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一現象，傳統的解釋是：美國的財富、龐大的人口、充足的研究資金、廣泛的私人慈善活動、吸引全世界學者的能力。但這些解釋還不夠。儘管美國擁有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其GDP只佔全球總量的四分之一，人口更是只佔全世界的二十分之一。對研究的支持也不是只有美國在做。
像法國、德國、日本甚至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也應該出現在全球大學排行榜的前段班。然而這些國家充其量只是個別大學能夠勉強上榜。
事實上，這些國家缺乏最關鍵的那塊拼圖：美國對高等教育的創新治理機制。
哈佛大學是1636年由麻薩諸塞灣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當局建立的公共機構。它對麻州的價值，可以從美國獨立後1780年起草的州憲法中一窺端倪。這部憲法有專門的條款規定哈佛大學的功能和邊界。
當校友主宰麻州立法機構時，哈佛獲得了支持和照顧。但是，在19世紀40年代，由愛爾蘭土豆飢荒導致的大量移民，改變了麻州的人口結構，民粹主義者控制了立法機構。
哈佛幾乎是立刻受到口誅筆伐，人們認為它太過精英主義、太排外、太昂貴。甚至哈佛大學的課程也受到挑戰。在此後20年中，麻州以拒絕出資和阻撓教授任命等方式，不斷影響哈佛大學的運作。這類行為的高峰在1862年，立法機構駁回了哈佛的校長任命議案。
哈佛大學對此的反應是，要求被置於「常規政治衝突和變化之外」，交給「真心真意心繫教育的校友手中」。1865年4月29日，這一方案勉強獲得了麻州法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Court，該州兩大立法機構之一）的批准，其中努力不懈的遊說活動，以及哈佛校友在南北戰爭中的傑出貢獻所贏得的聲望居功厥偉。至此以後，哈佛董事會就一直由校友控制。
受哈佛成功的啟發，其他大學——從耶魯大學和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開始——也採取了類似行動。這被長期擔任哈佛校長的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稱為「正宗美國做法」，不但成為私立大學的標準模式，也為密歇根大學、普渡大學等院校所效仿，甚至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和杜克大學也採取了這一做法。
如今，在位居廣受關注的《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大學排名20強的大學中，有19所是由校友控制的（以校董事會人數超過半數為標準）。唯一例外的是加州理工學院，其校友佔董事會的40％。在前五名大學中，三所（哈佛、耶魯和哥倫比亞）完全由校友管理，其餘兩所（普林斯頓和史丹福）校友掌握著90％的控制權。即使是在普渡（90％）和密歇根（63％）這樣的公立大學，也是校友占主導地位。平均而言，美國前100名大學（包括公立和私立）校董事會的校友代表比例為63％。
總體而言，校友在校董事會優勢越大，學校排名越靠前，區分度越高，捐贈基金規模也越大。畢竟，沒有哪個群體能夠像校友那樣關心學校的地位，母校排名的起落決定了校友社會地位的沉浮。
事實上，校友最有動力慷慨解囊資助母校，也最有動力更好地管理母校。他們熟悉母校，因此也最適合擔任母校領導人。通過校友網絡，董事會成員能夠迅速收集信息，即時作出反應。
所有偉大的大學都是非營利組織，以提供高等教育為創建目的，能使全社會都受益。但美國大學創造了一條新路。在歐洲，非營利的大學融入了競爭的益處。沒什麼報酬可以拿，並不會削弱校友主導的董事會藉著聘任傑出教員、錄取傑出學生、爭奪體育和藝術榮譽等方式競爭社會地位的動力。
藉著校友向非盈利機構注入競爭，是正宗美國做法的例子。希望與美國大學一爭高下的國家應該借鑒一下。
撰文者：梅塔
沙輪達拉·拉伊·梅塔是艾哈邁達巴德印度管理學院訪問教授，杜克大學杜克公司教育中心學術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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