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沛理
「一九一零年十二月左右，人性起了變化」（On or about December 1911 human character changed）。這是英國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 常被引用的一句話，所指的是藝術和文學的現代主義（Modernism）如何改變人類對自己的理解和世界的認知。
如果說二零二零年上旬，人性也起了變化，那是因為新型肺炎不僅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也讓他們對身處的社會多了一層前所未有的認識。問題是當制度和現實展現它們的真面目，我們是否願意面對。在契訶夫（Anton Chekhov）的《櫻桃園》（The Cherry Orchard），女主角為逃避俄國大革命帶來的巨變逃到巴黎，在當地用醉生夢死的生活拒絕面對丈夫和兒子離世以及家道中落的事實。朋友勸她面對現實，她反問「什麼現實」（what truth）。
「What truth」是一種我們在疫情下不得不審視和反思的生活態度。去年底，哈佛大學教授萊伯（Jill Lepore）用八百頁的篇幅，寫下美國建立奴隸制度與屠殺原住民的血淋淋的立國過程。書名是擲地有聲的兩個字「These Truths」（這些事實），也是對「What truth」作為生活態度的最有力回應。
以美國和香港為例，表面上繁榮富庶，但原來那麼多人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經濟的正常運作停頓一兩個月，就會讓他們陷入困境，像正在撞向冰山的船隻要發出求救信號。即使是所謂中產階級，也只是靠一種「虛假的安全感」（false sense of security）不知不覺地生存下去。這種安全感紮根於浮沙幻影，其實是用來告訴別人和強迫自己相信的「救命的謊言」（saving lie）。
新型肺炎病毒出現之前，世界似乎已被社交媒體聯繫起來。到今天我們恍然大悟，原來人與人之間的真正聯繫必須有身體的接觸，至少要有眼神的交流，才算是「貨真價實」（authentic）。人與人的交往是「全接觸的運動」(full-contact sport)，而不是放在社交媒體上用來炫耀或讓人評頭品足的「觀賞性項目」（spectator sport）。自我隔離的生活難受，多了時間上社交媒體也無濟於事，我們渴望卻沒法與人親近的「肌膚之餓」（skin hunger）不會因此得到緩解。
的確，一個人的表情、笑容、聲音和有形的存在（physical presence）不可替代，一如那份來自身體接觸的親密總是無價的。這是現代人遺忘了的常識。一百五十年前電話面世，它帶來的震撼和革命性改變不下於今日的智能手機、社交媒體和互聯網通訊。發明電話機的是有「最偉大的加拿大人」之稱的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他用第一台可用的電話機所說的第一句話，是對他的助手華生說：「過來吧，我想見你」（Come over, I want to see you）。
這既是溫馨提示，也是當頭棒喝——電子通訊不管多麼發達，也永遠取代不了人與人的直接會面、接觸和交往。「I want to see you」是最原始也是最人性的渴望，現代人情願上網也不想見人是捨本逐末，我們選擇用「表情符號」（emoji）來溝通更是一種人格發展和表達能力的退化。
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Isiah Berlin）認為，與民族主義相對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令「我們最人性的一面層層剝落」（the shedding of all that makes us most human）。智能電話、社交媒體和通訊軟件是否也令「我們最人性的一面層層剝落」，值得深思。
/ 區家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