼迫退位，根本就不可能興起黨錮之禍。至於唐昭宗也是自身難保。他在位16年間，一直被藩鎮挾制，玩弄於股掌之上，最後被朱溫害死。當時朱溫正欲揮師討伐李茂貞及其養子李繼徽，深恐昭宗變生肘腋，在他出征時，從後攻擊他，遂不惜弒君，另立幼主。

天祐元年（904年）八月十一日壬寅夜，朱溫派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蔣玄暉弒殺唐昭宗。是夜朱友恭等率兵上百人闖入內門，玄暉每門留卒十人，至東都之椒殿院，斬殺河東夫人裴貞一，昭儀李漸榮在門外道：「院使莫傷官家，寧殺我輩。」昭宗聞訊，身着睡衣繞着殿內的柱子逃命，被龍武衙官史太追上，李漸榮以身體保護天子，一同被殺，只有何皇后求饒得免一死。是年十月，朱全忠返回洛邑，得知昭宗已死，乃佯裝震驚，假惺惺地伏於棺材大哭說：「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並斬殺朱友恭等人。907年，朱溫逼迫唐朝末代皇帝哀帝李柷「禪位」於己，篡唐自立，成為後梁的開國之君。

由此可見，歐陽修指責漢獻帝「禁絕善人為朋」，唐昭宗「誅戮清流之朋」，終致國家衰亡，實屬張冠李戴，將桓、靈二帝興起黨錮之禍的罪惡，安在漢獻帝身上；至於將朱溫殘殺清流的暴行，說成是唐昭宗所為，可謂無中生有，冤枉了這兩個傀儡皇帝，大概歐陽修寫《朋黨論》時沒有查證史料，僅憑記憶信手拈來，遂有此誤。

/ 馮天樂（台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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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緣還是偏見？

/ 果然是大師

茫茫人海中，能夠相遇是一種緣分。有些緣分維持很久，有些卻很短暫；有的緣分淺薄，有的深厚；有的是善緣，有的是孽緣。無論如何，所有緣分終究會有生離死別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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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關係很奇妙，有些人跟你一見如故、一見鍾情，有些則一見如仇，就是看你不順眼；還有另一種人，不管你再怎麼努力、條件再好、再多其他人喜歡你，他依舊討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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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為此感到委屈，納悶自己做錯了什麼。然後有人告訴你，你沒做錯什麼，是他或許誤會了你，或許你長得像某位他很討厭的人，或許他妒忌你擁有他所沒有的，或許他一直憑藉感覺過日子，而你剛好是他感覺不對的人。太多的可能性，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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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這種對人莫名的好惡，在佛教中有可供參考的說法：也許你們前世有過愉快或不愉快的因緣際會。比方說，你可能在前世傷害過他，雖然隔陰之迷使他今生記不起來，但潛藏在心識裡的傷痛，在每次見到你時就發生作用，讓他對你始終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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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宿命通，面對無法解釋的緣分，往往無能為力，就算要道歉也無從啟齒。如果盡了力都無法讓他對你改觀，就盡量迴避他，減少他觸景傷情。當無法迴避時，就調整自己，不與他對立，給他時間消融對你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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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在「果」上費盡心機，不如在「因」上用功，檢視自己是否用同樣模式對待別人。即使別人並未虧待我們，我們是否單憑直覺去厭惡他們？別太相信自己的直覺，因為要了解一個人，需要的是時間，而非先入為主的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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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藉「宿緣」之名合理化自己對人的偏見，前世結的緣都已成為過去，無須背負「宿緣」的包袱繼續輪迴。以基本的尊重對待每個人，才能實踐平等，才可能昇華為真正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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