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不是愛己，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像愛書、愛藝術和愛美食一樣，是「需要培養的嚐好」（acquired taste）。這樣說也許政治不正確，卻是事實。我們不應只談愛國而不談愛國之道。愛國之道遠遠超過一般人理解的所謂愛國教育。法國前總統戴高樂說，政治太重要，不只是政客的事情（Politics is too serious a matter to be left to the politicians）。同樣道理，愛國主義太重要，不只是教育工作者的事情（Patriotism is too serious a matter to be left to the educators）。
有謂最能證明愛存在的是信任（The best proof of love is trust）。果真如此，「持卡愛國者」（card-carrying patriots，指能夠隨時證明其愛國者身份的人士）的首要條件是對國家信任。「不要問，只要信」是愛國者的座右銘，可是，信任是要贏取和獲得的（Trust must be earned），它往往取決於某些條件。我們信任某人，因為某人值得信任。六十年前，美國總統甘迺迪在就職演說的當頭棒喝——「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麼」（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也可以被扭轉過來，做人民用來鞭策國家的當頭棒喝——「不要問你對我有多信任，問自己是否值得信任」。
何謂愛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是眾所周知的「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ist），他所指的愛國者，一如納粹德國領袖希特勒口中的愛國者，其實是民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極端愛國主義（jingoism）不只視自己固有、與生俱來的優越性（inherent superiority）為理所當然，並且視其他民族的劣等性和下等性為與生俱來和無法改變（inherent inferiority）。
耶魯大學政治系教授史密斯（Steven B. Smith）在新書《在極端的年代重奪愛國主義》（Reclaiming Patriotism in an Age of Extremes）指出，美國人的愛國主義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但整體而言是是經大腦、講理智的。比方說，美國人是「以文為本」的民族（a people of texts）。《美國憲法》、《獨立宣言》、林肯的《蓋茲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獄中書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等關鍵文本塑造了美國人的自我形象，並為他們建立了一套「共同的價值觀」（shared values）。
美國人也是一個會「跟自己說故事」的民族（a people that tells themselves stories）。他們告訴自己，美國人與眾不同（所謂「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南征北討、攻城掠地是他們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
在他們眼中，美國不只是一塊土地，還是一個要完成的任務（not just a land but also a project）。他們常常掛在嘴邊的民主、人人平等、包容、開放、白手興家和美國夢，已嵌入美國人的文化身份和自我形象。久而久之，世人也帶著這樣的「有色眼鏡」看美國，忘記了這些概念、想像和描述的虛構和欺騙性本質（fictional and deceptive nature）。
生前任教麻省理工學院的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Pye）說過，中國是文明社會多於民族國家（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的確，中國的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非年輕的美國可比；但今日的中國稱得上是「以文為本」的民族嗎？《論語》、《道德經》以至《三民主義》、《共產黨宣言》如何塑造中國人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想像？我們懂得跟自己說故事嗎？我們給自己說的故事能打動人心嗎？
香港在回歸前曾被殖民統治一百五十五年，要他們「忽然愛國」是強人所難。這是推行「愛國者治港」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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