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6 May 2020

我們與惡的距離

若當我們成為事件中的當事人,不論是被害者或加害者,只要加入情緒的拉扯,都會出現盲點。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近來朋友間討論度最高的劇,除強大的演員陣容外,劇情以台灣過去曾發生的兩起重大無差別殺人案為原型改寫,探討事件後續發酵在社會上的種種層面。

這部劇節奏明快,但觀賞時心情卻是沉重的。劇情緊扣被害人、加害者與家屬;律師、媒體與醫生,各個角色的對白情節,因彼此的立場不同,激盪出善與惡間的灰色地帶。究竟何為善惡?很多細節值得深思。

「換位思考」就是英文中常出現的「critical thinking」,並不是因為英文中有一個類似criticize(批評)的字,這件事情就絕對跟批判有關。

事實上,批判性思考是指有能力把事情的本質思考透徹,且非常理性地的去理解人、瞭解事情緣由。

但從劇情中能了解到,若當我們成為事件中的當事人,不論是被害者或加害者,只要加入情緒的拉扯,都會出現盲點,以致無法辨別自己的思考與行為是否確實理性客觀。

以下是我自己看過劇後,認為值得提出來與大家一起思考的部分:

1. 宋喬安內心的兩種聲音

宋喬安身為資深媒體人,同時是電影院槍擊案受害者的家屬,兒子天彥在看電影中身亡,後來在工作中巧遇兇手的妹妹李大芝,一開始雖然欣賞她的理想。

但在發現她是加害者家屬後,無法再一起共事,甚至派自家記者跟拍李大芝一家人,引起一連串的風暴,被李大芝哭著控訴:「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而劇情進入尾聲時,宋喬安對李家人說:「其實我心裡有兩種聲音,一是希望你們家庭永遠活得不快樂,二,其實我知道你們也是受害者。」

這兩種心情,都對,也都不對。一個從受害者本身的視角出發,另一個則是站在中立的角度。

人本身的矛盾,都源於自己內心的聲音太多,而無法從中取得平衡,到底哪一面才是真實的自我?一命抵一命,但殺人犯在交換自己的命之前,他是否也有基本的人權需要被理解?

2. 王赦對事業有理想抱負,卻讓自己的家人擔心受怕?

王赦因自小在育幼院長大,對弱勢族群充滿了同理心,一直想挖掘更多人性與真相的辯護律師,但這群弱勢者在一般人眼中卻是變態、殺人犯與神經病。

他因為身為這群人的辯護律師,而導致有身孕的太太在網路媒體上不斷受到網民的攻擊與不諒解,甚至連岳父母都覺得是他虧待自己的太太,才導致太太早產,自己兒子過世。

於是他試圖改變,只接那些有錢賺的案子,但在太太眼中,他卻失去了追求理想的光芒。

每個人一出生手中握有的籌碼註定不同,因為同情外人,而損害自己家人的人生安危到底對不對?為保護家人安全、經濟收入穩定,卻失去對理想的熱情,每天如行屍走肉般工作,還讓更多受害者再度受傷害,這樣又是正確的嗎?

有人說:平衡點才是人生的致高點,因為平衡點永遠都達不到,我們永遠都在追求它。

3. 應思聰的思覺失調症,是他的錯還是輿論的錯?

劇中應思聰因工作失意、女友輕生,加上從小被媽媽拋棄缺乏愛,雖投靠姐姐,內心卻缺乏安全感。罹患思覺失調症的他,常常聽到腦袋中有一些聲音,但無法辨識到底是誰在跟他說話,所以做出極端的行為。

不管是天生的基因,還是社會附加給他的壓力導致病症加劇,這責任要歸咎於誰?生病有沒有罪?如果有,那癌症或長期慢性病的病患是否也需被隔離處罰?還是只有精神疾病患者犯的錯才是錯?若輿論帶給精神疾病患者無形的傷害,發話者是不是也需要受刑?

人世間太多事情沒有絕對的是跟非,而是每個人立場跟角度都不同。世界上真的存在完全理性與永遠能保持中立的人嗎?

我們必須承認,「人」的能力真的很有限,我們不是神。事情都不複雜,其實最複雜的是人,因為人是感性,有思緒的動物。

我們身上所有的刻板印象、所有標籤有沒有其他詮釋的角度?其實透過《惡》劇,我們也看到了,都有!

我們與惡的距離》除了對社會大眾進行一場集體的心理治療,同時也試圖刺激觀眾的思考-----

有時我們在追求自己認為的正義時,是否傷害到別人?

除了觀看媒體的報導跟著評斷之外,我們有沒有收集資訊、查證,並且整合的能力?

我們有沒有站在所有當事人的角度去思考的能力?

除了以收視率支持《惡》劇之外,我想這是導演、編劇與製作團隊想要點醒社會大眾、帶給大家不同啟發的地方。

12 個關於劇情的英文單字: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考;換位思考
●Stereotyping 標籤
●Observation 觀察力
●Emotional 情緒化
●Rational 理性的
●Bias 偏見
●Judgmental 批判的
●dealistic 理想主義的
●Trauma 創傷
●Victim 被害者
●Penetrator 加害者
●Death penalty 死刑

Madeleine/說世界的語言,圓自己的夢想

紐約出生,高中回台,臺大畢業。17歲開始從事成人教育。發現國際化是台灣人的渴望,邊緣化是台灣的人隱憂,成立「以熙國際」教育機構,以英語表達力為主,配上不同專業訓練,助台灣人站上國際舞台。 身為華裔台灣人,從事服務中,體悟中西文化衝,了解女性因環境以及社會框架受到的限制。在教育服務之餘,不斷分享自己理念,用自身經歷啓發更多亞洲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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