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走過的阿富汗

中國唐朝貞觀6年（西元632年），玄奘大師西行求法來到中亞一處名「梵衍那」的地方，驚歎其輝煌壯麗的巨大佛像，他在《大唐西域記》寫道：「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鍮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這兩尊大佛，就是2001年被阿富汗塔利班炸毀，迄今已有1500多年歷史的巴米揚大佛。

今日的阿富汗，直到18世紀中葉杜倫尼的阿赫美德‧沙赫王國建立時，才被稱為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意為「阿富汗人的土地」。《法音》雜誌針對阿富汗佛教和巴米揚大佛，專訪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晁華山，就其中亞西亞考古專業提出觀點。

印度求法所經之途

西元400年前後，中國高僧法顯（337-422）赴印度求法時，曾到過阿富汗境內，寫下了「月氏王（即迦膩色迦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供養三寶」的記載。玄奘大師於西元628至629年到此巡禮，曾受到各國國王的熱情歡迎，在此參學期間他還與當地大小乘僧人進行論辯。

《大唐西域記》所記述的巴米揚：「出睹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淳信之心，特甚鄰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城東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此設無遮大會。」文中證實了玄奘大師曾到過巴米揚與摩訶僧祗部學僧阿梨耶馱婆、阿梨耶斯那辯論佛法義理。

阿富汗大佛石窟分布

晁華山指出，阿富汗佛教石窟主要分布在3個地區。其一是賈拉拉巴德附近喀布爾河沿岸的費爾哈納石窟，該石窟的建築中心是山頂的覆鉢塔，洞窟按位置分為3區。東區有一個大僧房窟，僧房窟中心有粗方柱，迴廊3面開設居室，此外有些小窟；中區有一些小長方窟；西區緊靠喀布爾河，有5個大窟，各窟都由前室和主室組成，主室之後有通道將5個窟連接在一起，這3個區域洞窟形制各不相同。

賈拉拉巴德地區的其他石窟還有西端的希亞考山石窟；南部查哈爾巴格高地上的阿拉哈那劄爾石窟；南部哈達地區的幾處石窟；東部地區靠近巴基斯坦的一處石窟群，約有150個佛教石窟。

其二是阿富汗北部海巴克附近的塔夫特魯斯塔石窟，在山頂上有一座覆鉢塔，山下有5個洞窟，其中有佛堂、僧房和用途不明的小窟。海巴克西北大約16公里處還有哈紮爾斯姆石窟群，共有200多個洞窟。此外，就是著名的巴米揚石窟。

從總體看，阿富汗境內的佛教石窟總數大約在千個以上，但絕大多數洞窟形制簡單，洞內空間小，裝修粗糙簡陋，壁畫雖說精美，但數量很少。

巴米揚石窟大佛千年一嘆

巴米揚（Bamiyan）石窟位於阿富汗中部喀布爾西北120公里的興都庫什山河谷中，開鑿在長約1300公尺的斷崖壁面上，大小洞窟總數750個左右，組成了以東西兩端大佛為主體的布局。這裡自古以來就是連接印度、伊朗和中亞的交通要道，因此巴米揚成為當時佛教文化藝術中心之一。

石窟大佛考古研究

從巴米揚石窟東端起，向西300公尺就是被塔利班炸毀的高38公尺的東大佛像。東大佛窟高40公尺，下寬15公尺，窟形被稱為三葉形窟。佛像呈直立姿勢，體態豐滿，頸部粗壯，佛頭略大，身體各部分比例勻稱。大佛兩小腿和腳踝部較粗，跣足立於窟內地坪上，沒有台座。石窟內殘存的壁畫，不僅內容豐富，在藝術風格上也別有特色。壁畫以佛、菩薩像為多，此外還有日、月、天、風神的形象，還有類似西方有翼天使的飛天像。

西大佛窟高58公尺，下寬21公尺，下底進深31.5公尺，頂部進深15公尺，石窟形制為三葉形。佛頭、頸、軀幹和四肢略顯粗壯，佛像臉型方正，頭型渾圓，頸項垂直，略細於頭部，這與東大佛略有不同。然而，與巴基斯坦境內的佛教造像相比，巴米揚大佛顯得粗壯、堅硬，而少了一些優雅與柔和。西大佛有許多裝飾，這現象也反映出佛教造像的審美觀發生了很大變化。

石窟壁畫藝術風格

石窟的壁畫殘存下來的不多，主要是菩提樹下靜坐的佛、菩薩像及伎樂天、供養天女等，壁畫在人物布局、主次關係上都處理的十分協調。例如，穹頂中間是一尊大佛，兩側是千尊佛坐像，其間散布著供養天人和禮佛的國王和王后。大佛與壁畫形成彼此呼應的整體，眾多的佛、菩薩環繞著釋迦牟尼佛，生動展示了佛國世界的莊嚴妙好。

這種壁畫布局幾乎成了巴米揚石窟壁畫的主要風格。大約到了薩珊王朝時期，巴米揚成為一個重要佛教中心，後來又結合印度笈多王朝的藝術成分。巴米揚石窟的藝術特徵就是文化的多元性，由於受薩珊王朝、東羅馬拜占庭美術，以及吐蕃、吐火羅斯坦等文化要素影響，這些文化渾然融合成巴米揚美術之實體。

佛教東傳 阿富汗具關鍵

阿富汗佛教藝術對中國古代西域和中原佛教的影響，晁華山認為最主要的就是犍陀羅藝術。

當時犍陀羅藝術中心在阿富汗東部的哈達，他認為中亞佛教對中國佛教及其藝術的影響大於當時的印度佛教，而學術界對此問題往往認識不足，一說佛教就溯源印度，往往忽略了早期中亞對中國佛教藝術的深遠影響。

從歷史上看，一是在貴霜王朝時完成了佛經從口傳到文字的第四次集結；二是產生了佛像藝術，這在佛教史上是一次重大的轉折。有了佛經文本和佛像崇拜，才真正促成佛教向世界各地的傳播，而佛教藝術的產生，使得抽象的佛教理論走向通俗化和大眾化的道路；三是佛教最初傳入中國，並不是直接來自於印度，而是經由中亞從西域傳來的。

早期佛經翻譯高僧安世高、安玄來自安息國，月氏高僧支讖、支曜、支亮、支謙等都來自中亞的阿富汗境內。早期佛經中不少佛教名詞也不是印度詞彙，而是伊朗語詞匯。例如佛經中「沙門」一詞是吐火羅語，而非古印度梵語。

季羨林在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啟示，但至今人們對這一問題還是不夠重視。此外，中國西域的佛教石窟藝術，以及中原的雲崗、龍門、敦煌、麥積山等石窟的建造，可以說都受到了犍陀羅藝術不同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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